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立志

有两头失去控制的“巨兽”,日甚一日,变本加厉,不断制造着吞噬生灵、撕裂社会、危害和谐的新闻,那就是权力与资本。而权力制衡正是清除社会领域“丛林法则”的决定性措施。

如果说由于动物的无节制繁衍,侵占了人类的领地,如《西游记》里的狮驼国,以致社会变成了“丛林”,这属于小说的话；那么,由于人类大规模砍伐森林,导致动物失去家园,如西双版纳的野象群,从而丛林变成社会,则是完全可能的。

丛林变成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于人类的影响是渐进的,似乎威胁并不急迫。如果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被引进社会,人们不仅将失去免于匮乏的自由,也将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就像一头猛兽挣脱锁链,扑向人群熙攘的街市,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常识出发,人们只有将猛兽关进笼子,限制其活动,方能兴利除弊。然而,如今在许多地方,有两头失去控制的“巨兽”,日甚一日,变本加厉,不断制造着吞噬生灵、撕裂社会、危害和谐的新闻,那就是权力与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也是一种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湖南:行政权力“作茧自缚”》的探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才值得期许。

将权力赋予“兽性”,并不是笔者的生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人治现象时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此,“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权力的海洛因效应,使得古今中外不少仁人志士认识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而权力制衡正是清除社会领域“丛林法则”的决定性措施。权力制衡的思想,既不姓“资”,也不姓“西”,我国盛唐时期曾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元朝政权则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重视权力制衡。元世祖忽必烈对臣下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谈到权力制衡,不能不提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许良英先生指出,阿克顿的原文其实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权力本身就会腐败,翻译时塞进“导致”或“使人”两个“动词”,无异画蛇添足。

在我国,对于权力的“兽性”发作,其实有着许多预制的“笼子”,那就是监督制约机制。然而,这样的“笼子”和机制,大多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民间谚语曰:“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即为明证。正因制约机制的无力与缺位,“丛林法则”似乎居于主导地位,权力的骄横与资本的贪婪粉墨登场。在利益的链条上,权力与资本的联合体,如同一辆失去制动的铲车,呼啸着、狂奔着,扑向城市、扑向农村,所过之处,瓦砾遍地,火光冲天,鲜血淋漓,顷刻之间,居民倾家荡产,百姓命丧黄泉,政府道义尽失,社会公平荡然。权力强拆,成都唐福珍葬身火海；权力逼奸,凤凰少女跳楼自尽；权力冷血,河南张海涛开胸验肺。权力对公众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权力对媒体说,“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权力对商家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在资本的淫威之下,十几名年轻的生命在富士康跳楼殒命,每年上千名矿工葬身矿井,几十万幼童被灌下三聚氰胺。“丛林法则”之下,“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被置之脑后。

权力的傲慢与骄横,权力的腐败与贪婪,一旦到了临界点,极易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极易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灾难。最为明智、最为稳妥的选择,就是通过人民授予权力,通过法治限制权力,通过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权利监督权力,促使权力真正运行到“为民所用”的健康轨道上来。唯愿湖南省限制行政权力这样的尝试与探索不再是个案,并应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毕竟不能成为丛林。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

作者：朱迅垚

所有人都知道,通胀就是并且只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货币现象的成因却来自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各种经济力量的合力形成的,也是一个个阶段的经济决策形成的。

现在,谁都说货币超发,但为什么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没有人说?2008年到2009年初,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引来一片叫好,那时候某些政府人士包括官方舆论都自信到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能拯救世界经济,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焦头烂额地应对当初滥发货币留下的通胀局面?同样,那时候有些人抨击主流经济学家无能为力,为什么现在又开始重新求诸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我们似乎做任何事情都容易走极端的路子,要么就把市场化推到极端不考虑实际国情,要么就完全倒退。实际上,如果政策能够稳定一点,即便有时偏右、有时偏左,也能相对平衡一些。

以货币超发来说,占大头的是大量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既然人民币长期被低估,为何一直无法实现汇率国际化呢?既然汇率政策似乎是国内货币过多的真正导火索,而经济学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呼吁进行汇率改革,为什么改革一直无法推动呢?这是因为几乎每一次都是经济风险的借口,似乎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拖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是短期性的一个明证。

从国内来说,一直在强调内需,但拉动内需似乎口头喊得多。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看上去是为了增加内需,但根本上是为了缓解外贸环境的压力,等到外贸环境一有好转,又无人再提内需了。我们知道,这一轮通货膨胀实际上早在2007年末就来了,金融危机推迟了它的到来。这两年,国内房市、股市的曲线和国内CPI的曲线保持着高度一致。2007年末的调控就是今天调控的缩影。如果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与3年前相比没有实质性变化的话,无法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因为不会再有第二个金融危机,现在国际整体货币环境宽松,尤其美国近期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当前控制通胀形势的严峻性。

短期性还包括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纵容,甚至包括我们对某些国有企业的纵容,因为我们不断用宽松的货币稀释国民的财富为亏损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连续亏损的中铝仍然可以不断吞并新的企业,而几大央企寡头在国内寡头只会吃不会吐,在海外市场却不断亏损。国内小企业这两年的发展环境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加恶化了。这一切,都是来自经济政策的短期性。所谓的短期性和功利性,实际上就是经济政策受制于各种利益团体的牵制,无法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为制定的根本目的。通货膨胀虽然只是货币现象,但是当前的通货膨胀却是长期以来经济政策短视产生的累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