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郭美美不怎么愤慨和谴责，通过此事件，所有处于上升势头的基金会和NGO都需要警惕，警惕盛名之下有人浑水摸鱼。郭美美事件暴露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的品质问题，还暴露了社会组织监管真正的困难所在。我们现在的目光不能老盯着新生的社会组织，无谓地恐惧，要知道，那些没有登记、免予登记的机构是社会组织的大头，它们如何进行监督？它们最终会挤占消耗多少资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

　　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本身，似乎已经毋庸争辩、无需掩饰，无论是被媒体披露的天略公司、中红博爱以及房地产老年公寓项目，还是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很难自证清白。一切的源头恰恰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即免予登记的团体，既然根本不需要主管部门的登记，当然也谈不上主管部门的监管。

　　新浪微博似乎应该感谢郭美美。这位尚有几分姿色的郭美美，验证了web2.0时代引爆流行法则。

　　郭美美事件的意义是不是也仅限于此了？中国的情况的确不太一样。热点盖过热点，网络带给人的巨大隐匿感，足以隐匿任何单一的热点，隐匿具体真相。

　　而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本身，似乎已经毋庸争辩、无需掩饰，甚至也无需再去苦苦地人肉搜索了。无论是被媒体披露的天略公司、中红博爱以及房地产老年公寓项目，还是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很难自证清白。警方对郭美美进行的“治安调查”似乎很多此一举，既然国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尽失，最严重的结果无非是个把人幸运地或不幸地成为了替罪羊而已。改变了什么吗？

　　这当然稍有些低估网络喧嚣的意义。不过，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还原和挖掘一下郭美美的机构“红十字商会”，关于它的法律属性，它的真伪、非法与否，或许还能发现一些被网络喧嚣所掩盖的更大的黑洞。当然，人们总是相信会有黑洞存在的，不然也不会如此愤怒，只是我们或许应该让这些黑洞更清晰化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教授乍一听到“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立即想到的是它是不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二级分会机构。因为她的手中有一个类似的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属于中国社会学学会。二级分会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减少监管的繁杂，但与它的上级机构一样，在民政部是有案可查的，而每年都要接受年检。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肯定不是二级分会，因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因为，这里有一个漏洞，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8条，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商业联合会根据这一条提出申请，请总会审批成立行业红十字会。这是没有经过民政部注册的，是行政系统内的内部行为。

　　像杨团所登记的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本身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但一个二级分会也会有公章，可以独立开展活动，但账户管理、资金来往等还是比较严格的，要接受主管部门监管。商业红十字会跟杨团手中的“二级分会”大不相同，因为前者根本不需要主管部门的登记，当然也谈不上主管部门的监管。

　　一切的源头恰恰是因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即免予登记的团体。查阅《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总则，其中规定，有三类社会团体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登记的范围：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二、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团体；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符合这一规定的社会团体，包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全国侨联、中国作协、中国法学会、对外友协、贸促会、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记协、全国台联、黄埔军校同学会、外交学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等。

　　《社团管理条例》仅仅还是法规，更“巧合”的是，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不用登记注册的组织，自己还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红十字会法》，该法又明令哪一个行业只要经过总会审批便可以建立二级分会，于是，这些行业分会在性质上是免予登记的。

　　这说明，在过去以计划体制为背景的社团法规中，行政权力完全可以踏在法规之上。如果想要建立行业红十字会，只要红十字总会批一下就能成立。而通常总会肯定会批。一旦成立，监督便无法进行。所以，在郭美美事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将出了问题的商业红会撇得一干二净。

　　实际上，商业红十字会不是社团的二级，跟中国社会学学会下设的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社会学学会属于社团，由民政部实行监管，但红会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团，它是独立于民政部门的。这恰恰说明计划体制下的社团体系行政规则，跟市场体制下按法律法规注册监管运行的立法规则是冲突的。郭美美事件就是钻的这样的空子。人们都搞不明白商业红十字会是哪里出来的，但红十字会名头非常之大，所以，很多公司及个人便可以借这个名字行招摇撞骗之实。杨团认为，类似性质的招摇撞骗，估计还有不少。

　　当然，这样的黑洞，牟利者并不会轻易去钻。正如中国红十字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一样，在利益不够大的时候，牟利者或许对它兴趣不是特别大，即使有牟利现象，也不会那么严重。据杨团了解，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不为人关注，但在2008年以后，突然筹款数额剧增，其中90%以上的捐赠都来自于个人，红十字会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大增。这或许跟国人井喷的慈善热情有关。正如官方的介绍，2000年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成立，但为何最近才冒出来总经理和“郭美美”，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几年红十字会名头大了，可以借其夹藏私货的时机到了。

　　杨团甚至对郭美美不怎么愤慨和谴责，她认为，通过此事件，所有处于上升势头的基金会和NGO都需要警惕，警惕盛名之下有人浑水摸鱼。可以设想，那些众多免予登记的国字头社团，脱离了社团管理法规的有效监管，其内部的具体运作状况以及最后的后果，实在是难以想象。相较于更讲究精致精确的法律，行政思维的这一套东西是很容易被利用的，更何况我们过去的那些法律又跟行政思维非常接近。

　　郭美美事件也让人重新想起多年前的青基会丑闻。杨团告诉南都记者，她其实一直记着徐永光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的工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杨团说，后来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一点都不过分。

　　杨团认为，郭美美事件暴露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的品质问题，如果从法治、政策体系看根子在哪里，这样的事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发生并持续曝光这样的事情，说明公益事业是在进步。而且要衍生开去，包括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其它国字头的大基金会，全体都要认真检查一下，都要注意有没有招摇撞骗，内部的政策制度有没有漏洞，或者找一些学者专家开咨询会，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晒。

　　杨团认为，郭美美事件暴露了社会组织监管真正的困难所在。目前的社会组织除了几百万未登记的草根组织，还有800多万家社会组织不需要登记（登记的才40多万家），这800多万家中有170多万家的事业单位，比如社会福利院这样的便不用登记，还有《社会团体管理法规》中免予登记的机构。所以，我们现在的目光不能老盯着新生的社会组织，无谓地恐惧，要知道，那些没有登记、免予登记的机构是社会组织的大头，对它们如何进行监督？它们最终会挤占消耗多少资源？

　　郭美美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堵住这些缝隙，才能免予从内部腐烂。杨团在青基会被曝光后加入了青基会理事会，“经常提出不同意见，就是为了它好”。杨团表示，可以负责任说，后来改正得比较彻底，青基会的财务管理是一流的，每年理事会都认认真真进行审查财务。“这就是接受教训的结果。青基会现在经得起任何的检查，在当时是有一定的问题。”

　　跟曾经的青基会不同，商业红十字会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的不是红会内部管理的问题，也不是内部有人贪污，而是体制的问题，而且是按照目前的法律属于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人们会发现，所谓的公益慈善透明、公开的呼吁倡导，与现实之间显得多么的隔膜，多么的不解国情。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