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重庆这些率先提出抛弃GDP崇拜的省市，究竟能拿出多少的制度创新打破行之甚久的怪圈？显然还需要引入更多制度创新的变量。借用“十二五”规划起草人刘鹤的说法，需要的是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扶持。

　　□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2011年伊始，地方换届，“十二五”开局，广东、重庆两省市便不出意料地让观察者们看到扑面而来的新意。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近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要做到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未来五年国内生产总值(G D P )涨幅目标为12.5%左右，低于近年来的增速(2010年为18%)。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在“十二五”期间G D P年均增长8%以上，大幅低于过去五年的步伐，并计划把工作重心放在建设“幸福广东”。

　　抛弃G DP中心主义，改打民生幸福牌，这样的表态并不显得突兀。一方面契合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精神，“十二五”规划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便是取消经济增长的指标，显示了放弃单纯追求G D P、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取向；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不少省市未来五年G D P增幅翻番的宏图，广东、重庆重新挑起民众对打破现实僵局的巨大期待。整个国家内外压力交织的环境，凸显了两个地区正是最具政治追求的转型的桥头堡。

　　“以钱为纲”

　　“一种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围绕经济G D P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所发生的事情，一如其上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革命，与哲人赫胥黎所说的这个怪圈非常相似。

　　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对G D P的图腾越来越像一个难以脱身的梦魇，伴随着各级地方政府，直到最基层的权力单元———乡镇。日常生活变迁也教育了越来越多民众———经济看起来高速发展了，但为什么活得却越来越艰难了？

　　G D P主义之下，地方政府的两大政策不断扭曲城市的发展。首先就是通过抓建设拉动G D P。政府透过投资融资修桥铺路等方式，当然还通过房地产建设的方式拉动G D P。但建设却没有建设的模样，大拆大建之后的房子寿命缺短得出奇(25年)，下水道每两年便可能挖开再建。G D P在上升，但短命的房子让老百姓每年至少损失四万亿——— 生活于是艰难了。

　　生活的艰难还体现在，老百姓不能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得到多少好处，这些工程并不能解决多少就业，就业其中的人们也不能得到更多，政府工程中的一个个苦力，并没有工资优势，不会拉动更多消费。但这些钱，却不能凭空而来，它来自于企业、个人的税收，这同样是生活的负担。

　　政府拉动G D P两大政策中的另一个政策便是“招商引资”。因为权力与资本的媾和，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低价圈地、低工资低人权便自然发生了，低水平重复的产能爆炸似地扩张，过剩产能只能寻找国外出口，让欧美等发达国家去消费，把过剩产能给吸收掉。同时，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大约10%，而所得税率却达33%，算下来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所以与银行年存款利率2.75%相比，搞实业未必比银行存款好多少。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投机开始风行，楼市的泡沫化无法通过调控加以解决。

　　尽管在内外压力下这是一个死胡同，但G D P崇拜不仅没有消退的趋势，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力，直到伸向边远农村基层。这样的局面不能单单以中国发展的后发困境来解释，社会不满情绪随着G D P增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急剧上升，原因便在于，政府的权力与资本的亲密无间，使得经济发展越来越像一种财富转移和集中运动，从乡村到城市，从郊区到市中心，从穷人到富人，从多数人到少数人，从民营企业到国有企业，从民间到政府，这一过程越来越单向固化，越来越具有封闭性。他们玩的什么？除了所谓的政绩，更重要的还有钱——— 以钱为纲。

　　政府“以钱为纲”，其危险性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经纪型(赢利型)权力一样，意味政权的合法性将会受到巨大挑战。

　　G DP崇拜是牛皮糖

　　近些年来，各个层面已对G D P开始产生异议。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显而易见，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覆盖资源环境的统计体系，以反映环境状况与经济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最先从统计如何更科学合理的角度反思G D P的原因，由此，又与以往处于弱势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加权力的追求相结合，绿色G D P便以一种理想主义面目出现了。发布于2006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 D P核算报告。

　　然而，单纯以环境代价逼迫GDP退出中心舞台最后变成了一厢情愿。在发布了一次报告后，“绿色G D P”项目就被“无限期推迟”，最终没能突破由核算方法和地方政绩观设置的双重障碍。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统计法修订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认为，由于缺乏统计科学性和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 D P的统计。类似的共识已不再存在问题。“十二五”规划最终弱化了总体G D P目标，这被认为是我国加快转型的重要信号。

　　但信号终归只是信号。事实证明，在地方“十二五”规划中，G D P高烧的状况还在持续。在全国31个省市区，除青海外，其余各地均已公布“十二五”规划建议。其中，黑龙江、广西、贵州、河南、江西、安徽、山西、福建、云南均提出了G D P总量甚至人均G D P五年翻番的目标。G D P目标是地方政府设定的成绩单，只要G D P增速在考核指标体系中未被弱化，地方做大G D P的冲动就没理由缓解。

　　这让人们认识到，G D P是一块真正的牛皮糖，没有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的实质改变，它就一直牢牢粘在地方政府的心上。政绩考核体系考核什么、如何考核，依然是个大问题。

　　广东、重庆只有将“民生幸福”纳入易操作的政绩考核体系，才有可能取代G D P的位置。而谁来断定幸福与否，谁来确定幸福指数，依然需要进一步明确。

　　经济转型实质是政治转型

　　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历史终究出现了转机的可能。

　　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变革转型的关键。危机才意味着动力，而内部本身的动力也往往需要外部压力加以激活。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本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机会，但人们往往看到经济表象，并被表象所畏惧吓倒，经济增长仍是最大的合法性所在。

　　四万亿的投资拉动，保八成功，似乎也使泡沫变得越来越大。中国G D P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高处不胜寒，G D P主义已让中国经济看起来没有退路。人心思变，或者用“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人、经济学家刘鹤的说法，“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

　　抛弃G D P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自然转型，也不意味解决民生问题就没有新的问题。民生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地方政府似乎也永远处于“缺钱”状态中，政府的钱够不够花，这个问题也是地方政府仍然视G D P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光有G D P不行，但没有G D P万万不行”。

　　真的是万万不行吗？广东、重庆这些率先提出抛弃G D P崇拜的省市，究竟能拿出多少的制度创新打破行之甚久的怪圈？显然还需要引入更多制度创新的变量。接下来深层的经济变革的实质已经刀刀见血，已远非单纯的经济改革意义本身。借用“十二五”规划起草人刘鹤的说法，需要的是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扶持。

　　为民生牌埋单的，又或者只能如重庆另辟蹊径，通过国有资产(包括城乡统筹实现集体土地国有化)的升值，以获得民生资金的保障？这也决定了重庆经验究竟有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除了开源，如果能够通过政府预算公开、降低行政成本的方式，又能节流出多少资金？开源与节流，究竟哪个是真问题所在？这恐怕会是一个带来不同指向的问题。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南都记者访问时所说，中国政府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者之一，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用于自身花销，近年来的维稳花费也已超越国防开支，这方面显然有大文章可以做。

　　上述的命题对广东依然成立。广东提出推进城市化战略，但是不是真正的“解放农民”而不是弄农民的地，是不是可以摒弃“以土地换社保”的思路？从现实情况看，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土地换社保”，否认了政府理应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否认了农民应当享受的基本生存权和公平发展权。如何能尽量减少城市化中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而让政府担负自身本该担负的职责？

　　总之，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已经提出的那样，“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一国竞争力的大小不再由自然“禀赋”等先天条件所决定，和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本甚或金钱、技术资本相比，制度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更重要决定因素。预算公开制度、廉洁高效低成本的政府系统、昌明的法治，恐怕都是幸福民生的支撑点。

　　这些命题，对这个星球上的很多国家而言(比如倡导幸福政治的英国卡梅隆政府)，也许是20世纪终结的尾声，但是，对中国而言，却是21世纪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