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河南义马市进行了信访部门的扩权改革：将党委的群众工作部与政府系统的信访局合署办公（《新京报》11月27日）。从一些个案看，信访局扩权，的确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比如，小区长期用不上自来水，身兼副市长的信访局长一声令下就解决了。但这种制度创新却引来争议。

　　信访扩权，是治标，还是治本，是服从国家法治化的愿景，还是及时解决当下矛盾？这个问题应被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中考量。

　　有学者将现代化的过程，称为“恶魔推碾”，底层民众“两头受苦”：旧时代那些人情化的、便利的、家长制的矛盾解决已经渐行渐远；但，现代法治框架下政府内部的条块分割、监督制衡、严格程序，还没有给公众带来“现代化的正义”，却先带来了司法维权的高成本、行政程序的烦琐。信访，自然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的特有制度。

　　义马在信访系统中设巡回法庭的创新，就很有代表性。信访局隶属于政府系统，不能受理案件。但事实上，很多访民就是要解决民事案件。访民“信访不信法”的很大原因是，法律途径门槛高、耗时费力。于是，义马法院在群工部设立巡回法庭；司法局每天派律师值班，免费代写诉状；法院审理注重调解。

　　这样的机制创新，也正好凸显了现行的信访制度的不足：它既无直接为访民解决问题的权力；但又是公民申诉维权的核心手段，被寄予厚望。在信访制度在一些地方被异化，“降低上访率”成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权利本位的信访，被扭曲成为拘禁访民，办学习班、送精神病院的背景下，义马对于信访制度的改进，确有其现实意义。比如，过去很多民众对公安有意见，动辄去公安部、省公安厅上访，现在可以由义马市直接交办。信访局也从下情上达的内部信息平台，变成便利民众、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平台。

　　不过，义马信访系统扩权，提升了权力规格，甚至引进了司法权，形成一个“大政府”格局，虽能帮助解决访民的现实问题，却有违法治愿景下的分权、制衡的制度。

　　因此，信访扩权只能是权宜之计。信访制度如何改进，达到治本之效，还需在法治框架作进一步探索。

　　□沈彬（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