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6-23
反腐还要直面腐败的时间之维
广东茂名市原副市长杨光亮近日在广州受审，检方指控他受贿1000多万元、不明来源财产3000多万元。而据媒体报道，他还有“违纪收入”7535万元，其中历年收到的“红包”就有约5000万元。
一名大贪巨蠹，现在轰然倒下了，如果想提振人心的话，必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杨光亮的贪腐劣迹，始自1992年他担任电白县副县长时，到2009年终告结束。中国又有一个说法，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贪官终被捉，于他本人算是罪有应得，于社会可谓正义实现。
但在欢呼最后胜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杨光亮已经腐败18年之久。一名官员腐败18年，这会在市场、人民、社会等各个层面上造成什么影响，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评估。但他本人收钱、投资、置产、包养情妇，被指“生活奢侈、糜烂”，该吃该喝的吃了、喝了，该玩的玩了。从结果上看，贪官可能没有好下场；而就过程而言，做贪官似乎也不是毫无乐趣。
回头研究公权力的腐败，我常会发现，它决非只有结果一个维度，而是多维度的。任何事物，除了占据一定的空间，其存在还具有时间的延续性。一个贪官一朝被抓，我们可能消除了其恶劣影响，让人们高兴一阵子。但贪官毕竟曾经弄权于股掌，“生活奢侈、糜烂”过，如此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最终落马前，贪官享受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程”，不能不说也算是他们的“成功”。
近几年来，受贿金额过亿的官员多起来了，比如江苏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被控贪污受贿2.1亿元。常言说，聚沙成塔，积腋成裘。过亿的腐败案值，除了像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差不多是一口吃成胖子外，绝大多数贪官还是经历了长期的赃款积累。能够积累赃款过亿，本身也说明他们在最终失败前，已经为自己的罪恶赢得了时间。
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腐败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的成功，对某些官员未必没有吸引力。中国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之说，法人有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者，都是强调及时行乐。考诸历史，不乏甘做几天、几个月皇帝然后引颈就戮者，说明有人愿意承受项上人头不保的后果，先享他几天富贵。
看来，反腐不能满足于法网收网、贪官最终落马的结果，而应着眼于对公权力腐败的时间管控。腐败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包括腐败分子滥用权力、自利自肥、损害公平正义，而且包括对时间资源的侵占。人生不满百，掐头去尾，有多少个一二十年？如果碰到一名腐败分子把持相关权力，使人不能干事、活得很累，积月累年长叹“使我不得尽欢颜”，这就是不正义。人民对反腐的根本要求，不是经过长征揪出贪官，而是阻止贪官出世，至少是保证贪官一有劣迹即被淘汰出局，把贪官对时间资源的消耗控制在最小值。
时间，对于生命、经济和政治具有极端重要性，对于社会正义同样极端重要。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说，迟来的正义只是一种好的结果，却让不正义在时间维度上得以实现。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他们想要的是社会正义，不是历史正义。彻底的社会正义，就是没有不正义发生。现在案值过亿的贪官日多，说明贪官逍遥的时日可能越来越长，这说明我们的反腐策略忽视了腐败的时间维度。
[中国青年报]
如果拒绝社会介入，反腐将走向死路
对“我行贿了”这类公民反腐网站，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认为：如果线索不属实，会对被举报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罗守梁则表示：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全体公民应相信检察机关，与腐败作斗争必须在法制环境内进行，不能说任何一个公民或组织就能从事这样的活动，这是不严肃的(6月21日《京华时报》)。
北京市检察院这两位领导是否登录过那三家国内的反腐网站，是否看过印度“我行贿了”网站的报道？事实上，登录那三家反腐网站，至今还是一片“荒芜”，并无多少实际信息。倘若并未看过相关报道，也不了解印度的那家网站，仅凭“我行贿了”这四个字，就认定“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无疑太过草率。
“不合法”与“不严肃”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报道看，印度“我行贿了”网站是相当严肃，不仅声称“网站体现人民力量”，甚至连交通部长也成了网站的粉丝。人家很严肃，我们称为不严肃；人家很合法，我们称为不合法。这应该不仅是法律差异或是国情不同，关键恐怕在于有关部门对待公民反腐的态度。
印度“我行贿了”网站违法吗？值得注意的是，网站并不能公开受贿者的姓名等具体个人信息；如果要举报腐败个人，人们可以去政府的监管机构。可以看出，“我行贿了”网站并非要举报具体的腐败个人，而是要给人们提供一个讨论腐败与反腐的平台———其创办目的，从最初便是理性和建设性的。张京宏认为：如果线索不属实，会对被举报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既然网站上不会出现具体的被举报人，这样的说法恐怕很难成立。
腐败并不只是政府单方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各方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反腐。基于此，不仅应该相信民众反腐的诚意，也应该相信民众反腐的力量，给“我行贿了”这类公民参与式反腐一条“活路”。
□刘义昆
[南方都市报]
呼吁打造好防止权力被役使和滥用的“笼子”
6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律师伪证罪”亟须全面重新检视》，其中提及的资深法律人士所透露的信息，即“在律师圈内，对刑事案件采取罢辩或变相的罢辩早就开始了”，不能不让人忧思。是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哪一天，在刑事案件中真的出现了律师的集体缺席，就意味着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处在危险之中，都在面临现实的严峻的威胁。”我相信，我们不会让这种局面生成。
发现了法律的漏洞，就要及时弥补。这事关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岂可懈怠和拖延？社论呼吁随着《刑诉法》的修改进入立法日程，律师的执业环境能有相当改善。同时，社论也呼吁，“那条饱受争议的刑法第306条，即使一时难以废除，最高法也有必要立即做出限制性司法解释，明确其犯罪构成，严格限定适用范围。”我想，这样的声音一再发出，有关立法部门不可充耳不闻。
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正往前迈进。但法律是讲究质量的，法律是讲究科学、严密和公正的，法律不完善、被扭曲，甚或被塞入悖逆公平正义的私货，都是现代社会所极力防止的。对于已颁布的成文法律，有关部门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主动地检讨和反思，社会舆论也予以密切关注和探讨，作为立法部门更要主动了解各方信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时完善相关的法律。
前美国总统布什，无论如何遭人诟病和批评，其如下话语还是颇有见地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对于国家行政权（特别是警察权）、司法权等不严加监督和制衡，权力就会被役使和滥用。
因此，我们必须打造好防止权力被役使和滥用的“笼子”，当然，这个“笼子”离不开法律健全、运行公正且有效的司法体系。
法治的价值取向就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一般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方面。当下，我们在程序正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我国历史上，国家权力长期以来被偏袒和神圣化，民主法治思想稀薄，封建残余观念屡禁不止，掌握权力者亦缺乏清醒和自律，甚或颐指气使、刚愎自用，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民众。其实，执法和司法中的程序不当和无序，既让当事人蒙冤受屈，也会大大消解了国家权力部门的公信力。这显然是有损民众福祉和国家形象的。
当下，完善《刑事诉讼法》应加快速度，有序进行，只有如此，才能使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充分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使犯罪人真心地认罪服法，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薛克智
[南方都市报]
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
（人民观点·如何回应社会关切④）
人民日报报评论部
媒体既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对于转型期中国产生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从舆情应对走向问题破解，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
翻检近年社会热点，从紫金泄污到哈药超排，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从开胸验肺到跳楼讨薪，各种不同事件背后，演绎着类似的社会症结。如何看待这些热点，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发展中的问题。
一些人抱怨，许多问题“都是媒体惹的祸”。应当看到，确有媒体为吸引眼球不惜炒作，写言过其实的报道、发耸人听闻的议论；也应当承认，没有媒体的介入与监督，这些事件不会如此引人关注。但更应该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新闻媒体理当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全面呈现社会状况，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成共识。而抱怨者也需自问，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诸如强制拆迁、企业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及其引发的负面评价，是否就不会发生、不复存在？
社会问题是否为媒体报道所催生，公众信心是否被舆论渲染所破坏，但凡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科学理性思维，都不难得出正确答案。
媒体既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因为存在是第一位的，反映是第二位的。新闻报道，不过是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矛盾构成。事情的出现、情绪的爆发，其根源决不是媒体报道了，而是问题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同样，媒体也绝不是事件的“终端”，不会因为媒体沉寂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万事大吉。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对于转型期中国产生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怎么看，是认识，是舆论引导；怎么办，是行动，是解决问题。怎么看固然重要，怎么办更为关键。
当南京市民关注地铁工程不当砍伐的“梧桐树事件”，演进为地方政府出台保护古树名木规定；当云南警民冲突的“孟连事件”，化解后形成干群一心的“孟连经验”，我们看到，突发事件之所以成为事态“拐点”，舆论监督之所以成为治理契机，都是因为把功夫下在了“怎么办”上。
这同样提醒我们，在日常治理中，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处置热点事件，不应只是宣传部门危机应对，展开舆论公关，而需多个部门携手联动，化解现实矛盾，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从舆情应对走向问题破解，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
事实证明，委过于人地否定问题，不如头脑清醒地正视问题；掩耳盗铃地回避问题，不如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有些干部误以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殊不知病根不除，热点只是暂时休眠。只有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正视热点、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积极主动，从维持稳定走向维护和谐。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要勇于走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利益诉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
“言能听，道乃进”。在建党90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已经成功执政60多年、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和严峻现实挑战的关键节点，一切“常怀忧党之心”的党员干部，都应“恪尽兴党之责”，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探寻“怎么办”的路径与方法，确保人民群众利益得以维护，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
（本系列评论到此为止。——编 者）
[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巴人论评：制度适时创新决定中国发展 权力腐败必致于执政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