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贤兴

不知从何时开始,“娱乐化官员”———把“抨击官员”当作娱乐消遣的风气,是当今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种媒体每天都有关于官员干坏事的报道,网络论坛尤其是微博正在成为公众茶余饭后消遣官员的一个舞台。如果有一个“臭名”排行榜,我想官员的排名可能仅次于中国足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菲利普·库珀曾说到过,娱乐化官员的风气是从美国蔓延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库珀可能忽视了一点,这种风气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有很多差异的。我不想细说这种差异,只想指出一点,美国人对政府官员的批评,表达了民众对政府改进服务的期望；而我们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既包含了类似的期望,同时存在着否定制度的潜在危险。当然,公众对官员的不信任,恰恰是两者的一个共同特点。

很多评论家已经敏锐地看到,公众不信任官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这些评论家看来,这种不信任虽然可以被看作是公民精神成长的一个表现,但是,现代政治良性运行的基础应该是公民与“代理人”之间的互信,而不是彼此怀疑。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下,公众表现出的对官员的不信任,对从事公共管理的官员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心里或许还感到很大委屈,但这种不信任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公共管理变革、从而改进政府服务的一个机遇。我想,公众娱乐化官员之所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基于某些特定的事实,公众可以有理由表现出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现在公众对政府官员普遍的不信任,往往是由官员自身的不作为、乱作为、腐败和漠视民众根本利益等行为引起的。我们必须强调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为例,胶州路大楼外墙面的改造,据称是一件实事工程和民生工程,但整个工程从决策规划到执行,始终处于一个民众监督和政府监管都严重缺失的状态。因此,说这场大火烧毁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在民众把自己的权力、税金甚至身家性命托付给他们的“信托人”的那一刻起,民众就表现出了对官员的信任。可是,当血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后,很多官员却并没有认真对待民众的信托。在这场大火之后的一周时间里,上海市政府立即要求开展覆盖全市的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检查。但正如市长韩正所批评的,在检查中,各有关部门思想认识不够,工作力度不够,很多工作流于形式。上海的火灾事故也引起了北京和其他各地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北京市政市容委员会在11月22日召开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16个区县的市政市容委却只有一个区是由一把手亲自参加的,其他15个单位全部排出了下属官员参加,而且不少还在会上大打呼噜。

其次,基于相关的政治理论,公众不信任政府官员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在政治生活中,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力和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从逻辑上看,如果说我们应该高度信任官员,相信他们都是好的,那么,任何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完全是多余的。诚然,现代政治的运行必须以公众对政府最低限度的信任为基础。但是,这种政治信任同时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有可能会被滥用。正如安妮特·贝尔所指出的:“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意愿,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当一个人信任别人时,他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这也显示出他的信心,即被信任的人不会利用这种机会。”

如何保证政府官员———我们的信托人———不滥用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呢?以人类当前的政治智慧来看,似乎只能依赖于民主制度。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理论上假定的信任关系,实际上,这种信任掩盖了真实的利益冲突。我们需要通过民主机制,比如选举、言论自由、批评和监督等等,让公众能够自由地去质疑这种假定的信任关系,并限制代理人(被信任者)的自由决定权及其潜在的危害。因此,我们与其把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看成是一种娱乐化和责难,倒不如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今日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诉求和期待。如果官员能认识到这种不信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就有可能去认真对待民众的权利,认真去构建民主制度。

最后顺便指出,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应该可以而且必须与对制度的不信任相区分开来。信任具有很多重要的功能,比如推进合作,协调利益,创造和谐。但是,现实中,信任的这些社会功能总是会出现失调。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都是一种信任功能失调。我将在下一篇评论中,评价民众对制度信任的重要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还未拉开帷幕,一些地方已经在提前“试水”换届方式的改革。12月14日,东莞道滘大岭丫村进行了村党支部的换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换届采取了“公推直选”的方式,即先在没有候选人的前提下,先由该村的122名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进行投票,得票率最高的前8名入选名单交给镇政府党委进行审核,最终批复6名预备候选人选。随后,6名候选人选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进行“竞选”,最终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5人为村党支部委员(12月15日《南方都市报》)。“公推直选”植入基层的做法,引起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与“轰轰烈烈”的村委会选举相比,村党支部选举往往“静悄悄”地进行。因为,一方面,村委会换届选举是由全体村民中有选举资格的人参与选举,而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则是“党员内部的事”；另一方面,镇党委会与村党支部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关系,村党支部换届,往往在镇党委的安排之下进行。对于村委会换届选举,镇政府只能进行“指导”。

但是,大岭丫村此次的做法,却一改从前,意图将“两委”选举都搞得轰轰烈烈。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公推直选”的方式,试图将党内民主推进一步。

首先,从“公推”来看,让全体党员参与推荐村党支部委员,改变了以前候选人由镇党委推选的做法；让村民代表参与推荐党支部候选人,表现了基层党组织对普通群众意愿的尊重；镇党委在最后推出候选人环节的把关,又综合了上级党委的“指导意见”。其次,从“直选”来说,6位候选人通过演讲和竞争,最后由全体党员推选出5位支部成员,选择的决定权交给了党员。

“公推直选”的背后,实质上是镇党委对村支部换届选举的一次“有限放权”。镇党委最后“把关”候选人,表明上级党委对“公推”是很慎重的。而将推选候选人的范围限制为党员和村民代表,或许不能完全代表村民的意愿。实际上,在农村,很多村民代表同时也是党员。而从大岭丫村的实际情况来看,选举的结果似乎也不出镇党委的预判。

与大岭丫村一样,梅州市梅江区的长沙镇,也采取了“镇党委推荐、村党支部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的方式“公推”产生候选人,全体党员“直选”村支委的方式完成了村党支部的换届,而梅江区的进一步打算则是,通过“支委不参选村委,报酬只能领一半”的方式,刺激新当选的支委积极参选村委,以实现100%的“两委”交叉任职(12月11日《南方农村报》)。

长沙镇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大岭丫村实践的基础上,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在推进基层党内民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的无缝对接。

地方政府的本意,在于能够推出党员、村民、镇党委等各方都满意的人选,试图实现各方的“皆大欢喜”。然而,100%交叉任职目标以及上级的安排未必与村民的意志相吻合。由“公推直选”产生的党支部委员,不一定都是村民心目中满意的村委会成员人选。所以,推进基层党内民主,顺利实现“两委”交叉任职,在制度建设的细节方面,还有待完善。

民主体现在细节中。或许,如何完善基层民主的细节,如何实现民主中各个环节的协调,不以一方面的民主妨碍另一个方面的民主,将是大岭丫村和长沙镇民主迈进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公推直选”应该再实在点,将竞选演说、代表询问等民主细节坐实,让民意与民心得到表达,这才是选举的真正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