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持续发酵,慈善机构改革必须迈过三道坎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8-19

信任危机持续发酵,慈善机构改革必须迈过三道坎

　　一起郭美美网络炫富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大众舆论的“风口浪尖”，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还在持续发酵，越来越多打着慈善旗号的机构日子变得很难过。

　　改革固然是当前国内慈善机构所面临的共同命题，问题在于往哪里改革，该如何改革？慈善机构积弊坚冰非一日之寒，如何才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挽回日渐失去的民心？对此，笔者确实疑窦重重。

　　首先是如何迈过身份坎？在国外，慈善机构大多是独立于政府、有着足够独立自主权的非政府组织。而反观我们的慈善机构，却不外都是披着政府外衣、按某某级别建制实打实的政府组织，从事慈善的也尽都是官。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还是新近的福建“巨肚女孩”，反映出来的浓郁官方色彩，都成为深受民众诟病的重要原因。官方色彩虽然赋予了慈善机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却并不足以抵消由此可能产生的官本位、滋生腐败等劣势和消极影响。如何最大限度去官化，尽快改变慈善机构身份上的尴尬和体制上的局限不合理，还其本来面目，恐怕是改革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

　　其次是如何迈过运营坎？慈善机构承载了广大民众的爱心表达，如何合理运营、做大做强，自然是大家最关心的。比如，我们的爱心得到公开完整的传达了吗？产生积极效果了吗？这个过程是令人信任信服的吗？这些疑问，付出爱心的民众需要知晓。在英国红十字会的网站，捐赠者可以很容易找到某一年的理事会报告和账目，各种收入和每笔支出数据也都一览无遗。长期以来，国内的慈善机构之于民众却充满了一层神秘色彩，在运营方面更难说公开透明。至少目前为止，民众在付出爱心后还难以找到最基本的答案。事实上，郭美美炫富事件后，我们的红会也曾为纠偏作了公开信息方面的努力，却因错漏百出招致更大的反弹，这其实就是长期以来民众对慈善机构“潜运营”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其三是如何迈出监管坎？慈善机构掌握了大量的人财物，谁对他们进行日常的有效监管，这也是急需作答的问题。比如，美国设立众多的行业评级与社会监督，对慈善机构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使广大捐赠人放心安心省心。但反观我们，郭美美炫富事件过去这么久了，除了遭受道德上的谴责，也没有见哪个人或机构因此受到问责或处罚。没有责任承担的监管是失败的监管。总不能老指望海量网络力量去充当慈善机构监管的阀门，这种“围观式”的网监太过无序分散，只能止步于有限的事件外围，并不能深入机构的核心，也难产生根本的持久的作用力。□缪定中

[南方都市报]

启动改革,是慈善机构当下的必然使命

　　由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的红会信任危机，并没有因为红会本身做出了一系列看似积极的反应而得到缓解，相反，越来越多打着慈善旗号的机构开始受到网民们的特别关照。

　　近几日，除了福建19岁的“巨肚女孩”辞世35天之后才收到红十字会捐款的新闻，让红十字会再背骂名之外，无锡尚德“捐赠门”事件，也让中华慈善总会卷入了舆论问责的漩涡。同时，卢星宇“卢美美”的出现，也使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完全有理由担忧自己可能会重蹈红十字会的覆辙。

　　从红十字会开始，信任危机的风波正在蔓延向其他类似的机构。慈善总会、青基会，这些颇具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正在面临着来自网络，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微博的猛烈冲击。由于顶着慈善这顶光鲜靓丽的帽子，这类机构便极为自然地承载了人们更高的道德期许。再加上这些本应归属民间社会的机构往往布满了官方色彩，也使得人们对其“独立性”产生了质疑。所以，一旦出现与之相关联的丑闻，在微博上得到迅速传播几乎是可以断定的。

　　事实上，红十字会深陷危机的现状已经表明，目前这一套慈善运作体制必须要作出彻底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启动对自身的改革。而进一步言之，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

　　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边界已经消失，这意味着今天任何一个居于社会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无法逃避一个大前提的存在———信息社会。在信息传播本身极为便利的情况下，作为颇受人们关注的官方慈善机构，一旦有何风吹草动，人们的目光便会迅速聚集。尤其是在微博上，由于其本身具有强大的议程设定能力，也具有可观的情绪汇聚能力，一旦盯上了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所爆发的信息诉求必是极为庞大和汹涌的。而就现实而言，目前的这些慈善机构所作出的回应基本都是失败的。这里一方面是回应及时程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存在回应能力上的不足。大抵而言，目前的局面是，民众的慈善信息需求与慈善机构本身应对能力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更深层的表现在于封闭式的官僚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本身存在的矛盾。以此次“巨肚女孩”辞世月余收到捐款为例，福建省当地红会回应是因为捐款转出须由卫生局长签字，而最近县里正在换届，卫生局长还没到位，没他签字不能转出。这样的解释或许真的是原因直接反映，但显然无法遏止人们内心的愤怒。历来，公众对于官僚机构拖沓、冗长的风格都有着强烈的不满，而作为以救死扶伤为准则的慈善机构，人们对其官僚化倾向的容忍度也必然更低。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观点，官僚制是一种“合理化”的体现，分层、集权可以使效率得到提升。因此，只要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避免官僚制自主性的过度膨胀，选择官僚制几乎难以改变。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微博这样的媒介，基于“服从”且习惯于“宣告”的官僚式话语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批判。继续以福建省红会的回应为例，这种自说自话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一种单一的、仅仅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建构的话语，而反观网民的质疑，则来自各个方向，呈现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多元的、去中心化的话语方式。话语层面的激烈摩擦，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尽管慈善机构有回应，但效果却往往难以令人满意。

　　当信息社会迈入web3.0时代之后，我们越来越无法逃避网络的袭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慈善机构，尤其是这些沾染了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互联网的本质属性在于开放，在于信息的迅速流动，也在于多元话语的共存。而目前慈善机构方面迟滞的回应、封闭的运作以及中心化的话语方式，都让其与网络社会本身发生了激烈的摩擦，也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作出深思，启动改革，将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慈善机构不能回避的使命。

[南方都市报]

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捐款迟到根源何在?

　　　7月6日，有媒体报道了龙岩永定县一个名叫苏田田的女孩因患怪病导致肚子隆大无力治疗的消息，各界人士纷纷解囊，募捐到5万余元并转到永定县红十字会专账上，请该会代为转交。但直到7月11日女孩辞世，当地红十字会仍未将善款付给苏田田家。直到8月16日，在媒体的批评下，永定县红十字会才通知苏家签收捐款。

　　此时此刻，不管是迟到的5万余元捐款，还是永定县红十字会的道歉，对苏家来说已失去了意义，犹如雨后送伞，不仅无助救人，甚至有揭伤疤的反向效应。

　　永定县红十字会此前解释说，捐款迟到，是因当时县里正在换届，卫生局长没到位，无人签字就不能转款。

　　先不说这个理由的真伪，仅从该会在媒体监督后迅速拨付了款项，就可见这件事原本可以“特事特办”，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

　　对这笔捐款，当地红十字会只是基于公益慈善组织的机构作用，而承担转交的义务，这笔钱的所有权本为苏田田所有。如果苏家有证据证明由于这笔捐款的迟到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完全可以提出赔偿。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悲剧，反映出当前公益慈善事业的很多不合理制度。如果这些制度不改正，不仅会严重阻滞公益慈善事业的进程，而且会直接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利。

　　根据《红十字会法》的规定，各级红十字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救助团体，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地方政府和它的关系并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支持、自助和监督关系。也就是说，卫生局长审批红十字会的款项支付，本身就是非法的制度安排。这种局面，深刻地反映了当前很多非政府组织（NGO）行政化的特征。

　　NGO的行政化存在很多弊端，如组织结构臃肿、效率低下、公民参与度降低、廉洁性下降等，所有这些弊端，既削弱NGO的募款能力，又降低其行动能力，还减少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最终受损的，一是应当受到帮助的公民和机构，二是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永定县的这个案例，加剧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危机。红十字会和有关政府机构当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对政府来说，退出对NGO的严格管制模式，是当务之急；对红十字会来说，重新认识自己的性质和定位，以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公益精神做好工作，才是正道。

　　□陈杰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