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下午1时多，深圳的公务员小区福田区益田村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一名70多岁的老人想在石凳上休息，可能雨天路滑，一下子跌倒，整个身子趴在地上，脸部朝下，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老人家属到来时，老人已经去世。“真是太冷漠了，如果有人及时将他扶起来，老人也不至于惨死！”老人家属为此而感慨。

　　家属所质疑的“有人”当指小区的保安和路人。但从报道中可知，路人和保安都还是有所行动的。最早是“两名女子马上发现，她们在场大叫”，随后“大堂的保安听闻后，立马赶了过来”，“路人将老人围了起来”。而小区保安部负责人解释，并不是保安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前去搀扶，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有保安跑到派出所叫警察。警方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显然，面对一个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面上，生死未卜，益田村的保安和经过事发现场的居民还没有冷漠到无动于衷的地步，他们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动作，一个简单的搀扶动作。老人家属判断，老人摔倒后并未立即死亡，只是因为脸部朝下无法呼吸而致活活憋死。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这个简单的搀扶动作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堪称价值巨大，这也正是死者家属愤怒和悲慨之所在。一个轻易的行为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为什么“有人”舍此而不为？保安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如果保安触碰了老人，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说不清楚了”。显然，他的这番心理表白并不专属保安，在现场围观着急的路人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把时空挪移一下，把“扶还是不扶”的难题抛给别地的国人，结果又会如何？此事被媒体披露后，来自公众的反映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调查显示，大多数网友和读者在同情死者及家属的同时，也表示非常理解保安和路人的做法。其中，一名网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不是没有人情味，而是社会的经验教会了我们，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一个简单的搀扶动作，却可能带来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这就是被大多数人认定的现实。从什么时候起，搀扶在我们心目中居然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动作？几乎所有议论此事的人都提到了彭宇案。3年前，南京青年彭宇扶起摔倒的老人，反被其家属索赔，在唯一的目击证人证明彭宇是在老人摔倒后前去搀扶的情况下，法官却以证人没有目睹老人摔倒的情形因此无法排除二人相撞可能性为由判决彭宇败诉。也就是在那次宣判的旁听席上，为彭宇作证的证人面对记者的摄像机，大声说了一句注定会深刻烙在国人心灵上的话：“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这也是一句判词。就效力和影响而言，它绝对比南京法官依靠想象和或然性推理所下的判词更有力，更能震颤人心。此后，类似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是在证明这句判词的伟力。当人们面对不幸的摔倒者面面相觑，即使鼓足勇气决心做件助人为乐的好事，也要拉上旁观者事先作证甚至现场拍照时，当法官劝告人们做好事也要讲方法避免当被告时，一个问题就会像洪钟一样在我们的头顶轰鸣：人心究竟怎么了？

　　毫无疑问，与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人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异，他们的心灵也不会突然变得邪恶。通常说“世道人心”，先有“世道”再有“人心”，如果一个社会暴露了越来越多的伤口，又怎能指望人心归于淳厚？搀扶有危险，助人须慎重，这种困局的形成当然有彭宇案的一份“功劳”，但仅仅归咎于此也未免过于短视。有没有彭宇案，中国的世道人心都表现滑落的趋势，只不过彭宇案加快了滑落的速度。

　　益田村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后，网络发起了一个“深圳是否一座冷漠城市”的调查，有52.3%以上的网友认为深圳很冷漠。其实，类似事件中国的哪座城市没有发生过呢？区别只在于此次出了人命而已。“冷漠”已经是一个时代病，绝非深圳独有的谥号。而欲治此疾，欲挽人心，恐怕还得先从救世道开始。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前日下午1时许，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有了呼吸。家属感慨人情冷漠，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当时他们没有拨打120，但是有保安跑到派出所叫警察。

　　对于肖雨生的不幸逝世，笔者与所有人一样感受到了这种诀别对于家属的巨大伤害，同时也完全理解家属感慨“人情冷漠”时的悲痛。网友的议论则呈现多样化，其一，以南京彭宇案为例，对保安和路人的见死不救表示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其二，痛斥社会风气的不良，感叹人心不古。这是两种主要的观点，似乎前一观点的拥趸较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在老人需要救助的时候，人人都怕惹祸上身？单纯地谴责保安和路人其实意义不大，他们和你我一样，并非生活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之内。社会的各种观点、思想、动向乃至意见风潮都会深刻影响普通人，只有少数人因为有相对独立的判断，而且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方向不受潮流左右，但是这样的人确实越来越少，几成凤毛麟角之势。

　　普通人在当下的现实中受的是一些怎样的教育呢？首先当然是所谓“成功学”的教育：一个人只要能够成功，就可以获得鲜衣怒马美酒靓女，至于细节、手段、途径、方式的正当性一律不需要考虑，唐骏即是此中翘楚。唐骏在“学历门”之后的高调与狡辩已经显示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成功学”对社会道德基石的侵蚀。

　　基石一旦被侵蚀，人人都会把人生的目标物质化。接下来，普罗大众的人生路径已经完全呈现：集个人全部力量、智慧，做乌眼鸡状，以最残酷的竞争手段和最小的代价迈向成功。这种极端渴望成功的心态容易让人们的步伐变形，只求成功，不顾其他，当然也就更加怠于个人道德与公民精神的提升了。

　　在人人渴望成功的今日，相当一部分人都秉持以下原则：只有自己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至于他人的权益则无须关注，尤其是当这种关注或者帮助会带来一系列可能的麻烦时，人们往往会经过精确的利益计算，选择放弃和逃避。肖雨生就是死于这种不应出现的放弃和逃避。当然，出现这种现象并非个人之过，也并非个人所能左右的，实在是大环境使然。

　　在更大的范围内而言，政府之于个人的保障并不全面，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本来就相对突出，只求自保，不惹麻烦，其实也是一种看似犬儒相对保险的做法，是社会长期教育导致的个体畸形反应。

　　如何破除并且走出怪圈？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深圳的小命题，而是一个全国的大命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公众在社会伦理等诸多领域的迷茫困惑却越来越多，关于公平正义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社会各界都明显感受到了道德水平滑坡给自己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的困扰。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还是要从具体的制度上入手，开展真正的公民教育，纠偏社会对于“成功”和“幸福”的定义，进一步影响到人的内心深处。就外部环境来说，进一步完善制度约束公权力，加强财政预算监督，以强制性力量抑制类似“我爸是李刚”这样的非理性声音，提升商业运营环境，尽量消除“潜规则”，其实对于这种纠偏也大有裨益。

　　难以否认，我们身边缺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他们甚至认为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人也是一种成功。至于幸福，可能只是月光下的一杯咖啡，或者周末的山中漫步。

　　在浮躁焦虑和过于斤斤计较的都市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是下一个肖雨生，是时候改变我们自己，是时候改变大环境了。

　　□石蓝

　　无论是曾经的“彭宇案”，还是现今的“益田村老人事件”，世道固然重要，可是文明的程度，很大一块依赖高度健全的社会法制，法制才是治之根本。

　　每个社会时期，都有每个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以及社会风貌与时尚引领。那是因为每个社会时期法制的健全程度和执行保障状况都不一样。在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且充分保障公民利益和权利，以及惩恶扬善的社会里，一定是道德秩序正常高度和谐的社会。而相反的，如果我们的法制社会做不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及惩恶扬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的公民在要保障自身合法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法律来有效解决，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形成这样一个好的所谓人心世道。且无论大家做什么，没有一个充分的法律保障，来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而使我们每做一件道德范围内、法律范围外的事情，总要考虑和顾忌太多时，便无法有效地去做有利社会和他人的事，甚至担心害怕自己受到污蔑和牵连，以及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么还有谁敢去做一些看似符合社会正常道德的事，就连正常的社会道德，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都保持中立的时候，人们有那样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

　　我们的社会，比起世道，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法制，以及健全法制的有效实施和公民合法利益和权利的充分保障，并且充分做到惩恶扬善，这样一个法制社会，不仅有利于人心世道的正常，更加有利于社会变得和谐美好。　　□刘东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