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2月14日），有两则关于拆迁的新闻同时见诸报端，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一则是，吉林省农安县农民孙方学，应邀赴宴协商拆迁事宜，就在宴席上惨遭杀害；另一则，河南省临颍县5位农民，也是因为拆迁问题，先是获得政府“主动提供”的额外征地补偿，却又在今年9月因为这笔“额外补偿”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的名义逮捕，截至今日已失去自由108天。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拆迁，尤其是强拆，以及因强拆而致血案的新闻，已然让人目不暇接。从拆迁到强拆乃至血拆，从发生在别处的“故事”到越来越逼近每个人的周遭，拆迁悲剧给人越来越悲怆的压迫感。而在几乎每起因拆迁引发的纠纷与冲突中，权力与资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显示的倾向更是耐人寻味。

　　以新近被曝光的事件观之，吉林拆迁户居然就在赴宴时惨遭杀害，如果硬要推卸某些推不掉的责任，这或许可以被称做所谓“巧合的个案”，毕竟凶嫌拔刀多少有些不可预期。但就是在这样一幕足够恶劣的惨剧中，还是能够看到几乎所有拆迁事件中的诸多共性问题。这场吃出人命的惨剧被称做“鸿门宴”不是没有理由的———既然是赴宴，为何会身携利器，是否本就早有预谋？是否自始至终都与“40天前的深夜强拆”、“我这屋里有四十多个小兄弟”的暴力和恶语威胁一脉相承？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血案发生之后，原本曾对媒体开口讲述的目击者们骤然缄口，口径被有关部门通过某些外在力量进行了“统一”。有关部门甚至可以信口否认血案的发生，在否认不了的情况下还可退而求其次，死守“拆迁背后无政府推手”的底线。拆迁方与被拆迁方这对纯学理意义上的对等主体，在前者依仗资本将纠纷诉诸权力或暴力之后，权力何为？起码从已经发生的诸多个案来看，实在令人无法相信不是背后推手的说辞。如果说拆迁过程中有无政府推手尚难定论，那么在知情人悉数奉命闭嘴之后，权力与资本的绑定关系便昭然若揭了。

　　新拆迁条例迟迟无法顺利出台表明，利益的博弈虽未摆上桌面，但实际上恰恰在起决定作用。在拆迁中扮演了不该扮演角色的权力，如何彻底、干净、迅速地从这一团乱麻似的困局中抽身，兹事体大，当然关涉众多，但其与资本的切割早已迫在眉睫。河南五位公民所遭遇的“拆迁悲喜剧”，只是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罢了。

　　本来是拆迁纠纷中平等主体之一的开发商，从一开始就被冠之以“县纪委招商引资企业”的名号，畸形的政绩观和评估标准，让权力从一开始就与资本结成了同盟，从此再无抽身的自由，而且越陷越深：未取得《建筑工程许可证》的违法施工，有关部门照样保驾护航；拆迁双方无法谈妥，权力比资本还要猴急，专题开会研讨，宁愿主动出钱、额外补偿拆迁户，也要为开发商鸣锣开道。在矛盾和纠纷无法被人民币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不惜动用暴力机器予以“摆平”。至于是敲诈勒索还是其他名目，其实都只具有技术层面的操作意义。所幸的是，涉事地方的检察机关，其司法监督的功能尚未完全丧失———该案目前“因证据问题”已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拆迁惨剧还在不断发生，权力尤其需要自省。拆迁方、被拆迁户以及搅在其中的行政权力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抛开立场与利益，个体生命间或许本身就乡里乡亲、一衣带水。但避免暴力冲突的努力，不能总依靠弱势方的不断退让，不能总是要求本就一直在承担“阵痛”的一方再咬紧牙忍一忍。权力需要自清和退避，资本亟待反省和羁束。在冲突不断升级的紧迫态势下，甚至有必要考虑，在拆迁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让拆迁暂停下来。没有什么发展值得用生命来换取，而这才是最值得各方一起守护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