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始至终这都不能算什么要命的大事，但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似乎整座城市都在关切那几株木棉树的生死。5月11日，媒体调查发现，被誉为广州“城市新客厅”的花城广场，疑因“赶工期”等原因导致近半木棉树枯死。在接下来的时间，媒体紧追不舍，市民质问不休，涉事单位也从仓促躲闪转而选择诚实直面。园林主管部门日前表示，将督促业主单位进行整改，施工方也承诺将与发包单位磋商补种，至于是否还种木棉则尚未确定。

　　具体事件远未尘埃落定，倒是已经有了些许连锁反应———有消息称，其他未涉事公司也开始对下辖树木进行排查，有枯死的多头樟被“连夜锯掉”。而遍观花城广场所种植的600多棵大树，除了木棉大批暴死之外，其他树种亦未能幸免。但在基本事实已经足够清楚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此次“木棉之死”风波进行梳理，毕竟，动用如此众多的公共舆论资源来聚焦几株树木的枯荣，不仅因为木棉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市花，也不仅因为它已然是人们将其视作历史与城市风格的某种图腾，而是希望可以藉由个案为之后的城市决策、管理乃至理念与思路，提供可堪借鉴的方面，于教训之余或有些许裨益。

　　通观此次“木棉之死”风波，作为职责所系的业主单位，城投集团下属的新中轴线公司在面对市民和媒体质疑时，所采取的不少举措呈现失当、不智和粗暴的状态。耗费公帑高价引进的树木，什么叫“你们觉得该砍掉就砍掉吧”？保安对采访和拍摄横加阻拦，媒体也顺带获知，平日市民的正常活动在此厢号称“城市新客厅”的公共场所亦频频遭遇阻拦、干涉甚至轰赶。而在回应木棉死亡数量时，又采取混淆概念的方式，把“性命堪忧”木棉超过50%的惊人数据刻意拉低到1.4‰的所谓“正常”范围。在追究责任时还失口爆出，该公司早在去年年底就发现木棉长势不佳，只因为所谓合同纠纷问题，就放任高价引入的树木自生自灭。在事件原委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真的有必要追问，究竟谁该为此承担责任？

　　整个木棉暴亡事件，当然不仅是后期维护的问题，因为媒体对事件从始至终的调查，都伴随着问题直指大树移栽决策本身的学者质疑。面对花城广场的木棉枯死，有学者表示，木棉本身是移植难度较大的树种，尤其是胸径大于10cm的大树，对移植季节和移植技术都要求很高。“像城市广场这样的环境条件，本就不适合移植木棉”，更何况为了“赶工期”这样的理由，选择了那么一个不合适移植、会增加树木死亡可能的错误时间。据媒体报道，当初在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时，并未讨论是否种植大树，而且在听说花城广场将大批量移植大树时，曾有多位专家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未能引起重视。这就令人不解了，态度如此明确的反对观点，是否在所谓“大树公园”的项目论证阶段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如果曾经表达，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不被重视和采纳？

　　论证流于形式，不止木棉一事，决策机构所热衷的，是一边邀请专家为行政盲目做枝节背书，一边却把是否移植、什么时候移植以及什么适宜移植这样的关键问题排斥在了讨论范畴之外。“花一大笔钱，买一堆柴火”，这次缴纳的“学费”即使不算多，但实不应该再有。仅看责任单位急急推出的“此时再追究细节已无意义”表态，让公众有理由担心，城市决策的“拍脑袋”盲动，流毒远远未尽，随时都可能再次发作。

　　木棉作为本土树种，当然不可能不宜生长，问题在于权责部门急功近利的决策逻辑，来不及也等不及起码的树木生长规律，甚至都不屑于去种植。以此次枯死的木棉直径判断，花城广场上大部分移栽的木棉树龄均在30年至50年间，这就意味着它们极有可能“挖自深山”。被称为“水泥森林”的现代城市，貌似只能靠移植这种最偷巧的做法来与“大树森林”成为邻居，也已经顾不得思考，这样对自然生态的横征暴敛会有怎样的恶劣后果。与在城市规划中的整齐划一、大拆大建同样，“大树进城”已然成为不少地方权责部门的施政流行。城市的决策，当从这些“木棉之死”中收获起码的教训，并能够在教训的汲取之后予以理性反思与修正。

　　那些死去的木棉树，原本是应该有春天的，就像它们年复一年曾经经历的那样。它们来到过这个城市，并且为人们的所谓“摸索”贡献了自己最后的美丽。究竟什么才是城市之美？被人为磨平、同质化对待的建筑用它的特色全无作了回答，挖自深山、死于城市的大树用它的枯荣作了回答，而陷于畸形乐趣不能自拔的人们，迫切需要的，只是一份本不算艰难的幡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