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直关注土地和城镇化问题，所以我到国外任何一个地方，首先就会留意，其城市的格局和街道的结构。最近有机会到东京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东京观感让我再一次痛感，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走岔了。具体一点说，我们目前的居住形态完全是畸形的，不利于公民社会的正常发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涌入高层公寓式住宅。城市人口固然不用说，现在，由独门独院构成的村庄也被大规模拆毁，大量农民被地方政府强行驱赶去住楼房。在有些农村，农民被迫居住在20多层的楼房。这让人们把公寓当成了家庭的标准住房，独栋住宅成了奢华的代名词，获得了一个误导性名字：别墅。

　　无数官员、专家为这种居住形态欢呼——— 尽管他们自己都住进了“别墅”。其理由是，中国人多地少。为了节约土地，必须集约化居住，绝不能像美国那样，人人都去住house(编者按：多指为独门独院的住宅)。

　　这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然而，日本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恐怕比中国更严重。中国媒体也一直渲染其拥挤状况。但到了东京之后才发现，确实，东京大多数人口是居住在独栋房屋中的。

　　我居住在东京市区偏西的中野。不能算是市中心，但距离新宿也就两公里左右。而我居住的饭店是比较高的，四周望去高楼大厦十分罕见。偶然有，也都是公共性建筑，比如政府办公机构、商业性房屋，而绝无住宅楼。绝大多数房子是低层房屋，在六层以下。更有成片成片蓝瓦覆盖的区域，那就是私人住宅，它们普遍是两三层，而且是独栋形态。

　　当然，这些独栋房屋很小，彼此也相当拥挤，握手楼无所不在。我去拜访早稻田大学一位副教授的住宅。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这里原来只有一栋房子，后来大约是房主人进行了扩建，建造了四栋房屋，出售给不同业主。走进房屋，面积的确不算大。因为面积限制，楼梯也相当地陡。当然，如果乘坐列车到郊区，情况就会有所改观。房屋面积开始扩大，不少人家还有庭院了。

　　不管怎样，这些独栋房屋是完全属于每家人的，它们是功能完整的house。因为人们普遍居住在独栋房屋中，在东京，似乎也不存在中国无所不在的“小区”。每家人有自己单独的门牌号，出了门，就是街道。

　　而这样的房屋也就构成了东京经济、社会的基础。东京当然有银座这样的商业中心，但东京的常态商业，主要是依托于独栋房屋进行的。大多数商业性街道都是由一个个临街的小型店铺构成。我最喜欢的是拉面馆，狭小，但热气腾腾，富有生活气息。这些店铺在街道上的分布显然是从遥远的过去延续下来的。很多人家，可能就是楼下经商、楼上居住。

　　其实，这样的居住和商业形态，乃是全球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居住、商业形态，也是此前中国城市的基本居住、商业形态。但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大规模地毁灭这样的居住和商业形态。

　　这种毁灭必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比如，家庭化的小型商业几乎难以生存，商业与生活完全分离，趋向于冷冰冰的巨头化、寡头化。由此，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更糟糕的是，城市居住形态的颠覆性变化，也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文明的核心要素造成巨大破坏，进而让中国的社会秩序被锁定于一种劣质状态。

　　人居住在公寓中，与居住于独栋住宅中，心智会存在重大差别。公寓过于拥挤的空间会让人们对他人保持过分的警惕，因此，公寓会让人们相互之间变得冷漠。公寓会切割人们的空间感，从而消蚀人们的公共感。生活于公寓中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公共事务，并且需要自己关心。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是，公寓中的公共事务似乎都由专业的物业服务人员承担。最关键的是，公寓居住者没有产权意识，而产权意识通常会驱动一个人关心公共事务。总而言之，公寓居住者缺乏公民意识。

　　相反，独栋房屋倾向于让居住者具有公民意识。人们在讨论现代社会结构时经常谈及“市民社会”之市民，基本条件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屋。而这样的市民就是城邦的公民。因为，他是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者，他需要自己收拾房屋，包括自己房屋周围。因此，他的私人活动具有公共性。他走出自己家门面对的就是公共性街道，他不得不关心公共空间的秩序。在这些公共空间内，他可以与邻居建立起某种公共性关系。与邻居的闲谈，就是自治和民主的初级训练课程。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城市的主流居住形态，无形中在制造拥堵，制造贫富分化，进而消灭公民社会的物质基础。

　　（作者系北京学者）

　　备受瞩目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日在京召开。在此之前，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就明年经济工作的核心议题予以定调，会议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的框架下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予以具体部署。

　　不同于以往，2011年不仅是宏观政策告别危机，回归常态的一年，更是攸关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面对国际经济的暗淡前景和国内不容回避的通胀压力，如何在稳定经济增长、管好通胀预期的同时，果断开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步伐，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奠定政策基调，各界满怀期待和关注。

　　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基调，明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与之配套的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其最大的寓意在于经过两年的“特别护理”之后，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保增长为重中之重的危机政策开始让位于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基本要义的正常管理，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实事求是地讲，以“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对于确保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立下汗马功劳。

　　但是，在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避免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同时，反危机政策的负面效应亦不能低估：其一，两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货币的投放量目前已经达到7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一的货币投放大国，巨大的货币投放导致物价上涨加快，使得管理通胀预期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其二，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依旧高位运行；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债务效应”开始凸显，地方融资平台指数级扩张，债务剧增，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巨大的债务地雷；其四，反危机政策过于关注增长，对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破题和关键领域改革造成了极大的“挤出效应”。

　　就此而论，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是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更是为“十二五”真正起航谋篇布局，既要解决中国经济的近忧问题，如通胀预期，更要解决中国经济的“远虑”问题，如发展模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改革的启动和反垄断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其历史使命远非外界所概括的“稳增长、调结构和遏物价”如此功利和简单；而是真正拿出魄力和勇气为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杀开一条血路”，让改革重新上路，让“十二五”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史上承上启下，解决公共产品短缺、财富分配不均和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难题的五年。

　　就政策的侧重点而言，鉴于目前严峻的物价态势和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危害，形成治理物价的长效机制，切实下决心解决房地产泡沫的隐患，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因此，在货币政策上，应该通过综合运用包括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等工具，回收流动性，实现货币政策回归“稳健”。长期而言，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本着长远结合的原则，切实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优化需求结构。特别是2011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扭转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态势，在关键领域的改革上，重启国企战略性调整的步伐，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同时，通过加快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改变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摆脱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避免经济因房地产投机过重而出现的“沙漠化”和“空心化”危机，在全社会形成投资实业的氛围；通过战略新兴产业等的拉动，实现产业的强势升级，使得中国经济在增长质量、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乃至关键领域的改革方面都取得明显的突破和进展，为中国在“十二五”真正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经济、法治、民生和产业基础。

　　(原载昨日《中国经营报》，作者马光远，系经济学博士，本报有删节)

　　文/张 鸣

　　在大学里，给本科生上课的人都知道，大四的课是没法上的，人人都在忙着找工作，考研。现在，这种情形居然蔓延到了大三，大三的学生分成两派，积极的一派开始张罗考证，找地方实习，为就业做准备；消极的一派干脆什么都不做，上课也不来，在他们眼里，反正就业无望，学什么都没有用，干脆在宿舍打游戏。真正能坐在教室，而且安下心来听课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让大学生惶惶不可终日的，无疑是就业形势的严峻。自打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没有好过，从前是临毕业紧张，后来扩展为最后一年紧张，现在大三就开始紧张，以后估计是大学四年全程紧张。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尽管有两年的工作经验的限制，仍然有大批应届生报考，个中反映的无非是就业前景的渺茫。虽然说各个大学每年就业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但这样乐观的数字并没有大学生傻到真的当真，大家该紧张，还是紧张。每年大量的北漂，大量的蚁族，都刺激着他们。甚至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例，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回家待着跟爷爷奶奶们打麻将，让自己的爹娘外出打工养活。

　　中国的大学非常奇怪，一方面，在收费和自主就业层面上，已经实行市场化，另一方面，在专业设置、办学规模和学生培养层面上，却还是计划体制。当初大学翻番地扩招，根本没考虑过市场的需求。市场明明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但大学的盲目扩招，却让原本好一点的中专技校，也变成了大学，导致职业技术教育严重萎缩。尽管专业设置和招生幅度都要管理部门审批，但乱上专业和无度招生的现象，非得等到事情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才能得到重视。同时，国家的政策，也在有意无意人为地为大学生就业制造障碍。一方面大力度扩招法学专业，各个大学大办法学院，一方面却让律师这个最能消化法学毕业生的职业萎缩。一方面大办各类传媒专业，一方面却是设置传媒业的各种门槛和限制。一方面明知道国企吸纳就业有限，一方面却鼓励国进民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饱和，在某些层面上甚至还有很大的缺口。只是，这缺口主要体现在低端，体现在所谓民工层面上。这几年，大学毕业的白领工资在下降，相比之下，农民工的工资以较大的幅度增加。只是，四年乃至更长的大学教育，已经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屏障，使得大学生很难接受民工的工作，即使这种工作有的比所谓的白领工资还要高。其实，即使他们肯做民工，实际上也竞争不过他们没有多少文化的父兄辈，因为他们既无技能，也无实践经验，更没有父兄辈能吃苦耐劳。

　　浮肿的大学，为了维持规模，只能保持这个势头，把尽可能多的中学生都吸纳到大学里来，随着中学规模的缩小，上大学的比例只能越来越高。但是，进了大学的学生，既得不到素质的培养，也没有技能的训练，还要面对一个愈发茫然的市场，这样的状况，让他们怎么能不惶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