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石扇、石坑两镇党委相继举行了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在经过差额筛选、评议推荐和直选之后，最终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当选者。结果，县委组织部所推荐的两名人选全部落选。由于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在广东尚属首次，当地很多党员的反应是，“第一次听说镇党委书记由我们自己选，简直是晴天霹雳！”

　　普通党员以“晴天霹雳”来形容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心情，看起来在遣词炼字上略有偏差，却足见党内直选对于基层政治参与者的内心震动。据报道，这两个镇都有近百人特意从外地回乡投票，不少上了年纪的老党员或拄着拐杖、或由亲人搀扶，投出他们有生以来的直选第一票。而两镇公推直选的结果是组织部门的推荐人选双双落选，以至于有评论说，党内直选是组织部革了自己的命。

　　至少从目前来看，说直选要革组织部自己的命，还是有些言过其实。但党内直选让基层党员分享了原来由组织部门，或者说由上一级决策领导专有的权力，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此，公推直选与传统选拔任用方式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如何能够转化成一种积极正面的力量，而不至于成为进一步探索民主的暗中阻力，将是党内直选走向形式主义还是实质改革的关键。

　　就此而言，考察基层直选镇委书记这样的民主探索是否有生命力，不仅仅要看其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还要看这种尝试是否能见容于体制内既有的用人选拔模式。如果这两者不能兼容，甚至在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流于形式就恐怕难以避免。因此，对梅县两位直选上任的镇委书记而言，如何做到选得上、干得好、留得住，如何处理直选官员与委任官员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取决于党内民主改革预留的空间大小。

　　从全国范围内看，此次梅县公推直选镇委书记并非首次。早在2003年，四川成都就开展了此类尝试，时任新都区木兰镇长的刘刚毅以480票当选全国首位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此后，广西贺州、湖北麻城、山东乳城、江西南昌、浙江宁波等地都纷纷启动基层公推直选，被称为基层党内民主变革的亮点。由局部试点到整体推广、由基层试验而层层递进，这种源起于经济改革的渐进模式，能否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民主转型而免于被遏止的命运，仍是有待观察的命题。

　　虽然中国的民主转型仍未展示明晰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但民主政治作为转型目标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有争议。基层党内直选的广泛试点，印证了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的大体思路。目前看来，这种尝试还可以更多更快一些。与此同时，应该提防对民主转型的过度紧张容易造成某种心理阻碍，这也是基层党员“晴天霹雳”的一种背景来源。这其中，又以人口素质论有碍民主转型最为常见。但事实上，党内直选所选择的基层试点，都不是所谓人口素质最高的地区，可见人口素质论对民主转型的权重并非首要。利益调整难度相对较小，才是这些基层试点的共同特征。

　　梅县两镇公推直选，基层党员积极响应。有村支书表示，谁讲得实在，我就将选票投给谁。直选因此成为组织目标与基层民生的最佳黏合剂，选举议题被直接引向许多基层民生领域，比如梅县两镇的镇委书记竞选演说，谈的多是乡村垃圾清运、卫生整治、道路硬化等公共服务议题。这种与基层利益直接挂钩的选举，不再只是空洞的政治形式，而成为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选择。就此而言，民主其实就是要创造一种机制，来呈现公众所选择的最佳利益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直选或可视为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探路之先声。

　　天津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刑20年(11月28日《华西都市报》)。

　　“官员互掐”双双落马，这已经不是第一例，但“互掐式反腐”让我们对当前的腐败情况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是腐败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虽然官方在形容腐败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是“一小部分”，但“掐谁谁有事”证明，坊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传言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江西国土厅几名厅长明争暗斗，厅长办公室竟然被副厅长安装窃听设备，厅长一怒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一下子就有三名副厅长落马。在随后掀起的江西国土系统反腐风暴中，一年内就有13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如果没有官员间的内讧，恐怕这些腐败分子都在台上大作廉政报告。“没有真正的清官，只有还没有查出来的贪官”，这句话用在某些部门身上再合适不过。

　　二是当前的反腐机制乏力。官员的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经常有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尽人皆知，却唯独当地的纪委不知道这样的怪事。就连落马的贪官都说，纪委对自己管得太松。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受审时，就曾抱怨“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这番言论虽有强词夺理、为自己开脱之嫌，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关部门的监督的确有些形同虚设。

　　办理天津地铁公司腐败案的检察官说：“王、高二人热衷窝里斗，且同时深陷腐败泥潭，落马是早晚的事”。这句话很容易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如果两个人不是“窝里斗”，而是在腐败的道路上“团结合作”，甚至建立攻守同盟，他们还会暴露吗？我们的检察机关不能指望“落马是早晚的事”，而应该做到“伸手必被捉”，尽早发现贪官的贪腐行为。只等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腐败分子长时间为非作歹，即使最终落马，也早就失去了民心。

　　□刘昌海

文/刘洪波

　　天津地铁公司，党政“一把手”互相检举，双双落马。

　　总经理高怀志，是因为被书记王春清检举，“双规”期间反过来检举了书记。王书记检举高总经理的原因却相当怪异。

　　报道说，一名行贿人先行贿王书记，帮忙揽工程，后来行贿人打着书记旗号公开要工程，惹王不快，这个人又行贿高总经理，大得其利，还在王书记面前得意，书记就喝酒骂这个奸商，总经理又公开回敬瞧不起书记，于是书记就检举了总经理。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说“又是一个”，是因为党政一把手相互举报，双双塌台，是早已有之。这个教训的特殊之处，站在腐败官员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很不凑巧使然。

　　不凑巧的地方，一是地铁工程毕竟有限，行贿人没有错开；二是不错开也罢，行贿人里面还有一个愚蠢分子，行贿了书记得利嫌不够，再来行贿总经理得大利，成功后还要在书记面前洋洋得意，这不是“明智”的行贿人所干的事情。

　　当然，书记也有值得总结之处。心里很不忿，忍忍也是可以的，一举报，总经理落了马，自己也下了台，“损人不利己”嘛，可见冷静、淡定，实在是很重要。不过总经理的欺负可忍，行贿人的得意不可忍，人活一口气，脑门热了，只要鱼死，网破暂时顾不了的。

　　有人评论此事，说“反腐不能总寄希望于贪官内讧”。还有小偷立功，情妇吵闹，夫人发火，贪官偷跑……，哪里只指望贪官内讧了？

　　归拢言之，反腐除了贪官跑掉，而又劝说不归，靠的是举报。你发现腐败了，要给纪委举报，纪委来查，查实腐败了，公布出来，上报纸上电视。没有查的，就都在台上讲话发指示，带领大家搞建设谋发展。很多时候，一个官员刚才还在讲话发指示，突然就被带走谈话，“双规”了，一段时间后移交司法了，起诉审判坐监了。这很好，贪官都是措手不及。但也不好，大家也措手不及，你都不知道台上讲话发指示的人到底是不是贪官。外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一个官涉嫌腐败，打头就到了报纸上电视上，有人报料，报纸就登，穷追不舍，议会要听证，司法会调查，总之是全过程都在大家眼皮下面，似乎也没听说贪官可以“有所准备”，所以藏得住。

　　权力要约束，这是公理。但怎样算约束，大概也是各异。例如党政各有一把手，似乎也是约束办法。集中决策，实际却还是书记说了算，山西翼城县的贪官武保安就感慨过“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的滋味和收益，这是一把手与一把手的区别。另外，两个一把手之间，关系微妙，这可以说是现象，更可以说是规律，你好我也好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不能说太多。你好我也好，还有一起发财的。你不好我也不让你好，这更常见，相互举报是极端情况，较多的是面和心不和，斗气暗战。像王春清和高怀志这样，两个一把手，都在当官发财，相互之间大概也是约束了的，至少不能你发财不顾我发财，你得意不能让我太憋气。

　　一般而言，我们总听到一种提倡，班子要团结，主要指的就是两个一把手要好好共事，说别的人意义不大，权级隔得远，两个一把手才有力量掰手腕。不过，如果他们不掰手腕了，一起来做事还好，沆瀣一气岂不也有违相互约束的意愿？班子要团结，但里面又有班长，一般所指是书记，像地铁公司这样的地方，班长大概是总经理。既有班长，又有“两个一把手”，本身就是容易别扭的搞法。

　　看到那些内讧举报和一起发财的事情，总令人感到“两个一把手”除了增加一个“一把手”级别的受贿员额，增加相互斗气内耗的能量，是否还能提供更多的好处。权力制约的设计，不是这样的。权力制约，不是“一把手”在同一权能内相互掣肘、拆台或一团和气，而是权力各有限制，而且权力必须分开，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操控全部社会生活。权力制约，不是权力内部各不相让不买账，而是权力行为及规则都要公开，所有权力都在法律范围内公开行使。权力制约，更不是民众只能看官员唱戏，民众要直接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当然要有序，那也是由宪法和法律程序来规范的，而不是使其不知情而保持“无知的镇定”、“无权的服从”。

　　一把手大权独揽，肯定是不好的。但搞成“两个一把手”，并不就是有约束。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作者：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若要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唯有深度的改革，不能让征收奏响国富民穷的旋律，把所有的征收，都放在阳光下。

湖南的耒阳，暴露出一桩集体腐败案。这个县级市有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办公室，下辖12个收费站，50多个收费点，共有770多名员工，用途就是对每辆过往的运煤车征收税费。这个办公室，长期采用收款不入账的方式敛财，即以少收税费的方式，私放煤车。收来的钱，集中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分配，干部和职工三七开。事发之后，干部一窝端，一般员工，实际上也个个涉嫌贪腐，谁都不干净。（11月23日《新京报》）

征收人员收费不给收据，私下揣钱，不是新鲜事，漫说他们经常这样干，就连停车场收费的，都玩这套玩得精熟，该收两元的，不开收据，收一元就得。清末开征厘金，遍地的厘卡，商家叫苦连天，为了减少厘金勒索，过往商船往往用大毛竹夹带私货，还有夹带鸦片和私盐的，时间一长，都是公开的秘密，行里人都知道。当时夹带私盐和鸦片属于严重的违法，抓到可以坐监的，但大家都这样带，厘卡和各地海关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就是不说破。

每当碰上这样的大毛竹，稽查人员就用棍子轻轻敲敲竹杠，一是检验，看看到底是私盐还是鸦片或别的什么，二是暗示，说我是门清的。当然商家心领神会，马上送上银两，然后稽查人员随即放行。所以，后来留下一个俗语：敲竹杠。引申出来，成为敲诈勒索的代名词，其实原始意思无非是收费不开票。只是当年各个厘卡和常关，稽查人员虽然都这样干，收来的钱，也要给“单位”领导有所孝敬，却少见领导干部集体参与制定规则，明目张胆集体分配的。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还真是不错。

这样集体的腐败，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沉重的，说明腐败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不止是官员腐败，而且是一般人的腐败。像耒阳矿税办公室这样，一般的员工只要有机会捞，哪怕官员捞得多，我捞得少，也会心甘情愿，只要我能捞到就行。社会良知和道义，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只要大家都这样，就合理合法，估计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推而广之，很多人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很可能只是基于自己没有机会，对贪官的痛恨，也只是嫉妒而已。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从道义上反腐，实在是太难了。

然而，耒阳矿产税费征收办公室的集体腐败，告诉人们的还不仅仅只有这些。耒阳一个小小的县级市，为何要设置这样的一个机构？难道这个县级市没有税务局吗？出产煤，就设置矿产税费征收办，那么出产别的，是不是也要设置别的物产征收办呢？

这样一来，税务局干什么去呢？一个小小的县级市设置一个将近800人的庞大机构，在全境每个角落都安排了征收站点，意思无非是把过境的每辆运煤车都一网打尽。这样的雁过拔毛的征收，到底于法有据还是无据？如果有据，为何不由税务局来做？人手不够，扩编就是，何必要单设一个机构呢？这样的征收，一肥了耒阳政府，二肥了征收人员，但最后还不是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红的是官家，绿的是民，红肥绿瘦，于国何益？

清末民初是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时期，在收税方面，转得就不好。不正经开商税，却开征不明不白的厘金，没有民意代表授权，征收也不明不白。税收虽然增加了，但征收人员的普遍贪腐，却不可遏止。事实上，在税收和税收机构没有民意授权的状况下，征收的腐败不可避免。

一方面是官府的随意加税，或者以费或者捐代税，杂乱无章，同时，征收人员借机谋私，收费不开票，也难以制止。上梁不正，下梁岂有不歪的道理？可悲的是，历史过去了100多年，历史却依旧在重演，耒阳的故事，绝不可能是一个耒阳的故事，东南西北都有耒阳，都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一茬一茬腐蚀掉了征收人，也一茬一茬败坏着官场。若要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唯有深度的改革，不能让征收奏响国富民穷的旋律，把所有的征收，都放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