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市长抓什么菜篮子工程，越抓越出问题。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不能破坏它的这个功能。市场会不会犯错误呢？会，但市场错误不会如此巨大。而且不能有点波动就去干预，就要避免，那不行。如果政府要干预，应该做的是降低交易费用，降低税费，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而不是简单地鼓励生产或者补贴菜农。政府要考虑的是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一个低交易费用的市场环境。

　　今年春天，菜价暴跌成为全国各地菜农不得不面对的痛苦事实。和去年同期相比，各地批发菜价跌去50%左右。商务部的数据显示，4月11日至17日，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9.8%，三周以来已累计下降16.2%。一些地方的农民家里的菜根本就没有人要，只能碾碎了在地里当肥料，或者让人拿去喂猪。

　　卷心菜跌到了8分钱一斤。山东济南历城区唐王镇的韩进种了6亩，要赔掉上万元。而这6亩地，本是韩进家仅有的经济支柱，39岁的韩进在绝望中选择了在卧室上吊自杀，“菜贱伤农”由此引发举国关注。

　　然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却没有感到菜价有明显的下降。有报道显示，在田间地头收购的卷心菜8分一斤，到了市区菜市场卖价就达到8-9毛一斤，相差了近10倍。在杭州，新上市的卷心菜在批发市场也就一毛五一斤，但到了农贸市场却一元五角一斤，几公里就翻了10倍。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其中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六个问题。

　　中间环节成本高企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民菜地里菜价那么低，但是商店里菜价降得并不多？

　　超市里、市场上的菜价虽然也降了，但与菜地里、批发市场上菜价的下降相比较，则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八分钱一斤卷心菜，菜农选择自杀了，可是消费者感觉菜价没有降到哪里去，面对这种现象，唯一讲得通的解释就是流通费用太高：过路费高，油费高，人工费高，摊位费高，税费高。去年有报道说，河南有个货车一年竟然偷逃上百万元过路费，可以想见过路费、过桥费究竟有多高。又比如说，以中国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不用看税收数据就可以想象税收高不高了。再想想吧，房价那么高，摊位费又怎么会低呢？

　　导致高流通费用的原因不是中间商抬价，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中间商的进入门槛很低，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处在竞争性行业中的中间商不可能说想抬价就抬价，中间商不是中石油、中石化，他是价格接受者，不是价格制造者。第二个，网上看到，有人调查了中间商，他们起早摸黑，挣的是很可怜的钱，完全没有想象的高利润。

　　所以，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但是问题肯定不在中间商。

　　流动性泛滥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菜价低到让菜农上吊，或把菜毁掉，没人收割的地步？

　　农产品市场景气波动是市场正常表现，去年价格高，农民就会扩大生产，今年产量就会增加，价格会走低，等今年产量高、价格低了，明年产量又会减少，价格又会走高，它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化，是一个市场现象。但是像去年、今年这样的大波动就不是市场自然波动可以解释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金融危机后，发了太多的货币，有自身超发的，有外源性增发的，总之是流动性泛滥。泛滥的流动性一开始被房地产吸收，当房地产因为高房价而受到打压后就流向别的行业，包括农产品。你看去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苹什么”……在泛滥的流动性下很多农产品、大宗商品已经不是简单的商品了，而是具有了资产的性质。具体到蔬菜市场来说，菜价涨人们囤菜，囤菜于是菜价愈加上涨。电视报道有人因为囤积大白菜而一下子亏损160多万元的。上百吨大白菜放在冷库里，因为售价不足以弥补电费、冷库费、人工费而不得不弃菜逃跑了。去年大白菜在产地都是一块多钱。所以今年面临的决不仅仅是因为北方的气候良好而导致的蔬菜丰收，更有在去年高价刺激下菜农扩大生产而大幅增加的蔬菜供给，以及去年因投机而囤积的大规模的蔬菜存货。然而蔬菜需求却是基本稳定的，不可能说白送你就多吃多少，于是生产过剩的矛盾就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

　　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

　　第三个问题：价格如此波动，难道不是市场失灵吗？

　　今年的市场太过悲壮了，悲壮到要付出农民兄弟的生命。一些人于是老调重弹，又在那里说什么市场失灵，又在那里主张政府干预。价格如此波动，这难道不是市场失灵吗？！

　　本来，市场有效运行是需要条件的，条件之一，要有稳定的货币环境，而这是需要政府来提供的。可是去年、今年的价格剧烈波动恰恰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产物。再者，去年价格上涨，本来就意味着今年产量会增加，价格会下降，然而政府在去年菜价上涨的时候，采取的是鼓励生产的办法。但是去年鼓励生产的措施，并不能增加去年高菜价下的蔬菜供给。因为蔬菜种下去，不可能第二天就收获，总得要等两三个月，而三个月过后，蔬菜已经是过剩了，政府的鼓励措施不但没有平抑市场波动，反而加剧了供需矛盾，制造了市场波动。所以，去年、今年的市场表现，恰恰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剥夺那位农民兄弟生命的不是市场的自发性、无序性，而是政府的好心办坏事。这才是问题的真相之所在。

　　不是有好的愿望就有好的结果。哈耶克说，是美好愿望把我们带向地狱的。一般来说，政府没有能力拥有组织生产和交易的分散信息，其行为难免具有滞后性。事实上，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干预市场，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会失败了。

　　中间商不但无过，反而有功？

　　第四个问题：中间商难道不是罪魁祸首吗？

　　菜农是根据预期市价来安排蔬菜的生产的。为什么预期价格会远远高于实际价格呢？是谁让菜农产生了高菜价预期的？难道与中间商的投机行为没有关系吗？似乎不能说没有。之所以要说似乎，是因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就是为什么中间商过去没有这样的大规模的囤菜行为呢？为什么这样的大规模囤菜行为发生在2010、2011年，而不是别的年份？

　　不是2010、2011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它们是流动性泛滥的年份。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假如没有货币超发，没有流动性过剩，还会有这样的大规模的囤菜行为吗？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居然大蒜、辣椒、生姜甚至大叶蔬菜都成为资本品，这到底是谁的错？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企业和商人的逐利行为，哪怕是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逐利的动力，在别的情况下也不会有组织生产、调节供求的动力。创造利润乃是企业和商人的最大道德，他们只是在给定的市场环境中追求利润。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商人选择囤积居奇而不是诚实经营来逐利？到底市场环境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实际上，中间商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菜农为什么会错误地扩大产量，恰恰是信息不对称。中间商一头连接消费者，一头连接供给者，他能起到信息沟通的作用，可是去年价格高企的时候我们要取消这个中间商，搞什么农超对接。把中间商取消了，结果反而使得信息不流畅，更加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所以不是中间商导致去年的高菜价和今年的低菜价，不是中间商在制造波动，恰恰要靠中间商来平抑这个市场的波动。投机是有的，但不是所有中间商都在投机，也不是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都可以投机的。今天，菜价低了，政府又要取消中间商，又要搞农超对接。可是这样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已经过剩了的蔬菜，因为你白送需求者他也只能吃那么多，他不可能增加太多。而且也不可能有效降低终端市场的菜价，因为决定因素是高过路费，高油费，高人工费，高摊位费等。

　　农产品涨价是趋势

　　第五个问题：农产品涨价是可以回避的趋势吗？

　　现在有一种说法，农民是分散的生产商，谈判力量弱，要联合，要公司化规模化种植，要成立农协，来增强他们的博弈能力和定价权。如果这是农民自发的需求，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政府不要去推动这个东西，当然也不要去反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这些事情让市场去做。政府要做的是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有效的产权保护、良好的法治环境。

　　从中长期来看，因为劳动力价格在上升，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包括蔬菜价格会进入一个上升的通道。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一个低的农产品价格，除非我们经济不发展，除非我们工业不发展，因为工业发展意味着农业的机会成本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不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身属性决定的，而是由做工业的机会成本决定的。所以，农产品涨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再说了，农产品价格不上升，农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啊？实际上，人为压制和拔高农产品价格都是错误的。政府人为抬高农产品价格，或者变相补贴农业，将导致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不愿意到工业去，工业用地价格高企，这等于是间接提高了工业化成本，阻碍工业化的步伐。最终，我们的绝大多数农民要转到工业上去，农产品价格要上升，一些农业用地要转为工业用地，这是趋势，这个趋势总体来说收益大于成本，不是坏事，我们没有必要人为的阻止它。

　　政府应维护币值稳定

　　第六个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

　　今天的市场败象其实不是市场本身的错，而是政府一些作为引发的结果。要不是政府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引发投机行为；要不是政府把中间商挤出，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要不是政府在价格高企的时候鼓励菜农扩大生产，导致了蔬菜更多的过剩，市场波动不会如此剧烈。要解决的恰恰是政府的这些作为，还市场健康运行本来需要的环境，而不是在蔬菜供不应求、价格高企的时候去鼓励生产，在蔬菜供过于求、价格低廉的时候又去补贴菜农。

　　市长抓什么菜篮子工程，其实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抓不了，你越抓越出问题。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不能破坏它的这个功能。市场会不会犯错误呢？会，但市场错误不会如此巨大。而且不能有点波动就去干预，就要避免，那不行。市场是有纪律的。只有在市场纪律的约束下，生产者才会增强风险意识，理性组织生产和投资。如果政府总是想着去干预它，不是鼓励，就是补贴，生产者反而没有纪律这个概念了，没有风险意识了。

　　如果政府要干预，应该做的是降低交易费用，降低税费，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而不是简单地鼓励生产或者补贴菜农。要不要生产，生产多少，怎么生产，这不是政府决定的，是由生产者自己去决定的，政府要考虑的是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一个低交易费用的市场环境。

　　这里尤其要强调政府维护币值稳定的职责。通货膨胀为什么说很坏，就是它扭曲价格信号，破坏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功能。比如说，货币超发了，物价会上升，但是物价上升不是说所有的商品在同一时间、同比例地上升，它一定是有的商品先上升，有的后上升，那么当菜农的蔬菜价格上升的时候，菜农不可能调查所有商品的价格，他不知道这是一个货币超发，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前奏，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这个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了，是蔬菜的需求增加了，所以他就会扩张产量，当他扩完的时候，结果其实不是相对价格上升，不是真实需求的增加，而是一种普遍价格上升。当菜农最终看清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产出已经过多了。接下来，他不得不痛苦地降低产量。最终结果，产量还是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只有价格上去了。所以，我们说货币发行短期导致产量增加，长期不会导致产量增加，只会导致价格上升，但是这个过程整个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货币纪律。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余蕊均　采访整理

　　济南菜农韩进面对遍地卖不出去的蔬菜上吊自杀，悲剧迅速让“菜贱伤农”的话题为全国所关注，而让人困惑的是饭桌上的市民并未感受到菜价大跌。蔬菜田头贱摊头不贱，何以如此？

　　扬子晚报的记者对山东寿光这个“全国最大蔬菜产销基地”进行了深入采访，从地里采摘、当地收购、运输直到进入南京农贸批发中心再至菜市场，一路跟踪，得出了一个结论：种菜运菜卖菜者获利都很低。

　　记者采访扎实，但只是对一个并不新鲜的观点进行了验证而已。商务部早前于上海开展的调查显示，菜市场里工作的一对夫妇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但最后一个月赚的钱只相当于城市普通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充分竞争的物流行业，跑运输的人也无法暴利。然而，蔬菜流通环节的成本很高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参与流通的人并未从中获益多少，流通环节过高的成本从何而来？

　　很简单，直接或间接向菜伸手的人太多了，从而导致真正创造价值的人获利甚微，没有创造价值者却盆满钵满。间接者如过路费，直接者如进场费、摊位费，哪一个环节的成本都是加在了菜价上。为减少流通环节和成本，据说一个妙计是让“农超对接”，妙则妙矣，可惜限于条件可操作性不高，另外这种对接也未必对市场有益，那些运菜者本来就是市场中的一环，也应该获得就业机会和利润，难道就该自动退出市场？

　　要真想降低蔬菜的流通成本，原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即让那些不该伸出的手缩回去。过路费能不能少收甚至不收？市场管理者是否也该适当克制收费欲望？……

　　最有效的办法其实也属卑之无甚高论，只是有一种意见认为，要用这个办法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交通运输部的官员们最近就反复宣告，“非收费公路体系”将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收费公路管理的纠风工作“长期而艰巨”云云。

　　此类声音耳熟能详，于民生利好的事项总是长期而艰巨，也无怪民众常常害短视的毛病了。比如专家批评不该死盯起征点，应推综合税制改革，可是当这样的改革长期而艰巨时，还要求民众风物长宜放眼量岂非清谈？

　　解决菜贱伤农，别老是将来时态，来点进行时态吧。日前《个体工商户条例》取代了24年前出台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就是一个“进行”的信号，其解除了个体经济的一些束缚，市场和社会必将因此而获益。

　　为了生存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这代表着中国百姓的坚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功于此。不让他们少点束缚多点活力，对不住他们。

　　□本报评论员　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