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或者说其统治的正当性之一，就是在自然灾害和饥荒发生时能赈灾救荒。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征战不已，饶是如此，“赈灾救难”依然被作为国际义务写成盟约。公元前655年齐桓公称霸后，主持了“葵丘之盟”，盟约最后一条即是：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不告。亦即诸国不能任意改变河道，因为如此可能引起河水在下游国家决堤；诸国之间不能因为有怨仇而阻止对方在荒年时来购买粮食。诸侯分封大夫时必须公示，让周天子和列国知晓。

　　可以说，“不遏籴”体现了古老的人道主义精神，若突破这一底线，那就在道义上为人所不齿。为此，秦国、晋国两国君主之间还爆发了战争。两国相邻，既世代通婚----所谓秦晋之好，又互相仇视。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连年发生饥馑，国君派人向秦君请求购买粮食运进晋国，秦穆公征询各位大臣的意见。有些大臣说不要卖粮食给晋国，没粮食晋将内乱。而有大臣认为，天灾流行，各国都可能发生，助邻国救灾，是天道，应当遵行。最后秦穆公拍板卖粮食给晋国，并说出一段今天看来仍相当有见地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非常巧的是第二年冬天，晋国丰收了，而秦国发生了饥馑，使人来晋国买粮食，晋君竟然断然拒绝！这下秦国上下的愤怒可想而知。接下来的鲁僖公十五年，两国之间便发生了韩原之战，晋君被俘，秦国决定处死他来祭奠祖庙。晋君是秦穆公的小舅子，他的姐姐也就是秦穆公夫人穆姬听说了，穿戴着丧服，拉着和穆公所生的三个儿女，站在一个高台上，脚下堆满薪柴，对赶来的老公威胁道，你若是把我家兄弟杀掉，我们母子四人就自焚。这下，穆公彻底傻眼了，就算他不心痛自己老婆，能不心痛那三个孩子？只好作罢，赦免了晋君的死刑，不久就把这个混蛋小舅子放回晋国。

　　梁惠王对前来游说的孟子夸耀自己的“德政”：“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可见赈灾救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但中国自古土地辽阔，灾难频发，像春秋战国时期，小国救灾的能力有限，举国被灾是常有的事情。这也是最终形成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原因之一。帝国一统，朝廷应对某一地的灾害和荒年的动员能力自然比春秋时期的小国强得多。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建立的赈灾救荒办法不可谓不完备。汉宣帝时，“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隋代设立疠人坊是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病院。宋朝的赈灾救灾措施最为完备。设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等。还有负责收葬无主尸骨的机构，即漏泽园。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宋史·徽宗本纪》载：“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崇宁元年(1102年)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也有地方士绅出资者，《宋史·苏轼传》载：“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槖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亦重视赈灾救难，如乾隆在位时，专用以应付灾难的国家储备粮仓库——— 常平仓发展快速，储量超过四千万石。

　　但凡事有利则必有弊。帝国在动员能力增强的同时，由于疆域广阔、官吏层级增加，而其统治方式又非周朝“封建”那种层层转包。在西周和春秋战国，诸侯、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权力世袭，一般说来赈灾会尽心尽力。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天下，派流官——— 即皇帝的打工仔去治理某地。那么有些官员就打赈灾救难钱粮的主意，损公而自肥。历代王朝尽管惩治官员贪污赈灾救荒钱粮时律法甚严，但这条古老的高压线，一再被触碰。

　　如明嘉靖八年，连岁饥荒。户部广东司佥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救荒，“上嘉其言，然竟不行。”沈德符为此评论道：“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如甲午河南一赈，到少卿钟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可见官员“借赈自润”是帝国时期赈灾中最大的痼疾。康乾时期，国力强盛，朝廷用来赈灾的钱粮自然更巨，于是乎贪污赈灾钱粮也是空前的——— 但非绝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临汾人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 分管民政财政的常务副省长。由于甘省天旱少雨，易发灾荒，清初沿用前明旧制，准许甘肃士民捐纳豆麦用来救荒，可取得国子监生资格，由此可直接参加乡试，此法称“监粮”，后停止实行。不久，朝廷又令肃州、安西官府按旧例收取捐纳。王亶望上任后，与总督勒尔谨商定，以内地仓库储粮未满为名，命诸州县收捐；不久，又令士民将捐助的粮食折合成银子，并向朝廷报连年旱灾，谎称以粟治赈，而私留捐银，自总督以下府、州、县官员共同贪污救灾银上千万两，王亶望所得最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得知七年前甘省并无大旱，怀疑地方官做手脚，派阿桂和李侍尧前去调查，“王亶望案”灾终于事发。后王亶望被斩杀，勒尔谨自裁，冒赈至二万银两以上者二十二人遭诛；其余犯罪的官员流配。这种处罚不可谓不严，但仍然吓不住后来者，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江总督铁保派李毓昌去山阳(今属江苏淮安)查赈，查出山阳县令王伸汉侵吞赈灾银两2万余两。王伸汉贿赂不成，收买了李的仆人李祥等人，在李毓昌所喝的茶里下了毒，在李毒发挣扎时又用腰带将李勒死。事发后，王伸汉以及凶手都被处死，知府王毂知情不报且收受贿赂，也被处斩。

　　光绪二十一年，御史曹志清在一封上奏中说：“尤可骸者，去秋水灾，哀鸿遍野，皇上轸念民艰，拨款赈济，乃闻滦州、乐亭各州县将赈银扣抵兵差，声言不足仍向民间苛派，黎谋食维艰，又加此累，多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对此，他一针见血地评论：“是民非困于灾，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 此时，离大清朝覆亡只有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