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2-24
公职人员强权言论频出 自称弱势背后可能藏腐败
公职人员是“弱势群体”？不久前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令不少公众难以理解。
专家分析认为，“弱势感”的来源恰恰是公职人员对自身问题的惧怕，是腐败分子对随时可能被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拉下来的恐惧。
也有专家提出，公职人员的这种心理与我们目前矛盾多发的社会状态是相吻合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矛盾，在公务员内部也存在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加上一些潜规则的存在，使得一些公务员产生了负面心理。
公职人员“雷语”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语出自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语出自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受贿是为了经济发展”——语出重庆市潼南县原常务副县长谭新生；
“我不贪污，当官干啥”——语出山西省某村村支书；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些不乏黑色幽默的语句当中，处处彰显着强势、强权思维。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项近日出炉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近半数(45.1%)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是“弱势群体”。
一边口出“强权语句”，一边却以“弱势群体”自称，这样的矛盾令不少公众难以理解。
官场潜规则带来“弱势感”
公职人员弱势感何来？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公职人员如履薄冰；二是在某些地方存在“潜规则”的情况下，很多公职人员深感无背景不好办事；三是公务繁杂，既想有政绩让上级看得见，又要做民心工程让老百姓满意，但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
对此，有评论指出，目前在干部队伍中无能者担心被淘汰，贪污腐化者担心被查处，甚至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都有可能遭遇问责，由此公职人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也就不奇怪了。
供职于北京市某区政府的刘女士向《法制日报》记者坦言：“现在的政府信息公开等各项惠民措施都是万众瞩目，稍有不慎就会留下话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心理上压力很大。”
但是公职人员这样的“大倒苦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网友直言不讳：自感弱势的公职人员未免有些“矫情”。
“公职人员这些通常意义上的‘精英阶层’在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不足和边缘化，他们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时难免被质疑为‘无病呻吟’。毕竟，相对于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弱势群体，他们真不能算是弱势。”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吴先生对记者说。
公职人员属弱势群体一说虽然并未得到认同，但公职人员的自身“弱势感”已造成现实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公职人员自杀等非正常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一年就有13名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2010年以来，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已有8起，其中大部分为自杀，事后调查表明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公职人员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此类事件会造成不良循环，给其他公职人员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使其“弱势感”增强。
“弱势”背后或藏腐败
从官重恭慎，立身贵廉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近半数公职人员自感“弱势”的调查结果非常符合我国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
“可以这么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不是很廉洁的。如果说有权力还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只能说，他在使用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因此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力来袒护自己。当没有这种袒护时，他对自己能否继续在此位子上待下去产生了怀疑、产生了恐惧，觉得自己是高危者。”林喆认为，“弱势感”的来源恰恰是公职人员对自身问题的惧怕，是腐败分子对随时可能被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拉下来的恐惧。
“如果公职人员一定要说自己‘弱势’的话，那只能说明公民的监督越来越有效力，权力也越来越多地被置于阳光下。而这些给曾经‘强势’的公职人员带来了不习惯的感觉，才产生了干部的‘弱势感’。”根据长期的媒体从业经验，吴先生认为，近年来持续猛增的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公务员这个群体衍生的各种福利和社会资源仍不可小觑，“弱势”只是因为制度的进步使得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强势了。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制定公职人员监管措施上呈现出数量逐年加大、不断细化的特点。此外，近两年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些对全党局级干部进行学习培训等规定，加大了对国企地产业的整顿管理，加强了对高校腐败的惩治以及对用人制度、监管制度的建设力度。
“从监管的进步来讲，以前公务员的整个运作流程是不公开、不对外的。现在很多事一发生就被报道出来，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性的提高。由于公开性提高，问责也加强了。公职人员一直以来都是拥有强烈的自豪感的一个群体，现在居然感受到‘弱势’,不得不说是网络、媒体、社会的监管使得从前公职人员们不受监督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杨建顺举例说，3年前，陕西省绥德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曾对媒体感慨“以前没有网络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位宣传部部长的一句牢骚意味深长，映射出的恰恰是目前监督的强而有效。
明确权责扭转非正常心态
在采访中，作为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刘女士坦言，目前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考核标准较为主观、需要唯上是从，对未来稳定预期性不够导致了她的“弱势感”。
一名在政府部门从事矛盾调处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很多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面对这样的工作，难免会焦虑、困惑，有时还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加上工作成绩的考核，就更让人感觉自己很弱势。
“实际上公职人员的这种心理与我们目前矛盾多发的社会状态也是相吻合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矛盾，在公务员内部也存在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乃至一些潜规则的存在使一些公务员产生负面心理。”杨建顺认为，这种负面心理的产生根源在于对公务员的权利、义务的明确化出现了问题。
杨建顺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干部乃至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不够明确、不够客观、欠操作性。
“由于不够明确，所以公务员会产生无所适从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唯领导意向、唯舆论导向来行事，这样就加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杨建顺说。
“而目前，‘怀疑公职人员’已经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情绪，这种带有情绪化的官民隔膜加深了公职人员的危机感和弱势感。”吴先生说。
杨建顺告诉记者，现在许多事情发生后对公职人员的处置是基于民众的情感化的谴责，属于非理性、非制度性的，存在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状况，不能从长远解决问题。
“责任追究制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杨建顺说，在不断强调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把干部的权利和义务法定化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科学、公正、公平的评价指标体制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公职人员养成健康的工作状态”。
在采访中，不少人对记者表示，针对公职人员的这种感觉上的“错位”，应当及时建立公职人员心理疏导常态化的机制。
对此，杨建顺认为，对当下矛盾多发期的公职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机制、程序、标准的建立。只有在机制、程序、标准和具体支撑的条件下，社会疏导体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心理的疏导才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职人员才会有一个安全的心态。
林喆也提出，解决公职人员“弱势”的这种心理，应该把对公职人员的心理调适工作放在日常工作的程序中，应当设立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对话制度、特别领域的信息公开制度、谈话制度、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开述职制度等9项制度。
“其中的谈话制度可以让党和政府内部人员之间得以顺畅地沟通。激励谈话就是对公职人员平时做得好的方面进行当面表扬，与之相反，诫勉谈话就是要在公职人员做得不好的时候当面提出批评，不要等到公职人员由小贪变成大贪，最后被抓起来了才去批评他，而是要把批评放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指出错误帮助其改正，防微杜渐。”林喆说。
[法制日报]
相关评论
也要警惕腐败的传染和传承
早上读罢贵报社论《必须警惕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带着孩子上街，一路上不由自主地就发现了诸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
刚走到小区大门口，又看到车身有“检察”二字的警车正要出门。这辆车天天出入这个小区，当然不是来请谁“喝咖啡”的，而是住在本小区的一个检察官的专车，检察院离我们小区不过1500米。四岁多的孩子每次看到这辆车就会问我，警车为什么来这里，咋不去抓坏人呢？我有点杞人忧天，孩子耳濡目染，会不会对公车私用现象司空见惯而默认这种生活方式？
走到一个红绿灯口，一辆“公安”警车擦身而过。孩子的眼睛关注的总是我们熟视无睹的，警车闯红灯好不好？我本想对他说，警车要赶紧去抓坏人，可以闯红灯，但我分明看到，那辆警车的副驾驶座上是一个跟我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而且，那孩子和驾驶员一样没有系安全带。我想，警车里的孩子正在“见习”腐败的生活方式。
警车可以随便公车私用，别的公车能闲着吗？还比警车多一项功能呢。谁家婚丧嫁娶，找几辆公车用用，很有面子。昨天正是星期天，又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日子，大街上好几家像样的酒店门前都停满了小轿车，大多数的车牌都被酒店特制的小牌子遮挡了，“打酱油”的人们心知肚明。我知道政府出台规定，双休日公车一律封存，但那规定无非又浪费了一些纸张，我们几乎无能为力，“打酱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
腐败是官员的生活方式，很多群众一边义愤填膺地臭骂，一边尽量去沾“公家”的光在别人面前炫耀，丝毫都不遮掩。腐败也是不少群众的向往和选择。有很多人对腐败看上去恨之入骨，咒骂起来很“给力”，可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往往会无可奈何地向腐败低头，身不由主地给腐败加温。无论腐败的官员还是参与了腐败的群众，所作所为常常并不隐瞒孩子，甚至当着孩子的面行贿受贿，习以为常。有人干脆直接向孩子传授相关“经验”，以便孩子将来不吃亏。更有甚者，前些天某地一小学竟然让小学生组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少儿政府”，说是为了让孩子们早点适应社会。
我们该让孩子们适应什么样的社会呢？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把腐败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难道还要成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就算今天的我们愿意在腐败的现实面前忍气吞声，又怎能让下一代继承这令人恶心的腐败生活遗产？就算我们现在无力给他们创造一种法治、民主、平等的社会环境，谁能够妨碍下一代改变自己的处境？每个有良知的人面对渗透我们生活的腐败处境其实都不肯“认命”，所以我们更有理由鼓励孩子们创造崭新的生活方式。
警惕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腐败的传染和传承啊。 □马长军
[南方都市报]
切莫让基层政权腐败侵蚀民众生活基础
河南省虞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与这种状况格格不入的，是虞城县供电公司一个占地105亩的别墅区。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这个顶风建起的别墅区。不仅发现当地政府在国家明令禁止别墅类用地供应后，以协议出让形式提供了这块别墅用地，而且发现作为国有企业的县供电公司，其领导、职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
权力腐败与市场不公，是当下中国社会两大弊端。河南虞城的个案，于普通公众而言，或许并无特殊轰动性，毕竟公众也从贪腐新闻中锤炼了神经。但这并不妨碍以它的典型性来洞悉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的政商生态，尤其是利益分配扭曲的程度。县级政府是政府体系最为关键的施政环节，供电公司又是基层国企的典型代表，两者展现的政商面貌可为体制存照。
在央视调查过程中，虞城当地官员的表现，可谓极尽掩饰之能事，甚至达到了当面否认自己公职身份的程度，目的只是要逃避上面来的媒体采访。这种状况不只可笑，更让人忧叹。基层官员事到临头尚且临阵脱逃，不愿接受媒体的正常采访，日常行政岂不天马行空，有如黑箱操作？当地国土和建设部门根本不能出示合法的审批手续，依然能够让如此大规模的违规项目上马实施。莫说事前审批或事后监管，这根本是知法犯法、沆瀣一气。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利益交换，以致如此轻易架空法律法规，仍待于进一步的调查揭露。
虞城县供电公司是一家基层国有企业，即使身处国家级贫困地区，也无碍于其家属区豪华惹眼的存在。在当地普通商品房均价要每平米1000元时，该公司领导却能以400元一平米的价格获得独栋别墅。别墅区中心住公司高层领导，旁边住中层领导，外围住一般职工。职务越高出钱越少，住房位置反而越好。这样的利益分配原则本来不堪，只因垄断国企的利益均沾，其堂皇存在竟也在国企内部视若无睹。可见这种既得利益衍生的集体腐败，完全可以遮蔽和扭曲正当的市场价值，甚至失去任何改善的动力。
虞城违规别墅区的出现，是公众利益被公然侵蚀的例子之一。基层官员的自利寻租，在丧失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使政府的行政监管首先在内部就被消耗，使有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空谈。腐败如果得不到遏制，将会使基层生态日渐恶化，最终败坏民众日常的生存基础。这是比道德说教要真实得多的现实反击。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但在虞城一案中，却是执掌基层政策执行的国土和建设部门，直接把土地协议出让给供电公司建别墅。垄断国企原本应以竞争优势为公共利益增值，却在基层政府丧失监管的情况下任其自利自肥，反而与民争利、假公济私。河南虞城县供电公司顶风建设，别墅区从建成到现在七年时间，始终无人过问。如此境况，再次令公众感到官商勾结于今日中国现实的危害之烈。
河南虞城或许只是个案，但它对公众生活的刺激不能忽视。每一个时代，都无法逃过人们的历史判断，而正是无数这样的个案，以及源自人们生活的细节判断，汇流勾画了此一时代的真正面貌。在权利难以伸张的时候，权力仍在腐败；在市场房价高企的时候，垄断及其追随者却可以规避压力，低价获取生存资源。社会公正由此变成虚假的道德话语，而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虞城违法别墅案，以一种触目的真实性，展现了这种危险的倾向。
[南方都市报]
民众漠视基层腐败更可怕
[批评/回应]
———12月20日社论《切莫让基层政权腐败侵蚀民众日常生活基础》
社论指出：“基层官员的自利寻租，在丧失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使政府的行政监管首先在内部就被消耗，使有质量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空谈。腐败如果得不到遏制，将会使基层生态日渐恶化，最终败坏民众日常的生存基础。”笔者赞同社论的观点，同时亦深感担心，当基层政权腐败普遍化，民众习以为常，不再以为意，那就意味着基层政权真正败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这并非危言耸听。笔者所在的家乡，基层权力寻租相当普遍，权力部门和有权者拥权自肥似乎成为一种风气。民众不花钱打点，很难办成事；即使有时也可以办成事，但必定要经历很多刁难和曲折。笔者有一次在老家亲眼看到：乡亲甲去镇政府办事，一脸沮丧回来，乡亲乙一见便问：没办成？乡亲甲点头。乡亲乙又问：是不是没给钱？乡亲甲说给了。乡亲乙脱口而出：那肯定是给少了。笔者在省城当一名小公务员，每次回家，乡亲们都会问怎么不开车回来？在省城住多大的房子？当听我说没房没车时，他们很是怀疑。他们无一不说：在老家这种小地方，公务员工资很低，可他们有房有车不说，日子还过得不知多滋润，吃喝玩乐样样全。我只有苦笑，同时心里感到很忧虑。长期在权力腐败的环境下生活，民众形成了“办事要花钱，不花钱办不成事”的思维习惯，也就慢慢对权力腐败习以为常，进而视而不见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
民众是基层政权腐败最大的受害者，有着切肤之痛———比如河南省虞城县顶风建别墅一事中，民众是蚁族，是蜗居者，为房子奔波劳苦一辈子尚未可得，而有权者依靠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住上豪华别墅，公共资源被占用，公共利益被侵蚀。按理说，民众应该是对基层政权腐败最痛恨的人，因而也应该是举报最积极、监督最尽力的人。但如果基层政权腐败到了民众习以为常的地步，民众权力腐败已经麻木，对清廉权力不再抱有信心，那么，民众就会漠视权力腐败，从而不再举报不再监督腐败权力，当然更不再支持基层政权。失去这些，权力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基础。
□苏大可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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