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上出现多幅照片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陈某调离时，有人在该院大楼附近燃放鞭炮挂条幅送行，称其“最坏，最腐败”，“最腐败的检察长滚蛋”。南宁方面确认此事，称已展开调查，涉事检察长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目前，陈某由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检察长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任职，由副处级升迁至正处级。

　　(《南方都市报》6月8日)

　　“滚蛋”条幅是一封公开举报信

　　应该说，几幅骂人的条幅也是一封公开的举报信，况且这样的条幅又是出于基层检察机关单位之手，没有一定的证据支撑，不激起一定的“民愤”，基层检察机关决不敢这样对待已经调离升迁的领导，尽管陈某自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也应该拿出证据来自证清白，上级机关不能仅对挂条幅这种行为进行查处，还应该把查处的重点放到条幅背后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禁止“带病提拔”，通过严肃查处，没有问题则还了当事领导的一个清白，真是出现了问题，则更避免了“带病提拔”，同时还可能杜绝今后出现更严重的错误，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单位都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坏处。□朱永华

　　检察院庆祝检察长“滚蛋”的价值与悲怆

　　众所周知，检察院向来以维护公平正义为使命，代表着公平正义，可就是它，居然也只能在检察长离任后，才敢公开而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宣泄自己心中的情绪。这种图景发生在日益迈向法治与民主的社会中，显然不只是一个黑色幽默，也不仅仅是一封举报信，还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一种现实的悲怆，让人察觉到某些官场生态里存在着“丛林法则”。而这，既可怕，又令人绝望和窒息。面对高高在上的个别官员手中的权力，连体制内的普罗大众都表现得如此卑微、如此胆怯、如此可怜，更遑论普通百姓了。

　　“贪官落马百姓过年”也好，检察院庆祝检察长“滚蛋”也罢，狂欢、热闹的背后，凸显的都是权利无尽的落寞与寂寥。惟有正本清源，想方设法让权利的“腰杆”直起来、硬起来，让权力对权利保持足够的谦恭与畏惧，诸如此类的事件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陈尧

　　民意在基层拥塞，才会有极端井喷式抒发

　　众所周知，“群众公认”是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重要依据，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宗旨。然而，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民意很难通过畅通的渠道不加阻碍地到达有关部门，一方面有关部门则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征求民意，且往往将民意随意搁置在一边。其结果不仅阻挠了民意的表达，也助长了干部唯官唯上的不良作风。

　　民意在基层拥塞，对立情绪就会随之而产生并不断积累，而个别领导干部的一手遮天，又使得这种矛盾在禁锢中逐步激化。因此，一旦当权的领导干部被调离、或者退休，或者被查处，被积压的民意便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井喷式抒发。

　　陈某是否腐败官员尚无定论，但这样一种庆贺官员“滚蛋”的民意表达形式，却无疑已经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力形成了另类质疑，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该正视这一现实，认真调查陈某履职期间是否存在贪污腐败、专制独裁的问题，并给公众，也给陈某一个令人信服的交待，而不能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一句陈某的“事情没有那么大”就轻易作结。□卢荻秋

　　朝着高尚目标，手段选择错误，油门当成刹车，手段终究会成为埋葬目标正当性的铁锹。

　　大白天，一个高三班主任去参加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路上被几名警察误认作凶犯而实施抓捕。教师以为遇匪慌张而逃，警察逮住后一阵痛殴。赶来的同事急忙讲明是县里中学老师，而警察却说“打的就是老师”。直到第二天晚上之前，有关方面依然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接受的说法，超过一万师生和群众连夜到政府请愿。这起事件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射洪县。稍后几天，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已经被撤职，涉事警察停职待处理。警察抓罪犯用螳螂捕蝉招式，尚属合法，抓捕而殴打属滥用职权，明知抓错了人仍然殴打，是权力的专横。

　　权力越专横，隐藏在后面的魔鬼就越多。按理说，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官心民心，权力制约机制也愈发健全，权力的专横和恣意必然受到抑制，谦逊和收敛应该是权力的日常面貌。然而权力专横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强拆，民众再多的自焚和跳楼，再快的立法，都无法阻止一排排轰鸣的推土机。有的地方甚至召开强拆动员大会，领导们痛感“等不起”，发誓要除掉一切“钉子”，粉碎一切“绊脚石”，打死一切“拦路虎”。显然，作为个体的几个警察和作为群体的各级官员，都有着共同的推动力，其动力之强大，足以使广大民众的声音沉没，足以使一切抗争止息，哪怕是以悲剧的方式。

　　当今政坛职场，崇尚霸气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时尚。威权时代正在造就着一批批权威气质十足的大小官员。动辄斥责甚至辱骂下级和群众，成为一些领导的风格，仿佛不会骂人就不配当领导。领导决策说一不二，已经成为手握权柄者的集体品格，只要是领导批示，甚至一句随意的口头表态，也必须连夜落实，有错另外再说。捧官心态俨然成为所有下级的集体心理，“擦鞋”就是官场里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对领导早已不称同志或职务，也不称老板了，直接称呼老大，只要不是在摄像机面前，弄得官场跟黑社会似的。官场充盈和膨胀着霸气，则霸气一定需要越来越多的释放渠道，所以自然而然，对待群众的权力专横，已经不需要任何生长激素，领导对下级，操持去留予夺甚至也不必暗中进行。

　　领导希望建立政绩，对于庸碌懒政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政绩的恶性竞争摧毁着阻碍政绩的一切。特别是当政绩与官员利益显性或隐形挂钩的时候，政绩急躁症就弥漫开来。一些官员任职一方一部门，屁股还没坐热就抛开前任已有路数和已有投入，另起“创新”思路和“改革”项目之炉灶，抓住博弈机遇。项目决策和预算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又为这种恶性竞争提供了制度环境。当然不是没有阻力，但恰恰是为了克服和消除阻力，一些领导显然有意识甚至着力地显示和运用自己的霸气与专横，在执政竞争中，强力推行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政绩的恶性竞争，必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理由的正当性中，纠缠着不能言说的私利，公开场合又要正面宣传，作秀的场合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豪华，摄像机调度非常娴熟，照片中亲民程度超过孝敬父母。政绩、私利、竞争、行政问责与贪腐的风险，纠结而不能剥离，于是官场人格分裂症爆发和流行，致使一些官员行为疯狂扭曲。

　　占领道德高地之后，就把道德变成为巨大的吞噬力量。行政推动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导力量，行政官员就占据了各种道德高地，一切施政行为都具有了崇高的正当性。发展的目标如同执政前的革命目标，可以扫荡一切，所以从内心深处不害怕牺牲，包括牺牲民众的切身利益。改革成为伟大目标之后，恰如势不可挡的潮流，顺昌逆亡。改革的革命性，在带来变革成就的同时，也被一些利益掠夺者用来作为掠夺的工具，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民众利益，顺手中饱私囊，并且把民众扔到改革的垃圾堆。为了社会公共安全打击黑恶势力成为执政要务之后，即使违反法律程序牺牲法律公正也在所不惜。当某一个举足轻重的宏大项目需要完成的年代，“一切为了啥啥”就成为巨无霸推土机，所有的利益主张都必须让步。手握正当性，就可以压倒一切，于是，压倒一切成为新时期为官者的英雄气概。这里，改革、发展和“啥啥”的正当性的确不必怀疑，但是，任何目的的正当性都不能自动表明手段也具有正当性。再高尚的目标都不能不计手段和不计成本。站在道德高地上，“不惜任何代价”成了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的执政方式。然而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朝着高尚目标，手段选择错误，油门当成刹车，手段终究会成为埋葬目标正当性的铁锹。

　　调查组没有考证那几个警察说“我就是110”“打的就是老师”这话的时候，是气急之下的率性之语呢，还是已经明知是老师但就是敢打你，你算什么东西，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权力专横在此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教师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跑得慢，被抓住了，如果他跑得比警察快，因“拒捕”而当场击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警官只能算“官”中的低端，低端的专横很多时候是由上端传导和弥漫而来。所以，消除权力专横，始终密闭隐藏的魔鬼，必须从整个政坛职场入手。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