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舆论监督恶言相向，甚至以暴力相威胁，俨然已经是当下舆论环境的恶劣现实。最新的例证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政法委副书记钟继祥。12月8日下午，新华社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该县采访，不仅相机被抢，且被钟姓副书记质疑为“骗子”、威胁“要抓你”。有媒体记者就此事给钟副书记打电话求证时更是遭遇对方恐吓：“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小命！”一时间，“索命书记”的威名广为流传，更有网友对其发起人肉搜索。

　　实话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被爆出来，就像那句著名的有关“替谁说话”的质问，也是语出官员的一时说顺嘴。具体到此次事件，当事官员回应关于“索命”的言论，轻描淡写的一句“气话”也好，在明令禁止饮酒的中午“喝了酒”也罢，都貌似无法把事情搪塞过去。就是这么一件几乎已经无法引起舆论太多反弹的类同恶行，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恶劣而未有任何好转的舆论环境，让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是他们，是这些被一次次爆出的个案，在挑衅这个社会的公义底线，在跟所有希望这个社会平稳发展和转型的人群宣战。

　　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总是会发现一些饶有趣味的现象。新华社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算起来今年已经是第二次遭遇地方权力部门的恶劣对待了。就在几个月前，他和《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因调查吉林省桦甸市水灾情况被地方宣传部门跟踪、被当地警方扣押，也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的经历巧合，把两次事件进行简单的情节比对就会发现，以查记者证为名，包括所谓“怀疑是假记者”的惯用名目，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对付负面报道的杀手锏，而且屡试不爽，都或多或少起到了转移舆论视线、延缓媒体调查的目的。

　　新闻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和报道，本不应有所谓正负面之说。但在逼仄的现实之中，不仅新闻被人为进行正负面的划分，而且上述“查验记者证”、指采访人员是“假记者”的举动，百分之百出现在应对“负面新闻”采访的过程中。鲜见宣传正面形象的采访报道遭遇此等非难，所能看到的，大多是被报道地方的百般殷勤、迎来送往。稍作总结便不难发现，被指责为“假记者”的多起事件，最终均被证明指控无法成立，而且被指的“假记者”，往往都是秉持记者的调查天职，恪尽职守，不愿意被地方势力收买的那一群(甚至固定就是那几个)新闻人。在某些地方政府看来，去他的地界采访，居然不与当地宣传部门主动接洽，那就铁定是在搞“负面新闻”无疑，而为了问题不被报道，至少推迟问题被爆出的时间，先以“假记者”的名义控制起来，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应对之策。

　　按照“索命书记”的事后回应，据说是因为采访的记者先“出言不逊”而导致“言语争执”骤起，才说出了“索命”的气话。但就是这样的怪诞解释，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公职人员由纳税人出钱供养，为纳税人服务，不要说媒体采访，就算是普通公民的寻常质问，也应当时刻保有谦卑的姿态。更何况还午间违反规定饮酒，哪怕是普通公民，看到公务员们在办公室聚众打扑克的丑态，拿出相机拍照，也不应当遭遇抢相机的粗暴对待。换一个角度，“出言不逊”的质问就换来了官员的“索命”威吓，明白无误地把某些官员从来都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曝光给了世人。从“你是哪个单位的”、“小心你的前途”到“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小命”，这已经不需要任何态度升级，就可以在随便哪个公职人员的张狂叫嚣中被寻到踪迹。他们是这样对待记者的，他们必然也是在这样对待其他普通公民。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执掌一方公权力的官员的狂傲不会止步于恐吓。这种对待舆论的恶劣态度，抢夺采访设备，动辄威胁记者的前途甚至生命，不仅仅是那些小到不入流的行政级别官员所独有，更不是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才得见，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至于原因，则只能归咎于那些曾经的恶行被一次次放过，应得的惩罚被一回回虚晃一枪。当然，话语上的暴力还没有到惊动国法的地步，甚至大多数事后连当事人的乌纱都毫发无伤。但暴虐权力对舆论的习惯性排斥，从心理到行动，从个人行为到组织化行动，却着实需要整个社会的警惕和反思。

　　恶吏、恶语、恶行，葫芦岛地方官员的“索命”威胁让人们不得不正视，这需要一轮又一轮个案的逐一应战和解决，需要私权与公权的一次次博弈。今天他们这样对待舆论，可以想象平日他们在怎样对待着辖下的每一个普通公民。“索命书记”们的言行，是在挑衅整个社会的公义底线，不仅仅事关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