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鄢烈山

　　翻检全国“两会”期间新闻辑录，最令我心动的是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的一段答记者问。这段话媒体的表述文字不尽相同，但意思差不多：有的报纸是，他对记者谈舆论监督，“颇有意味地总结”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好处比改革还要大。”而《南方周末》3月10日报道的“版本”是，“欢迎舆论支持贵州，包括监督。监督也是支持，我们希望媒体对贵州各方面的工作给予监督……总的是想，贵州要发展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开放带来的活力可能比改革带来的活力还要大……”综合不同的版本，我将其浓缩为一句话——— 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

　　说得真好，就现实针对性而言，栗战书这句话可以与胡适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相比拟：谁不知道胡适是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代表人物？他讲这个话当然不是对“自由”价值的否定，也不可能是劝人们容忍显然违背正义的邪恶势力，他这句话只能是“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是对宽容精神的强调；同理，栗战书的本意，不可能是说“改革”不重要，而是借以强调在现阶段扩大“开放”的必要性。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栗战书有这个说法并非“随机应变”，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曾多次表达过相近的意思。去年年底，他书面批示要“请中央媒体继续给予我们舆论支持，包括舆论监督”；今年元月，出席全省宣传部长会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开放的胸怀，鼓励舆论监督……”

　　鼓励和支持舆论监督，是开放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我想把栗战书同志的说法发挥开去，不仅在贵州，而且在全国，领导干部都要有开放的胸怀；不仅在媒体监督、舆论监督方面，而且在所有的政治操作和社会治理方面，都要有全方位的开放胸怀。

　　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是互相关联的，改革的内容包括对外对内开放，而开放本身就是对封闭的改革，但既然是两个概念就必有各自的侧重点。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农村是从家庭联产责任制走到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是从容许个体私有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走到不搞所有制歧视的混合经济———这更多的是改革。而从办“三资”企业搞“三来一补”到加入WTO“中国制造”满天下———这更多的是对外开放。

　　如今，对外开放的任务不能说已经完成，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的工作”部分第九章就是专讲“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但是，对内开放可以说离完成还很远很远。栗战书讲的“领导干部要有开放胸怀，鼓励舆论监督”，主要是指接受国内媒体与群众的监督，而不是外国人的监督吧？

　　因此，在我看来，如今怎样强调对内开放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对内开放的目标应该是全方位的，是符合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虽然操作起来可能是渐进的，但现在就行动起来却是刻不容缓的———真正是所谓“没有任何借口”。

　　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不公是什么？进一步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把人分为落地不同就贵贱贫富有别的制度，不仅城乡户口不通用，不同城市的人占有的资源和享受的福利也不同。这是自古崇尚“大一统”的中国人今天面临的最大悖论。又如，收费高速公路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如黄细花所说货运车辆被迫超载非法生存，这种形同绿林强盗要买路钱的模式本是权宜之计，岂是中国应有的形象，而令之因方便利益攫取而固化？

　　对内开放，可以说是这次“两会”代表、委员(以下只称职务)的共同心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说：“监督力度不够是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没有高质量的审判，法官就不敢公开”；司法部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义建议公布行政诉讼案政府败诉率；钟南山院士建议，人大报告除了监督内容，还应公布监督结果，他直言“现在的监督只监督了一半”；葛剑雄教授以身说法，以他改变复旦大学图书馆回扣潜规则为例，说“有什么怕公开的呢？”……财政预算公开、“三公消费”公开乃至官员家庭财产公开，都是会议热点。

　　立法且依法实行这些公开，是对内开放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前提。

　　温家宝同志说，“当前，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而公开(或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理解这“最好”，不仅是最有效，也最“节能”，只要政务、财务等都依法对社会公开，且支持媒体和民众监督核查，那预防的威慑力就必定很强大，也不必动用现在那么多组织成本和财政支出搞反腐肃贪。

　　如果对内开放成了定则，领导干部胸怀是否开阔都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中国社会的的活力和凝聚力必将大大增强。

　　(作者系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