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陕西横山县韩岔乡白岔村上百户村民陆续发现自己住的窑洞开始出现裂缝，井水开始枯竭，原来，一个叫做“东方红”的煤矿企业已经越界挖到了自己的脚底下。尽管这家煤矿因证照不全，且不具备生产条件而名列陕西省政府的关闭煤矿清单，也有权威机构鉴定企业的非法开采严重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在横山，村民们的维权还是遭遇了重重困境。一方面，煤矿雇砍刀队砍杀村民，村民反映问题提交证据时警方拒不受理，另一方面，阻挠煤矿生产的村民则被刑拘。

　　据媒体报道，中纪委、公安部、榆林市(横山县隶属于榆林市)等相关人员组成的8个调查组，已经进驻白岔村彻查“官煤勾结”等问题。公众有理由相信和期待，黑幕终会揭开，正义必将实现。而就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而论，事件所暴露的尽管还只是冰山一角，已经够让人悚然。

　　当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村民持续向上反映问题无果，当维权村民代表遭遇砍杀报警却未被受理时，公权力的“不作为”让人印象深刻；但当失望的村民们转而企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恶企抗衡之际，一转眼之间，这个仿佛总是懒洋洋的权力突然又高效地运转了起来，抓捕村民的行动非常迅捷，采取刑拘的措施十分果敢，法院判决村民赔偿东方红煤矿130万元经济损失的裁定也下达得一点不拖泥带水。赤裸裸的“不作为”，又继之于赤裸裸的“滥作为”，在这看似相反实则相承的行动中，公众清晰看到，当下在一些地方，公权力对自己作为社会重要角色的认知已经严重混乱，正大步走向其赋予者认定方向的反面，且到了毫不避讳和掩饰的地步。

　　村民们企图结成自治体对抗恶企，恶企雇佣歹徒砍杀村民，不论是村民的阻挠生产，还是那凛凛的刀光，都会让人感觉不安，尽管村民阻挠和暴徒挥刀的动作性质迥然不同。也许这是横山县强力打压村民的原因之一，但问题是，打压之后安全感就会从天而降吗？无数次的事实甚至是血的教训昭示，郁结起来的愤火终究是要燃烧的，回避矛盾，矛盾只会进一步聚集而伺机冲决。

　　可以说，横山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样本，其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一旦权力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迷失自己的定位，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就很难畅通，权利救济机制也必然匮乏，由此社会则可能种下不安全的恶果，而这种不安全对社会中的每一分子来说都意味着高度的风险，哪怕一度为“勾结”成功而把盏相庆的“官”、“煤”们，因为谁也无法从社会日渐充盈的戾气中受益。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吁请执政者在众声喧哗中学会倾听“沉没的声音”，“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学会”，仿佛主要是一种技巧，其实这里首先还是一个态度问题。很多时候，那些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声音并没有“沉没”，甚至也许还十分顽强，在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但其是否会进入倾听者的耳膜并发挥作用却往往很不乐观，既可能充耳不闻不屑一顾，更可能装作没有听见。态度问题不解决，选择性倾听、偏听偏信就几乎是一种必然。显然，要害的问题也许在于，我们拿什么来保证乃至迫使执政者必须注意倾听“沉没的声音”。

　　众声喧哗中不故意忽视“沉没的声音”，各个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因此畅通，这样一种格局，将会使原本自居为弱势的群体看到自己权利被维护和救济的希望，这种希望足以使人心安定下来，使社会安定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和平”、“法治”也才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白岔村事件，横山县已经发生了一些人事调动，但相关方面表示“均属平级调动”。这一表态留给公众的疑问是：如果黑幕完全揭开之后呢？期盼公平和正义的人们都在等待最后的答案。

　　可以说，从横山县这一典型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在基层“声音沉没”的种种表现，也看到了在基层由于“声音沉没”而引发暴力冲突的残酷现实。

　　资料显示，我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小国家还要大；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基层政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代统治者于是总结出了“郡县治，天下安”的至理名言。

　　可以说，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曾这样警示。

　　不破不立，防止基层政治生态继续恶化，首先就要“用好人，管好官”，把“GDP”的指挥棒扔掉。这些年来，许多基层主政者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畸形的GDP数据中难以自拔，而忽视民生建设，不但无为甚至胡作非为。时下的教训比比皆是。

　　其次，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设计，把基层官员履行职能职责与解决社会突出问题作为两个基本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考核，这样才能让他们的工作对老百姓负责。　　□李千帆

　　社论认为，村民的利益表达如果渠道畅通，就能够听到“沉没的声音”，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的想法，其思路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却似乎很难做到。

　　发出声音，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声音会成为“沉没的声音”，不被相关部门“听到”，就无法维护权益，这是困境，也是现实。

　　回到横山县这件事上，这是一起官煤勾结事件，因此，企业就变得肆无忌惮，他们不怕什么，因为有“保护伞”。村民无论如何向上级反映，都会是一个结果———无果，因而也就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去阻止煤矿生产，自然矛盾也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吃亏的也只能是村民。

　　官煤勾结，无视村民权益。这样的官员自然要遭遇唾弃。但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的“乌纱帽”并不被掌握在老百姓手上，对于官员来说，在做“坏事”之前，肯定是要计算成本的。

　　一边老百姓的利益可以无视，甚至可以糟蹋，一边是只要和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就什么也不怕了。公器在手，谁还会将老百姓放在眼中？现在经过媒体曝光之后，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理，但因为“乌纱帽”的话语权，依然与老百姓无关，所谓的受处罚的官员也只是被平级调动。在“乌纱帽”的决定权不被老百姓掌握的情形下，老百姓的声音终究是和“沉没的声音”结上了缘。

　　“乌纱帽”其实是最势利的，谁有决定权，就倾听谁的声音，谁没有决定权，就让谁的声音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不变的道理。　　　　□王军荣

　　有好几年了，我讲课也好，演讲也好，总有人在网上宣称要来砸场子。只是宣称归宣称，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来的。不过，没有砸我的场子，却有人砸别人的场子，虽说不至于带家伙打砸，但是大声喧哗，打断演讲，不按规矩提问等现象，还真是不少。

　　当年的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始是互相辩论，后来则革命的一边大打出手，看见康梁党人集会，就去打砸。理由是，跟不革命的人有什么可辩的！不革命就该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派开始也是辩论，辩到后来，也上演全武行，动枪动炮的。双方的理由，也是对方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其实，双方都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辩论的武器都是毛主席语录。非要致对方于死地，无非是相互看不上而已。

　　今天要砸场子的人，砸场子的理由比当年似乎要充分了几分，但也就是几分而已。无非攻击人家拿外国人的钱，做外国人的走狗。当今之世，中国经济一直是外向型的，挣外国人的钱，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作为学术机构，拿外国基金会的课题，也是国际惯例，有哪个国家的学者不这样做呢？拿外国课题就是外国人的走狗，逻辑跟当年义和团攻击国人用洋货就是二毛子一样。本质上，要砸人家的场子，就是对人家的言行看不上眼。很多人，其实连人家真正说了什么都没工夫深究，只听说如此，就跳到半空，非要跟人家没完没了。

　　砸场子，无非不让人家说话——— 有我说的，没你说的。因为你是洋奴，你是走狗，一言以蔽之，凡是他们反对的人，都不是人。凡是这一点，古今中外一个道理，要致人死地，先把人打成非人。还真有这样一个网站，把所有他们看不上眼的人，有男有女，照片上都弄上一个绞索。如果他们真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氛围，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之时的冲锋队一样，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干。

　　有时候，跟这些动辄砸场子，要绞死人的人说话，进了他们的网站，感觉进入了一个非人的场域。这里没有人和人的起码尊重；攻击和谩骂几乎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讲理，只要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哪怕昨天还是一起喝酒的同志，今天就可以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所有人共处的世界。所有的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仇视也罢，都得共处。谁也不能把谁赶尽杀绝，清除出这个地球。只有极端的恐怖主义者，才只许自己活，许赞同我的人活，不许别人活，不许别人按自己意愿活，公然宣布判处某个他们认为说出了伤害他们话语的人的死刑。

　　从某种意义上说，砸场子的思维，就是恐怖主义思维，他们没有搞恐怖袭击，是胆量不够，对法律还有忌惮。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恐怖主义大亨本·拉丹死了，有那么多的人为他叫屈，奉他为英雄？——— 他们思维深处，有太多的相通之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当地有官员已公开承认“(这次征地)没审批”，多家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有关部门为什么还不及时调查？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佛山容桂村未获得审批就征收47亩农田，并欺骗村民征地方案获得佛山市人大批准，村民多次上访投诉无果。广东电视台对此事先后7次曝光反复重播，可非法征地非但没有停止，征地范围还扩张至1000亩。

　　电视台7次曝光，有关部门却敢于“顶风作案”，有个细节很耐人寻味：3月24日下午，一位自称容桂街道办干部的人戴着蓝色一次性口罩接受记者采访，并口口声声主张“不上镜的权利”。经村民辨认，此人正是容桂街道办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土地征收储备股股长。

　　有关官员如此逃避舆论监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必须公开。而公职人员掌握了公共权力，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上，必须接受监督，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当地官员却将自己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声称自己有“不上镜的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自认为有“不上镜的权利”，所以，相关官员多次拒绝接受记者采访，用集体“躲猫猫”来回应民众和媒体的监督，让事实无法查清，真相无法浮出水面。当地街道、村干部甚至敢于口吐狂言：“就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了光又能怎么样？”

　　他们知道，不接受采访，不披露相关事实，记者就很难查清真相，监督就无的放矢；他们更知道，只要坚持“不上镜的权利”，就是记者监督了，拿他们也没有办法。毕竟，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监督，这种监督只要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行政压力，对具体官员来讲基本等于无效。

　　说到底，官员敢于不接受采访，或者戴着口罩接受采访，声称有“不上镜的权利”，以及在媒体曝光后置之不理，是源于权力对于权利的傲慢，权利无法制约权力，也是现实中权利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困境。

　　但问题在于，当地有官员已公开承认“(这次征地)没审批”，而且群众反映强烈，多家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有关部门为什么还不及时调查，任由官员“戴着口罩”推卸责任呢？

　　4月底，国务院纠风办刚发布《关于2011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实施意见提出，要坚决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问题。对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引发恶性案件和严重群体性事件的，要坚决追究责任。

　　如今，那些未经审批、未获全体村民同意的征地，已被一条数百米长、1.6米高的砖墙围了起来，只留下两个口子供人出行。面对村民的质疑，那位戴着口罩的官员竟狡辩说：“圈起来没有影响他(村民)干活啊”。如此野蛮的征地之风，亟待纠正；那些“戴着口罩”的官员，亟须调查问责。

　　□杨涛（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