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生态环境得不偿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我们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上重复栽跟头、交学费了

　　渤海溢油不止、云南“铬污染”未平；恒山因过度开采“破相”还令人揪心不已，陕西榆林沙漠中竟出现高耗水的高尔夫球场，更让人难以接受……

　　7、8月份是极端天气多发时节，但这一桩桩环境生态事件，不只是老天爷捣乱。有突发因素，更是累积效应。指责曝光者“唯恐天下不乱”也好，抱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罢，问题就在那里，想瞒下去很难，纵然人们一时看不见或者难有切身感受，有时一场狂风暴雨就能把问题给掀出来。

　　对于当前的环境形势，有权威专家概括为四句话：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近期披露的问题，为这四句话作了注脚。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项目或工程的决策者考虑经济效益多，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少。

　　最为明显的是，对于油、气、煤、水、金属等资源，只想着多采快挖赚大钱，却不顾及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不顾及资源开发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生态损害。如此急功近利，掠夺式地开发利用资源，把自然环境当成可以任意排污的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既影响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又直接危害群众健康。有百年采煤史的山西孝义，目前1/5的面积已被“采空”，地质灾害多发；而整个山西，因采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高达4000亿元。

　　有人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到了集中爆发期，此话并不为过。十七大报告在概述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第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环境质量仍只是“局部有所改善”。由于长期以来传统工业化和粗放增长方式的惯性，很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少矛盾经过多年的积累，恰恰到了集中凸显期。

　　“十二五”期间，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保障群众身心健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各地不仅要继续清偿环境生态欠账，更要努力做到不欠新账。沿海和大江大河沿岸化工企业布局的过于集中，重金属行业废渣的堆放与无害化处理，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污染，草地的过载过牧以及毁林开荒的工程建设等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都需要高度重视。要做到既避免新的环境问题出现，又能对生态旧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惟有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高昂代价，山川才有庇护，发展才有未来。

　　牺牲生态环境得不偿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在坚定科学发展的今天，频发的生态环境事故正是一记棒喝，警示我们：不能在同样问题上重复栽跟头、交学费了。（武卫政）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６日电（记者陈健）渤海湾采油井漏油、云南曲靖一化工厂非法倾倒有毒工业废料铬渣、黑龙江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在居民区附近违规排污……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提醒我们，企业生产中的环境安全问题到了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环境安全与民生息息相关，水体、空气等受到污染，必然影响居民生活，损害居民健康。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增强和信息传播技术发展，任何规模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都无法逃避社会的监督，企业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必然受到公共舆论的谴责和监管部门依法惩处。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因超标排放污染，最近被环保部门罚款１２３万元。

近来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原因及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海上采油涉及的环保技术问题还是历史形成的制药企业厂址问题，都不能完全归结于客观。生产技术如果无法保证环境安全，便应该延缓生产；历史形成的厂址与居民区过近甚至被居民区包围，完全可以迁移。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超标排放污染环境事件，促使当地加速新厂区项目签约，并确保年内开工建设，这说明只要思想上重视环境保护，办法总会有。

　　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根子是对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认识不清，偏重“快”而轻视“好”。接连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以及相关企业对待公共舆论的态度、善后处理情况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认识存在问题的不只是部分企业，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乃至当地政府领导同样有重发展生产、轻环境保护问题。除了对环境污染事件反应迟钝、查处不力等事后问题，一些地方引进项目时有意无意地放宽对环保的要求，引进国家明令禁止的污染严重、生产工艺落后的项目，不加选择地承接其他地区淘汰下来的项目，使当地环境风险陡增。

　　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发展必须坚持的核心理念。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说明，中央关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要求，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７·２３”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后，国家给高铁发展降速，目的正在于促进高铁安全发展。其他行业、各地在抓生产中是否也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

中国在经历过渤海漏油事件后，相关法律法规会进一步健全，比如，调高赔偿额度和民事诉讼方面都会出现变化

环境危机的警钟敲响了不止一次，但仍然避免不了灾难的发生。化工污染、原油泄漏和核辐射，产生的不仅是生态灾难，它们还会给一国经济带来诸多变数。《印度时报》报道称，据统计，自1996年至2008年，在印度洋海域就发生过68起严重的船只原油泄漏事件，而国际海洋组织（IMO）和各国政府在寻找真正的“原告”和惩罚船主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去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占据了世界媒体的不少版面，BP股价连续下挫，高额的罚款几乎让公司破产，而美国政府在该事件上的快速反应和处理方式赢得了当地居民和世界环境保护者的高度赞扬。

海洋灾难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今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赔偿仍在进行中，日本应对环境危机的经验也值得各国学习，比如，政府主导的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社会和区域协同能力以及完善的环境应急法律体系等都是根据该国具体国情制定的一整套方案。国内专家提议，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在应对环境和自然灾害等危机方面，应该建立适合本国的一整套完整法律问责和赔偿条例。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发生类似漏油和化工污染事件后，应该学习国外的一些处罚措施，比如，可以在“问责制”的基础上，尽快估算出损失金额，让涉案企业以最快速度拿出资金作为治理基金。其好处在于：一方面，资金投入与环境治理速度成正比，可以缩小环境污染范围；另一方面，缴纳处罚金的方式可以对肇事企业造成直接压力，对防止事态恶化有帮助。“美国对处理类似渤海漏油事件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直接向‘企业要钱’，作为治理的基本资金，只有企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时，才会快速作出反应。”

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每个国家都存在，而每个国家的法律监管各有不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谁污染、谁负责，谁治理”的原则。国家法律法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着肇事企业赔偿成本的高低。经一事长一智，林伯强预测，中国在经历过渤海漏油事件后，相关法律法规会进一步健全，比如，调高赔偿额度和民事诉讼方面都会出现变化。此前，政府只习惯用行政问责的手段来处理污染事件，现在应该把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有机结合起来，保障污染后环境治理的资金链很有必要，中国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罚单应该得到修改完善。

有人提出，惩罚成本提高不利于企业发展。专家建议，在经济转型时期，高污染制造企业应该有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应该学会与金融挂钩，比如，企业可以借助环保责任险进行风险转嫁。《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当前中国国内市场上的环保责任险产品最高保障金额只有五六百万元，治理油污的最高限额就只有300万元，显然不足以转化风险。不仅如此，目前国内环保责任险产品中只覆盖环境事件引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治污的费用等，还不包括对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多样性损失如物种灭失等的赔偿。（王丽颖）

　　台风“梅花”冲垮辽宁大连金州开发区一家化工企业在建的防潮堤坝，厂区内大量剧毒化工产品有随海水泄漏的危险。经当地救援，溃堤缺口得到修补。

　　不过，该防波堤被指豆腐渣工程，有媒体记者前往工厂采访被工人殴打，随同前往的大连市多个部门负责人也未能幸免。防波堤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以及记者采访被打一事，需要进行严肃调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大连化工区溃坝事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其潜在的污染风险已经曝露，让人联想到近期的一系列污染事件，比如渤海蓬莱油田溢油事故，涪江污染导致四川绵阳出现饮水危机，江苏响水化工企业发生爆炸等等。

　　环境污染不是哪一个地方的“特产”。近几年，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陕西凤翔和湖南武冈血铅超标事件、福建上杭紫金矿业污水泄漏污染事件等，有的通过事件被曝出，有的则是长久累积，一天天养大，都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大连溃坝事件，绝不只是溃坝使得有毒物质有泄漏的可能，人们才产生了担忧，事实上，这个项目的选址、化工设施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先前已经凸显出来。按照国际原则，这样的化工项目应设于距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福佳大化项目距大连市区仅20公里，当初此一项目立项和运行就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还有很多民众根本就不知情。作为一起事件的环境污染可以得到处理，作为生存现实、生活背景的环境污染又该如何对待？

　　以前，一个工厂发生问题，除非是自然灾害引起，多被认为出了生产事故，不慎施工、操作失误，这是工厂视角，工厂与环境、工厂与所在地居民的关系，除经济影响之外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视角是缺失的。现在环境问题已是全球问题，很多事故被称为“环保事故”、“公共事件”，相当于还原了存在巨大安全风险的事物在社会中的位置。

　　重化工业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产业选择，还有其他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部署在城市。没有问题时，相安无事，出了问题，代价沉重。人类创造各种规范制度来控制各种风险，但很多时候又因为能力有限而有心无力，不只是化工项目的选址、生产，诸多人类事务无不如此。

　　重化工业暂时不太可能从产业目录中去掉，但站在城市公共安全、生活安全的角度，有重大污染的企业应当要受到严格规范。这不是要禁止它们发展，而是必须充分估量其潜在的风险，防止选址、布局和规划出现意外，从而给民众和环境乃至子孙后代带来巨大伤害。

　　有一点需特别指出，与国际上一些产能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一样，在中国，有一些产能从沿海地区转向不发达地区，一个地区内部，有的产能也从城市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我们认为，那些承接了有环境风险的产业的地方，问题将慢慢出现。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城市、农村，绝不只是转出地与接受地的关系，人地生存、发展、权利是共性问题。

　　环境污染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摆在人类面前，不论是自然因素引起还是人为因素引起，必须正视环境污染成为生存现实，成为难以摆脱的生活背景带来的重大问题，并在根本上求解答案。(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