方舟评论

□本报评论员戴志勇

每天买菜的主妇或主男,正感觉钱包越来越瘪,因为菜、蛋、油、蒜、糖等各种农副产品都在涨价。11月9日,发改委主任张平预计,今年的物价指数将超过3%。凭生活经验可知,权重占CPI指数30%左右的食品价格,远不止涨3%。一线城市四口之家,如果去年每月用在吃上的费用是1500元,现在要维持同样水平,要2000甚至2500元。

其实,农副产品涨价未必一定不好,农民是最该增加收入的群体。但央行前三季度超发近43万亿货币,及美联储11月3日出台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通胀压力不减反增———随着生产成本水涨船高,这已涨和将涨的价格中,有多少钱能落入农民袋中?

更重要的是,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农民,很多都面临被“占补平衡”、强行低价“收回”房子和土地的命运。土地权利残缺且脆弱的农民,正经受新一轮数额巨大的“土地剪刀差”。若不给农民土地确权、政治赋权,几亿人的钱包,或将经受无可挽回的最后剥夺。

生活成本涨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涨了吗?且不说通胀给企业造成了各种额外成本与市场不确定,即便利润增加,工人们靠什么分享那些增加的利润?恐怕,也只有给工人赋权,让工人自我组织,才能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真正落地生根。

对白领来说,钱变“薄”了,等价于实际工资降低。政府是不是应减税?很可惜,关于个税起征点调高,财政部最新的报告说,还要做更多调研。企业减税同样不见踪迹。相反,以环保、房地产调控和经济转型之名,车船税、房产税与资源税等正排队上涨或等着开征。一缓一急,公民“权利无限小,义务无限大”的窘境,显露无遗。

惟一的好消息,是部分国企上缴的红利增加了5%。这少得可怜的红利,会用来充实社保、用来减税,还是会用来增加教育经费?理论上作为国企所有者的老百姓,目前也没有发言权。

于是,我们看到了三条刺眼的曲线。一条曲线,是政府这二十年来的财政收入,每年平均以20%以上的水平上升。于是,国人“拥有”了一个富裕且昂贵的政府；另一条曲线,是企业的储蓄也在年年上升；国民收入中,什么在下降?劳动收入———几年时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相应地,从1980年到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5%上升到47%左右；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则由49%下降至37%,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垫底。

两增一减,再鲜明不过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权力与资本占了国民收入的绝对大头,他们是国民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者；而劳动者正相对变得越来越贫穷,他们只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现有格局下,百姓想让钱包鼓一点,也并非完全无望。但要有做钉子户的勇气,即足够强悍,强悍到可以靠一己之力,去跟权力与资本博弈。显然,这种博弈往往是惨烈的,于官于民,对资方对劳方,皆非长远之计。

更好的方式,是让公民权利尽快一一落地。在正常的博弈机制下,一场劳资谈判,大致可增加工人20%的工资；一块土地的市价,或可抵农民10年乃至20年的务农收入；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一旦得以实现,整体税负的减轻与基本福利的增加,必将渐成现实。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口中的“全世界最贵政府”,才有望真正改变。

在非法治环境下,权力可以变钱；在宪政条件下,权利却会非常值钱。对当下的分配格局来说,公民权利每增加一分,百姓钱包就将鼓胀

一寸,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希望,就会增加一点。有了钱,病人谁愿硬扛?哪个父母不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13亿人的有效消费,无疑会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市场。此等好事,利国利民。何不尽快做去?对此,社会要努力,政府当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