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政府花巨资“整治社区环境”，当然是好事一桩。不过，近日据媒体报道，一位叫做朱尚同的退休老干部的一封公开信将长沙市政府的善举蒙上了一层阴影。昨日的南都社论认为，即使政府制定和出台政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也应该事先征求民意。笔者在同意这一点的基础上，还试图更加强调一点，即在对“民意”的解释上，不应该只由政府单方说了算。

　　此公开信原本是这位退休老干部与朋友在私下的分享之物，不想在传阅过程中被一位友人上传至微博，于是便引来各方媒体的关注，最终被酿成一起置于公共空间供大家讨论的公共事件，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

　　在事件引起媒体与网民的热议之后，涉及的区政府派区长登门解释，指出这一工程意在造福民众。差不多同时，长沙市新闻中心也出面解释称：改造工程并非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反对者是极少数被取缔的业主。

　　逢政府的“善举”遭到质疑，较之过去充耳不闻的姿态，长沙市政府能够迅速作出回应，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不过，无论是区长本人的解释，还是长沙市新闻中心的回应，似乎都仅仅在强调整治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工程本身是民意的体现，而并没有对这一工程在上马前采集、汇总民意的过程做一个展示。众所周知，民意如何体现，主要在程序层面，而不是在结果层面。显然，长沙市政府目前给出的解释并未涉及程序层面，甚至据朱尚同老人说，这位登门解释的区长还试图让自己撤下帖子并且发表公开信否认此前的声明。长沙市政府的这一行为逻辑非但不能自洽，反而更增添了公众对此事内幕的疑虑。

　　当前，有地方政府已经提出了重大事项出台和实施前必须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乐观地说，这是政府在决策前打开民众参与之门的举止。即政府在启动重大事项时，已经在试图打破原先对“民意”的单向度解释权。尽管在具体的采集民意的机制建设方面，依然还存在诸多优化之处，但不管如何，政府的这一决定必将大为减弱重大事项出台和推行的阻力，并尽可能地将社会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再对照长沙市政府，一种固有的对于“民意”的解释的单向度依然显得格外鲜明。显然，民生工程也好，非面子工程也罢，并不是自行贴一个“民意”的标签就自动获得民意的光环；没有诉诸民意采集程序层面的解释，所有自我标榜民意的言行都将是无的放矢。更何况，在互联网时代，普通民众的发声渠道已经大为扩展，只有尽早回归民意采集程序层面的建设，政府在建设各种造福百姓的工程时才能免予类似的争议。□王秀宁

　　一位82岁的离休老干部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以后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公开信中，曾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的朱尚同直指长沙市在“整治社区环境”的试点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肆意挥霍国家财政，重形式、轻实效、扰民损民的荒唐现象，批评长沙市现在的一些做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当下市政建设中的铺张和形式主义不新鲜，在网上发布公开信也不新鲜，朱尚同老人的公开信之所以成为焦点，当然与他曾经有过的官方身份有关。显然，与一般的批评者相比，朱尚同的反对声音更可能让长沙官方为难。据媒体报道，继上门解释并劝说朱尚同撤下帖子、声明公开信不是他所写遭老人严词拒绝后，长沙市官方又公开回应称，媒体报道中反映的关于长沙市社区环境整治的情况是不客观、不全面的，社区环境整治并非面子工程，而是为了造福百姓，绝大多数居民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说“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一件惠民利民的实事好事”。

　　类似各执一端的事件，细节的核实和判定似乎永远是一个难题，这次也不例外。长沙官方称花费绝不像朱尚同所说的高达“2亿”，但在朱尚同看来，“市文明办说是8000多万，区长告诉我是5000万”，只能得出一个答案：“我估计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因为我追问他，他没有明确地回答。”长沙官方称并没有对单位和居民集聚区的围墙一律拆除，朱尚同却说他亲眼看到刚铺好的人行道被打掉重铺，教育厅好端端的围墙被拆掉重砌；长沙市官方称其整治行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朱尚同则说，仅他所在的省教育厅就有很多离退休老干部意见很大，绝非宣称的居民“都欣然同意”……

　　就目前而言，细节的核实和判定既然存在困难，我们只好暂时把它抛在一边。富有意味的是，双方言辞上虽然出现对垒，但其话语方式却并无区别，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为了说明各自的论点，“民意”都是最有力的论据。一方说，社区环境整治扰民损民，群众“意见很大”，另一方则说整治工程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肯定和支持。

　　在将民意向背视为评判工程好坏的标准上，双方似在意外实在意中地达成了高度一致。这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一个牵涉到众多群体利益的公共政策，如果居然得不到民意的正面呼应，其合法性和权威性都会大成疑问，争执的双方对此想必都会有起码的认知。

　　于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在此浮现了：双方持相同的论据，怎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论点呢？民意看似分散，但当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公意来发挥作用时，绝不可能如此分裂。这里只有一个可能：必定有其中一方所坚称的“民意”并不是真实的。

　　在社区环境整治的问题上，究竟是离休干部朱尚同，还是长沙市官方的意见更能代表民意？这似乎是一个难题。长沙市官方可以指责朱尚同只能以一些他身边的人群作为实例，但长沙市官方在证明其行动深受欢迎时，不过举出了一些虚拟的对象而已。

　　其实，长沙市官方原本是很容易避免这种尴尬的。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在遇到朱尚同的质疑时才想到“民意”，而是在工程启动之初就能经过一个公开征求、吸纳民意的过程，又何至于今天被动地拿“绝大多数”这样一个模糊的数字去抵挡呢？

　　体察真实的民意似难实易。一看在公共政策制定者这里，民意是否真有分量，二看是否经过了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因为第一点不好判别，第二点才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很难保证不出现“被代表”、“被同意”、“被造福”现象。现代政治尤重程序，其精义尽在于此。

　　当长沙市官方回应称，社区环境整治工程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时，包括朱尚同在内的一些人士肯定期期以为不然，因为很难理解“百姓”在这个时候才姗姗来迟。对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启示：即便真是为了造福百姓，也应该得到百姓的同意才行。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言犹在耳，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中对待批评意见的态度却绝非乐于倾听，更不要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了。老干部愤然批评当地政府的决策，正是暴露出地方政府决策形成机制的缺陷，充分征求民意、反映民意的程序不可或缺。

    文/乐天马

　　最近，一位长沙退休干部朱尚同在网上发言，批评该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劳民伤财”。公众舆论基本上都对这位曾任长沙市委副书记的朱尚同公开发声持赞许态度。但据闻老者受到长沙市芙蓉区区长约谈，要他否认网上的公开信，说那不是自己写的。为此，特意对自己的行为做了防守性质的解释，说自己并非“干政”。看来，长沙官方不认同老者行为的依据之一，应当就是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知多少世代以来，“在其位，谋其政”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几乎被当做普世真理，特别是在官场，受到普遍尊重和遵循。在位者这样要求自己和他人，不在位者这样信任官员并约束自己，仿佛政事必须并且只能是在其位者的专属职责与权力，旁人置喙，就是越位，就是侵权，就是多事。

　　成立政府，设官分职，都是为了替民众办事，“在其位，谋其政”的正确性无可置疑，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都是错误的。但是，“在其位，谋其政”是正确的，并不能证明其反命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能成立。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隐含有一个极其错误的政治伦理，它把政治(统治)职权默认为仅仅只是在其位者的私产，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种伦理仅仅只在封建社会和专制独裁政府那里具有正当性。在如今宪法明定国家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里，人民固然不应该越俎代疱代替官员行使特定官职的职责，但是，民众对公共生活，小到社区，大到国家，对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享有广泛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文明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个人民，不仅仅只是18岁到60岁之间的民众，理当也包括60岁之上的老年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退休了，政治权利就丧失了，就成了二等公民。老年人仍然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轻视的一股力量，并且，随着国家老龄化加速和民主的深化，这部分人的公共发言权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一方面，老年人政治经验相对比较丰富，这是从古代中国到古代希腊都认可的。老年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让这部分人把自己的政治智力发挥出来，有助于社会国家少犯错误，对国家社会是贡献，而不是麻烦。另一方面，退休人员也可能遇到生活被打扰、利益被剥夺等等问题，不发声，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在社会分蛋糕的过程中，就有被少分被漏分的可能性，只有敢于主张权利，才能使老龄群体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第三方面，由于现在民众的议政话语权还不充分，在职者出于各种顾虑，往往有话不敢讲，不好讲，不方便讲，这个困难对于退休人员就不存在，人都退了，没有求官丢职的后顾之忧，加之对事情可能看得更透彻，所以，现在老年人不是不应该说话，而是应该多讲话，讲真话，讲实话。某种意义上，老年人的发言权，在这个年代具有特殊的必要性。(作者系知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