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第1号)公报发布。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快速汇总反应中国人口现状的主要数据，共分人口总量、家庭户规模、性别构成、年龄构成、民族构成、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城乡构成、地区分布和人口的流动等9个部分。但仅就此数据表现如何看待，如何分析？中国人口现状到底正在发生什么，向何处去？却未必能够取得统一的意见。

　　比如备受关注的两个数据“人口总量”和“年龄构成”，就很难取得共识。

　　首先，对于“人口总量”这个最受到关注的数据，马局长得出了一个乐观偏中性的初步结论。这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这表明十年来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新中国以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

　　假如数据确凿且效果是积极的，就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 第一，什么样的人口增长率称为一个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第二，一个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达什么幅度才需要控制。假如没有厘清这两个前提条件，仅从人口增长率现状的下降，就认定中国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的积极描述，并有效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意见就缺乏严谨性。

　　遗憾的是，关于怎样才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概念并无明确过。不仅中国没有这样的实证性科学分析，世界上的人口理论也缺乏细致的讨论。工业革命以来，对人口增长的担忧有一个用词日益泛滥，那就是“人口爆炸”。但“人口爆炸”按照增长率的数据描述，到底有没有一个快速指标？我们只知道，人口多了会造成很多麻烦，比如资源分配不足，食物和能源将成问题；而后又逐渐细化到健康、教育、就业这些福利指标，因此结论是人口过多，一定会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

　　中国制定计划生育国策是经过大辩论和大曲折的，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都默认了“中国人均资源不足”这个事实。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信中写到的理由基本就以人多导致资源短缺为前提的。比如信中分析粮食供应和人口关系最为典型。只不过，即便现在人口总量比1980年时多出3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总量为10.3亿人)。但三十年来粮食不仅不存在问题，中国人还普遍吃得越来越好。

　　总之，人口的增加是不是负担？人均资源占有和国家的富裕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今全球范围提供的现实材料，并无法证明人均资源短缺，就一定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人民必然贫困。更不能证明，控制人口一定是这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前提。

　　其次对“年龄构成”的分析，报告认为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这个描述性的结论，并未深化分析。如今对于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已有广泛的担忧，认为中国“未富先老”。“未富先老”是和发达国家做比较产生的概念，比如和日本老龄化比较得出了一个更具忧患色彩的、对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担心。

　　若是广而言之，从历史角度看，人类一直是这样担心的。因为养老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却不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当初为了推广计划生育国策，曾经批判过养儿防老的农民思想，以及“五四”以来极度讽刺过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孟子语录。如今想恢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恐怕还会受到人们的耻笑，而想一个人设计养儿防老的家庭机制，几乎痴人说梦。虽然现在讨论养老，若说到伦理大概也没有谁会反对。若说到经济解决如何老有所养，会有人大言炎炎地说，可以建立比较完备的养老社保体系和交给市场来解决两条途径。但就经济方案而言，不论是何种养老体系，都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养活现有退休人口。没有劳动力生产出必需的实物，拿什么满足老龄化社会的物质需求？

　　总之，对中国人口现状的这两项指标，我们要有足够的谨慎，认清其中真风险和假风险，因为这是决定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两项指标，不可不察。(作者系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