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期举行。140万左右的人报名、实际参考人数为90万人，1.6万余岗位、录取率仅约1.57%；最热门岗位考录比达到创纪录的4961∶1……

在千军万马竞走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背后，却频繁活跃着“官二代”们“志在必得”的不凡身手。12月8日《半月谈》杂志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权力世袭的明目张胆。公职招考作弊内幕不断升级，已经从所谓的“潜规则”晋升为给领导子女“量身定制”职位，有媒体总结出“交叉安排”、“提前内定”、“考试作弊”、“公示巧合”、“人才引进”等种种作弊手法。有专家认为，某些官员子女通过种种“安排”进入官场的现象已普遍存在于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公共部门。从温州市龙湾区为“稳定干部队伍”联合发文公开考录科级干部子女，到《鄂尔多斯东胜区公安系统公开招录文职工作人员公告》上明文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可以加10分，一些地方进行公务员招录已然敢于将“家庭优势”公开加在招考的砝码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没钱没权没势的“农二代”、“贫二代”只能慨叹命运之坎坷外，对举报、监督的权利都无从保障的当下，谁又敢打破这个体制坚冰？即使捅破了这个“怪胎”，谁也很难保证将会受到怎样的权力反扑。最近，宁夏吴忠县的“贫二代”王鹏举报“官二代”公务员考试舞弊而被跨省追捕就是一例，但这不过是权令智昏的低级错误，再加上网络民意发酵，才使之露出荒唐一幕的冰山一角。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无视他人权利，敢于谋私，而且将公权力拿捏己手，随意挥棒打向揭露他的民众呢？对此，大家纷纷指责之外，却仍难遏制住这样的行为发生，而且有些人甚至冷漠地认为，敢于对抗公权力等同于自我伤害。当大家都成为沉默者之时，王鹏不甘于沉默的声音才如此如雷贯耳，也如打破禁忌般，引来更多的关注。

然而，权力结成的天罗地网，已将阶层固化，权力世袭，让人感到无奈。很多人借着家庭优势与父母的干部关系，得以进入体制内，变身为社会管理者，这种过程本身是一种违规操作的结果，再加上政府管理机构人员设置从未有相关细节的公开，民主参与程序缺乏，所产生的人选有可能使公务员队伍素质下降。当这种行为变成一种明目张胆的谋私利时，大家对“官二代”油然生发一丝不满。毕竟，像王鹏这样的“贫二代”，实际上成为权力世袭的受害者，成为权力自肥的伤害对象。

权力世袭的结果只会导致阶层固化，像一张网般，牢牢网住了平民子弟向上飞翔的翅膀，也牢牢网住了社会的效率与进步发展。大量凭“老子”吃饭的人，有可能正“积极主动”地成为社会进步与改良的阻力，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有德有才者生不逢时，永无出头之日，自暴自弃甚至仇官、仇富、仇社会。就在各阶层力量拉锯之中，当人们意识到公平正义正在缺失之时，法治力量更是软弱无力之后，社会的冲突与不满情绪将充斥周遭。这是一种意识危机，而这危机的背后是反抗的力量正在聚集，人们要求民主与平等的呼声就会更加强烈。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为何权力世袭和阶层固化反而愈演愈烈？这只能说明一个“大道至简”的简单道理：政治体制不改革，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再大的“市场”，都只能成为掌权者案板上的脆嫩的鱼肉！要破除权力世袭，瓦解阶层固化，县一级实行政治改革、民主选举，警察和法院国家化，保障媒体监督权，以此制衡和驯服权力，保障公民个体权利与自由，已是一个不能再延误的改革命题。

　　以2001年为开端，每年的12月4日都成为宣传宪法知识、普及法治观念的重要载体。今天，蓦然回首，十年的岁月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法治记忆，更给了我们无数持久的感动与欣慰。这种感动与欣慰并非来自那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宏大叙事，而是来自我们身边那些“小人物”对法治的亲身实践和执著坚守。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是中国法治的真正力量。由全国普法办和央视联合推出的“12·4”特别节目《法治的力量2010———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揭晓暨颁奖晚会》，带给观众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感受。

　　无需考究背后是否有多么崇高的目的指引，不必追问行为中到底蕴含了多么深远的价值追求，在共和国的法治道路上，正是他们———“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打虎网友”以及千千万万与他们在一起的普通公民，基于最纯朴的生活态度，用各自的实际行动，共同践行了现代法治的精神要求。他们身上有争取权利的勇气，有追求正义的胆识，更有“愚公移山”的恒心。而这些，正是推动法治变革的终极动力。

　　行动起来，向一切不公与丑恶宣战，这是法治赋予每个普通人的责任，更是互联网生活凝聚而成的法治宣言。面对谎言，是一群网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较量，将“周老虎”真相以及背后的猫腻昭示天下，法治精神在网络时代超越了时空，以法治精神为基石的公民社会在互联网上悄然成长……

　　当然，这些仅仅是法治画卷的“一角”，他们身上所代表的公民气质与法治精神，在当今的中国早已如沃土上的春草一般蓬勃生长。正是这些“小人物”用自己的行动，让中国的法治进程如此真实生动，从他们的命运起伏中，不难窥视出中国十年法治的艰辛与辉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人物”的名字也会洗尽铅华，随风而逝，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符号意义，却是中国法治步履执著前行的“风向标”。

　　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由传统而入现代，由人治而入法治，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中，到底什么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到底该从何处寻找、凝聚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历史不是少数英雄创造的，而是由人民大众书写的，这为我们理解法治史的发展进程点明了思路。我们套用到法治构建上来，就是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法治变革。而在这些“力量”和“力的平行四边形”当中，起决定性、方向性作用的，就是民众。

　　法治的生成向来离不开“自上而下”的行政构建，在政府主导型驱动下，公民的法治意识得以苏醒，法制框架的体系得以塑造;与此同时，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更依赖于普通公民的认可与实践。由“小人物”行动共同构筑的法治，才是真正贴近生活、可感观触摸的“具体法治”、“微观法治”。在公共事务面前，一旦脱离了公民的行为选择与坚守，缺少了公民义务之余的围观与担当，法律的有效运行与权利的有效保护也将失去凭借，法治的精神价值也终将失去寄托。

　　我们常说，法治的生命，不是静静地躺在精巧的法典或厚厚的法律汇编中，也不是法律一劳永逸的自然衍生和变迁，更不是少数精英“精心设计”的产物;法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个包含着普通人所提供的动力的不断坚持、发展、创造的过程，是无数个像“蜗牛”一样的小人物在每一次具体、真实的事件中对公平正义亲身实践，这种扎根于最广泛、最普通意义上的公民动力，才是我们通往法治彼岸的决定性力量。(原载12月7日《法制日报》，作者傅达林，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