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9-25
别把学术反腐引向娱乐化
中科院院士李季伦等6人公开举报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长达9000余字的举报材料类似学术论文，有观点又有事实举证，还有注释；且不论这件事最后会是怎样一个结论，但从目前来看，所反映的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学术规范问题，因此最好以相应的学术态度来质证回应。
可惜的是，至今已10天时间了，被举报人石元春仅通过媒体采访简单予以否认，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称举报信“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系捏造诽谤”，要求立即停止侵权。中科院、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官方迄无回应；中国农业大学先是称双方当事人均已退休，举报内容系个人私事，学校不掌握任何信息，百般推脱，可前几天却主动联系记者并于近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出人意料地推出6位河北省曲周县的农民为石元春喊冤。
尽管这些农民声称是自己得知石元春被冤枉举报，而派出6位年过6旬的老人代表60多名受惠于石元春当年在当地治理盐碱的农民群众而来伸张正义，难免让人怀疑这很可能是一次精心策划出来的新闻发布会。问题是，这些农民对此事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真的能证实石元春的“冤情”吗？他们对诸如“深沟浅井体系”、“深井浅沟体系”、“浅沟浅井体系”等术语及研究课题又能了解多少？相反，给人的感觉，把他们硬扯进这么一场严肃的学术论争或纠纷中，徒增娱乐色彩。
既然举报人严肃认真，像写论文一样写成了举报材料，被举报人当然应该针尖对麦芒，同样严肃认真地一一辩驳并提出强有力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信服，释人疑惑，即使双方最后达不成彼此都能接受的结论，还有广大网民可以进行广泛、深入的辨析。须知网上高人有的是，曾经把华南虎伪照都破解了，说是“网上无难事”恐怕并不为过。
令人费解的还有，这样一次新闻发布会，电话通知媒体记者、并未亮明身份的“王老师”，自称只负责召集媒体，会议并非学校或石元春本人组织，但不知道由谁组织的，事先也并未透露是什么人见记者，时间、地点还变来变去……这就把这件学术纠纷搞得更神秘更扑朔迷离了。会上竟然有位农民拿的文字材料正反两面分别列出石元春四优点（比如能吃苦，有超前意识等），另一面列出举报人之一、农大教授祖康祺的四缺点（如做事不扎实，不地道，书里数据多为抄袭别人等），这不免令人怀疑背后有人授意。
眼看石元春事件这潭水越来越浑，并且向着娱乐化方向演变。诸如此类的学术反腐，也该建立起必要的规范，比如应就事论事，不扩大，不渲染，不拉扯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无论举报质疑还是答复辩驳，最好都像写论文一样讲究言之有据，学术化地面对。当然，作假和理亏的一方，往往不甘心就此名誉扫地，会使出这样那样的花招儿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对此主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中国青年报]
教授实名举报岂能是个人私事
9月14日，方舟子爆料称，包括4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6人，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石元春就此表示，举报信内容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而中国农业大学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由于此事涉及的人均已退休，所涉及的举报信内容属于他们个人的事情，中国农业大学目前还不掌握任何信息。(《新京报》9月15日)
这封直指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的举报信不仅实名，且以“论文”的方式，逐一摆出论点和论据，清清爽爽，还有“附录”，列出可供参考的资料以及具体时间。对于这样的举报信，当事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同样的方式，逐一回应质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把情况说明白、辩清楚；就涉事学校而言，中国农大也理应回应质疑，纾解公众疑窦，还学术以尊严，以洗脱学校的责任，捂住耳朵不闻不问，或者干脆将这一起举报“学术腐败”事件当做一件个人私事打理，颇为不智。
其一，6名实名举报人中，除杨智泉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外，其余5人虽已退休，但依然是中国农大的教授、研究员；而被举报一方石元春，既是中国农大原校长，也是教授。无论他们的年龄有多大、退休有多久，双方均与中国农大脱不开干系。也即，农大没有理由随意“撇清”学校与这些退休教授们的关系。
其二，实名举报的内容，主要是石元春教授在农大任职期间的“学术成就”。在“提出的新理论10年前有人论述、利用职务剽窃他人成果、提出的重要成果都是他人提出、以权谋私涉嫌造假药”等“几宗罪”中，除了在深圳开办公司与中国农大稍稍有些距离之外，其余指控也均是其在中国农大期间发生的事件。即便是办公司，其头上顶着的，依然是中国农大教授、原校长的光圈。可以说，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十分浓重的农大背景、农大语境。无论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中国农大都不可能自外于整个事件。
其三，中国农大应该有正本清源的担当。鉴于举报的内容专业性很强，不仅一般公众难解端详，就是司法机构介入，也需要学术机构作出相关的甄别和鉴定。学术机构对实名举报事件的介入，并不是简单的介入个人私事、私人恩怨，而是在以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还学术以清誉。如果一味躲闪、回避、保持沉默，听任事件中的情绪化成分愈演愈烈，原本有助于匡正学风、规范学术的举报事件，也很可能就此演变为一场口水骂战。果如此，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学术，还有中国农大的权威和公信力。
举凡学术上的实名举报，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开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质疑，也可以看做是一次袒露在公共平台之上的驳难和答疑。如果双方都能够本着公心和为学术负责任的态度，平等地、认真地问答，其实完全可以将一次举报变成一次学术的再度传播。在这里，任何简单的否认、甚至指为诽谤、捏造都是不合适的。作为双方共同认可、也均服务过的学术机构，中国农大则完全可以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主持这场以实名举报发端的学术争议。
[中国青年报]
“石元春事件”彰显科研教学体制弊端
中国农业大学几位知教授举报原校长石元春利用职权窃取科研成果、追逐官位，获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称号。石元春则委托律师郑重声明，举报者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系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损害了石元春的合法权益。中国农业大学还举行了一场来自河北曲周县6位农民 “为石元春喊冤”的媒体见面会。
从举报信列举的事例来看都事出有据，石元春的声明也言之凿凿，迄今为止，细辨举报“事件”并非完全是针对学术造假、抄袭之类的内容，而是科研成果的真实归属问题。我认为，“石元春事件”实际上彰显我国科技成果奖励制度以及科研教学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科学家的道德底线。
从道理上说，被政府任命为大学校长或科研院长，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上，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成果，出人才。即使有些科学家兼职指导某项科研题目，亦不应当本末倒置；所获得的科研成果或发表论文亦应归功于从事科研实践一线人员。领导人不能沽名钓誉，完全攫为已有。这是一个最基本道德底线。
但是，我国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沿袭国家行政体制的组建模式，赋予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和“官本位”。今天农业科研采取“项目制”管理，有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大多向拥有“官位”的学者倾斜，官员垄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科研资源，利用权力维护既得利益。按官位分配科研资源和奖励也是不成文的规定。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先入党，后做官，戴帽教授研究员，项目课题进财源。”走仕途远比走学途迅速快捷。一些底蕴不足、研究乏力的人，很愿意走曲线攀升之路，甚至当上教授还愿意去竞选系主任或科研处长。一般在荣任校长、院长、所长乃至主任职务，立即显示出“马太效应”，要主持多个国家项目或课题，要有若硕士、博士为其做研究工作，要挂衔很多科研成果。当了校长又要争院士，还要向部长位置进军，那还有更多心思和精力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
最近一个时间媒体曝光一些院校负责人垄断科研资源、窃取成果事件。大学校长主持很多重大研究项目，把多项科研成果都挂上自己的名字。官位、学位以及经费再分配构成了累加优势。石元春先生也说过：“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行政工作如此繁忙，有多少时间能工作在科研一线呢？当然，校长可能对每个项目或基点去视察或指示，但不等于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每项科研成果都要挂名首位，学术著作位居主编。看一看今天相当多的科技主管官员，有哪一位不是科研成果累累，学术专著等身。
“官学两栖”科学家并不鲜见，这是中国特色。在公开场合更显示荣誉和地位。在专业化分工精细的现代科技社会，每项职业都需要从业人员一心一意，责无旁贷，复杂性的科研工作与行政工作更是要全力以赴。科研有科研的套路，行政有行政的模式。前者需要“板凳须坐十年冷”、“面壁十年图破壁”，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而行政官员事务繁忙，头绪复杂，经常要听取汇报，实地巡视，出席会议，安排应酬，深思熟虑静心搞研究的时间极少。最好的规则是一个人要么搞行政，要么搞科研。“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既要做高官又要挂衔院士，最后肯定是声誉一时逐步升空的气泡。
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应逐步取消“等级制度”，去“行政化”是体制改革难以迈过又必须迈过的“坎”。“石元春事件”可以看作农业科研教学领域公开的科技批评和学术质疑的案例。中国农业大学位列全国教学和科研最高学府，完全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主持这场以实名制举报发端的科技评论和学术争议，以“石元春事件”为契机，揭示农业科研教学领域的权力腐败。原校长石元春先生亦应放下包袱，以此案例“现身说教”解剖和评论科研教学领域的体制弊端，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科学网]
惩治学术不端需要川大力度
曾经沸沸扬扬的“川大副教授涉嫌抄袭台湾硕士论文”一事，终于尘埃落定。四川大学经过调查核实和专家鉴定，近日发布处理决定：该校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光学术抄袭属实，开除其党籍、公职，留用察看一年，以正学术之风。
回顾这一事件，最值得称道的不是台大哲学博士高君和的慧眼辨假，也不是台师大硕士郑倩琳的积极维权，而是四川大学对学术造假的“零容忍”态度和“不姑息”作为。
从今年8月接到举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到9月21日作出处理；从研究生导师资格、公职、党籍一撸到底，到撤销申报项目，追回奖项和奖金；不到两个月，川大对李小光抄袭行为反应之敏锐、行动之迅速、追究之彻底、问责之严厉，有如一道热辣劲爆的川菜，生猛有力度。
当然，在抄袭事实和制度规范面前，这样的惩处不仅合法，而且必须。从理论上讲，这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川大惩治学术造假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和力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还是显得难能可贵，甚至特立独行。
纵观近年来曝出的学术不端事件，乃至最近的院士举报院士事件，往往是举报的多，处理的少；慢处理的多，快处理的少；成悬案的多，有定论的少；“罚喝酒”的多，动真格的少；个人回应的多，部门介入的少。这五多五少，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学术造假行为惩治不力的局面，客观上让不少造假者只背负道德骂名，却逍遥于法度之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破窗效应”，持续恶化着学术风气，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让学术不端现象在“棉花拳头”下愈演愈烈。
就在去年，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面对博士论文抄袭的指控，主动申请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启动调查程序，最终维护了自身清白。如果说朱氏的“风度”主要源于个人的道德自律，那么川大的“力度”则更多的因为制度效力，该校制定和实施了较为完备的学术规章制度，还有快速反应的调查惩处机制。
相对而言，朱氏范本可遇不可求，所以至今还是孤例；川大样本可学也可用，而且更具现实针对性，不失为治理学术造假的必由之路：制度发力，部门出力，处理得力，给社会一个既迅速又负责的交代。沿着这样的路径，净化学术土壤才会有普遍管用的方法，学者们也才会在规则的敲打下，更为真切地感知心中道德律的呼唤。 （作者为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
[京华时报]
石院士何不效法朱学勤
院士举报院士，不能仅仅成为两个人的战争，由双方自行了断。但愿石元春事件能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标本，也期待相关部门主动履职，积极介入，避免该事件成为“烂尾楼”。
上周，方舟子接到中科院院士李季伦等6人签名的举报材料，称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9月19日，石元春委托律师发布声明称，举报信“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系捏造诽谤”，要求立即停止侵权。
面对举报者的质疑，尤其被指学术腐败时，沉默不是金，因为沉默往往被看做消极默认，导致形象大跌。当被称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时，石元春并未做“沉默的羔羊”，先在采访中表示“会作出正式回应”，后又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这种积极姿态，既是石元春的正当权利，也是化解院士举报院士事件的明智选择。
院士举报院士，兹事体大，它不仅关乎双方当事人的角力，关乎中国农业大学以及中科院、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形象——因为石元春是三院院士，还关乎我国的学术环境、学术未来。因此，决不能让这一事件成为杯子里的风暴，只在小范围内沸腾，然后慢慢淡化，归于平静。
此前，石元春已经表示“真金不怕火烧”，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当然，是不是真金，能不能经得起火烧，自说自话没有说服力，也难以使举报者和公众服膺。
院士举报院士事件，不能成为悬案，也不能成为冤案。要证明自己清白，石元春有一个最优选择——效法朱学勤。去年，当博士论文被指抄袭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并未沉默，也没有止步于自辩，而是申请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经过严格调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为“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朱式维权是值得推广的范本，但遗憾的是，鲜有后来者效仿。
石元春曾担任中国农大校长，该校也不应作壁上观。6名举报者中有4名是中国农大教授，而石元春是中国农大（原北京农大）原校长，举报者所举报问题，又发生在石元春担任校长期间。同时，中科院、工程院等单位也不应失语。
院士举报院士，不能仅仅成为两个人的战争，由双方自行了断。在学术空气屡被污染的现实语境中，但愿石元春事件能提供又一个值得借鉴的标本。也期待相关部门主动履职，积极介入，避免该事件成为“烂尾楼”。表态、调查、公布结果，一样都不能少。只有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为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
[京华时报]
对学术不端谁最不该失声
包括4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6人，实名举报农大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涉事人士均已退休，所以举报属于其个人行为；被举报的石元春院士则认为，举报信内容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并委托律师发布网络声明，郑重要求举报者道歉。
中国农大的回应和石元春院士的做法，都把有关学术不端的争端导向“个人事件”。然而，仅仅因为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已经退休，就可以把学术举报变成个人恩怨，让双方自行了断吗？而石元春的自我维权，又能还其学术清白吗？
参照既往对类似事件的处理，把本该通过学术途径解决的学术不端事件，交由双方个体解决，是十分错误的选择。一般而言，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管理体系中，如果出现学术不端举报，被举报者所在的机构，应该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经过调查，如果没有学术不端行为，被举报者既能得一个清白，还可根据调查结果，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追究举报者的法律责任；而如果据调查，被举报者确有学术不端，则必须做出处理，比如取消学术头衔、学术资格等，如有必要，还应加以行政处理。另外，如果被举报者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则需要纳入司法程序，追究刑责。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法律的归法律，不可越界混淆。
但在实际操作中，涉事机构却多半选择“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经常“失声”、“失效”。公众期待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学术机构却往往是“零处理”。针对石元春院士学术不端的举报，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出现，但中国农大却一直未予处理。
此外，是否启动学术调查，往往没有依据学术规则，而是由行政领导拍板决定。由于学术成绩服务于眼下政绩，行政力量有时甚至会成为学术不端的利益共同体，要启动调查，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没有权威的学术调查机构给被举报人一个说法，没有学术自治的生态，“打骂学术”和“拳头学术”也就随之出现，制造令人不堪的闹剧。如此种种，学术不端越发成为侵蚀学术肌体的毒瘤，使其公信力每况愈下。
要遏制学术不端以及其处理方式的异化，必须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打破利益共同体，构建学术共同体。不少人认为这项工程涉及既得利益方众多，难于下手。而实际上，处理每一起学术不端，就是重构学术管理体系的契机。以眼下这起院士成为争端双方的事件来说，如果中国农大、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高度重视，及时启动学术调查，在终结这一起长达十余年的学术不端之争的同时，也能开启新的学术管理制度的建设。 （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人民日报]
相关报道
石元春院士回应“学术腐败”举报
李季伦
石元春
编者按
8月23日，《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一文出现在网络上，这篇9000多字的举报材料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由李季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陶益寿（中国农业大学土壤改良专业教授）、林培（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学教授）、祖康祺（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学教授）、杨智泉（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田向荣（中国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共同署名。文章分五大部分，列举了对石元春“学术腐败”问题的观点和论据，并在附录“反映石元春学术问题的材料目录”中列出25份相关资料。
此后，有多家网站和媒体进行了转载或报道，此事件迅速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
9月19日，石元春院士致函本报，正式回应此事，授权独家刊发。
□石元春
最近互联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网文，《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以下简称“举报文”）。石元春是“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吗？为维护我个人的人格与尊严，维护“院士”的光荣称号和国内学术界的一方净土，我应当给关心我的朋友、同行、学生和社会公众一个交待。用事实与真相以正视听。
“举报文”的第一条是在我的院士推荐书中提到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
先对我们水盐运动研究的背景作些简单介绍。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参加中科院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时接触到新疆的多种盐渍土并发表过论文：《塔里木盆地北部盐分的集聚规律和盐碱土的利用改良问题》。1959年回到学校教学岗位后，正值黄淮海平原因灌溉不当而土壤大面积次生盐渍化。在参加有关会议和阅读资料中，认为黄淮海平原的500～1000毫米年降水量以及春旱夏涝的自然条件与新疆干旱荒漠地带的土壤盐渍化很不相同，土壤中的水盐运动非常复杂。要防治黄淮海平原的土壤盐渍化，必须摸清这里的水盐运动规律。
为此，我自选课题，在京郊大兴县鹿城公社设置了一块水盐运动观测区，1961～1964年间每月独自一人前往采取土样、水样和画盐斑图，进行土壤水盐运动观测。可惜所取得的大量数据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丢失了。
1973年6月，原北农大老校长王观澜（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分管农业）指示北京农大在邯郸地区搞一个盐碱土改良示范点。学校派我先去曲周县张庄村一带考察，秋后我就与辛德惠等几位老师到曲周建立了张庄试验区，并参加到当时由河北省主持的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的国家科技大会战项目，是其中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试验区课题中的曲周试验区。
张庄试验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水盐运动的机会和现场，我们连续多年进行打钻取土取水和绘制盐斑图，取得了以万计的数据，这是进一步科学分析与理论概括的基础。我们出版了3部专著（《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1983年；《盐渍土的水盐运动》，1986年；《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1991年）和发表了数十篇水盐运动方面的论文。
水盐运动的地理学研究系统阐述了全球性季风现象、中国东部季风区降水特征、黄淮海平原水盐运动、易溶盐“古地球化学过程”和“近代易溶盐的地球化学分异”，以及“半湿润季风区的水盐平衡”等的研究。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概括为“春旱夏涝、土壤盐渍化和地下水矿化是在半湿润季风气候和泛滥平原地学条件下，区域水盐运动表现出的一组自然现象，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和有机的整体”等四项内容。
此外，进行了水盐运动的长期定位观测；运用了现代的水盐动力学原理和数学模型研究揭示水盐运动过程及内在机理；区域地下水埋深、水质和土壤水盐动态的系统预报模型PWS和一维土壤水盐数值模型。这是我和我们团队20年的系统研究成果。
下面是1979年12月河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将我的讲话录音整理成文的一段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农大讲师石元春同志在栾城召开的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他总结了多年对治理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宝贵经验，同时还指出了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具体措施。他们在我省曲周县搞的综合治理大样板成果显著，所采用的综合治理的理论观点有普遍意义，尤其对黑龙港流域更为适宜，因此我所根据录音摘要整理印发，供有关单位参考。”
美国土壤学会前理事长D.R.Nielsen曾在国际土壤学会会员通讯刊中介绍1985年在我国济南召开和由我和贾大林同志主持的“国际盐渍土及其改良学术讨论会”时写道：“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的有关理论，以及采用灌溉、排水、农业、林业对区域水管理的综合治理盐渍土的办法予以肯定。与会科学家认为，中国人民应为此成就而自豪。”
土壤水盐运动研究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是地理学与水盐动力学、传统方法与数学模型方法、理论与治理实践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成果。
“举报文”说：“石元春的‘新理论’，早在10多年前，前人们都已经论述过了。”提出的前人中有上世纪50年代熊毅先生等的《华北平原土壤》、侯光炯先生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苏联专家柯夫达的《中国之土壤与自然条件概论》，以及粟宗崧先生1962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综合防治盐碱化的一些问题》。“举报文”说，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已经论述过了”，但没有提出具体内容。我在这几本书文中来回翻找，没有找到前人有我们上述研究内容的任何叙述。以上作者都是我尊敬的师辈，他们的著作是我学习的教科书。但每本著作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主体内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的科学研究背景和条件是很不相同的。
“举报文”说，“半湿润季风气候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我不仅没有找到前人有这方面的论述，而在我们研究期间，这些前辈多已作古，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参加过和指导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会成为“前人成果”呢？
学术举报应当建立在研究成果的辨别和实证材料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证谎报或诬报。
其他举报内容更加容易说明，因为都是些无中生有、歪曲事实、张冠李戴和时间错位的言论。
1.“举报文”列出了我的院士推荐材料中的一段话：“由石元春教授主持和建立的曲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试验区（面积4390亩）的研究工作，据上述理论观点，大胆提出了‘打破咸水禁区，以浅井和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新的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综合治理试验仅二三年即取得明显效果，五年使旱涝盐碱基本得到治理，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产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以后又在3万亩和8万亩上取得成功。此成果引起了联合国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的高度重视，贷款近二千万美元治理开发整个曲周北部20多万亩低产土壤。此项目现已完成，土地面貌和生产完全改观”。
这段话一点没错，全是实情。可是“举报文”说：“非也！”具体有三。一是说：“石元春‘打破咸水禁区’的成果是剽窃来的”。
上世纪70年代在盐渍土治理上，一是强调打深井而浅层咸水是禁区，二是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农业措施。针对张庄试验区情况，我们确实大胆提出了“打破咸水禁区，以浅井和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综合治理体系，故而能够迅速改变当地面貌，其成功事实是人所共知，张庄一带的农民心里最清楚的。上面这段话明明说的是在张庄试验区（4390亩）的旱涝盐咸综合治理中要“打破咸水禁区”，打浅井和利用微咸水。这种学术思路和工程设计从未有人在张庄一带提出过，那么这是剽窃了谁的成果呢？“举报文”没有提出任何举证。
2.其二是说：“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
自1973年秋以后，北农大土化系的六七位老师（后有十多位及其他系老师）创建曲周张庄试验区和长期“蹲点”（一年八个月左右时间），与当地农民一起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田园是华北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老师，当时在石家庄蹲点，听说农大在曲周张庄搞了个试验区，想过来看看。在张庄试验区住过一两夜，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张庄试验区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怎么会变成是田园教授的成果了呢？该“举报文”没有出示任何这方面的举证，如田园老师关于张庄试验区治理实践方面的设计、文章和参加了什么实践等。故此纯属捏造。
3.其三是说：“多方材料证实，石元春没有参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的具体工作。”“曲周张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成果被石元春侵占了”。
该文的具体起草者如果不是故意说谎，就是对我那一时期的工作太不了解。在曲周张庄试验区工作期间，包括试验区综合治理方案制定和实施、水盐运动研究以及面上的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准备召开1985年的国际会议等都是我参加主持和亲自动手的。从我提供的张庄试验区建站初期，1974年和1975年我的部分工作手稿（有工程设计、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研究报告等），以及以后陆续的工作和科研报告、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证明，我是个实干者，而不是“举报文”描述的“行政管理人员”形象。张庄试验区的老村民更能为此作证。这是又一件无视事实依据的谎报。
4.“举报文”说：“雷浣群教授设计了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以后，石元春要窃为己有，就借口另有工作需要，把雷浣群调离曲周工作，此项成果就被石元春和石的妻子李韵珠霸占了。”
黄淮海平原“七五”项目中的“区域水盐管理体系”课题是我主持的，下面的“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子课题，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主要工作是由我指导的研究生李保国完成的。在1991年出版的《区域水盐运动监测预报》一书中的3、4、7、8四章主要作者的署名都是李保国。此项目与雷浣群老师毫无关系。“举报文”竟如此张冠李戴地对我和李韵珠老师进行诬陷和攻击。
5.“举报文”说：“‘七五’黄淮海课题主持人辛德惠因病临时住院，石元春靠主持单位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权力，夺取了课题主持人的身份。”
“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是由前国家科委主管，水利部、农业部和林业部参与领导的大型攻关项目，主持人是国家科委任命的。1984年国家科委局发文指出，“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专家组已经成立，专家组组长石元春（副教授，北京农大研究院副院长），副组长贾大林、左大康，组员有辛德惠（副教授，北京农大曲周实验站站长）等18人。该文件证实1984年我已是黄淮海项目组组长，辛德惠是曲周实验站站长。我是1987年才任校长的，这和我“用校长权力去夺取课题主持人身份”完全不沾边。显然又是一起歪曲捏造事实的诬报。
6.“举报文”说，“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不是石元春做的。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为制订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于1981年布置了“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全国有40个课题，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是其中第7项。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3年编印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后记”中有一段说明：“本报告是在全国区划委员会领导下，由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和北京农业大学牵头组织的一个有冀鲁豫苏皖五省和京津二市区划委员会参加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组’讨论和编写的，主编和执笔人是石元春、贾大林和刘巽浩”。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于1983年颁发的奖励中我是获奖人之一。怎么会不是我做的？
7.“举报文”说：“‘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不是由石元春编制和提出的。”
1979年1月在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召开的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科研工作会议上布置了区划工作。同年4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何康同志视察农大曲周试验站期间，在邯郸地区招待所听取了贾大林同志和我对整个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情况的汇报，指示由贾大林同志和我主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工作，组织由参加黄淮海平原科技攻关的有关单位和科技人员共同承担。1979年11月提出了区划图及文字征求意见稿（一稿），以后又陆续出了二稿、三稿和1980年10月出了第四稿。在正式成果——《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1982年）中清楚地说明了项目的来由、工作过程与内容、图幅，以及主编是贾大林与石元春。这些都有原始证据。
8.“举报文”说，“《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董绵昆完成的”。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上述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项目的后续成果，所有图幅内容都是区划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此《图集》的参加单位有北京农大等13个单位，参加工作人员24位，主编是我和贾大林，这些在《图集》的前言中写得很清楚。各有关图幅都有出处和完成人员，其中《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图》是由贾和我组织各试验区科技人员编制的。考虑到董绵昆同志在图幅整理、清绘和制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列为了该《图集》的副主编。如此大量资料和丰富内容的《图集》怎么会是董绵昆一人完成的呢？
9.“举报文”中的第一句是“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在任期内（1987年5月～1995年9月）利用职权窃取他人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成果……”我任校长期间，涉及到的黄淮海项目成果主要是“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和《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以上第4和第8条已经证明这是诬报。
我在黄淮海工作的全过程以及任校长期间，凡与我工作有关的学术文章，都是谁做谁写谁署名，研究生也一样，非常干净。专著中的每一章是谁写的都有署名，清清楚楚。可以查看凡与我有关的黄淮海研究成果（书刊和文章）。举报的“利用校长职权窃取他人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成果”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10.“举报文”说，“石元春拿着李季伦的科研成果阿维菌素等在深圳开办了深圳绿鹏公司并亲任董事长，与深圳博大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合作，在国内建起了6个生产该产品的控股公司，并接到国外10亿美元的订单，石元春成了暴发户”。
1994年到1998年间，我参加了国家科委为制订21世纪的高技术研究（S-863）规划的战略研究组和负责农业高技术战略研究。其间曾发表过《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现代农业和农业科技产业》、《高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文章并曾热衷于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产业。从校长位置下来之后，于1996年积极参与深圳绿鹏公司，研发的主要项目是陈永福教授的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技术和产品。既未开发过李季伦的阿维菌素，更不知什么6个股份公司和10亿美元订单。
至于北京农大京农公司的事，在十多年前有人就闹了很长时间，历经了三任校长。学校教师以国家拨经费进行研发的成果知识产权属国家所有，由所在单位持有和管理，阿维菌素开发问题是我任校长期间职权范围以内的事。离开校长岗位后产生的事情与我无关。
11.“举报文”说，我对造纸废液利用项目“科研成果眼馋了”，拆迁了赵时来老师的实验室等。
在1994年，为打通校区与东部“268”（指268亩的试验地）的通道和修建“神内农业技术开发中心”，该实验室是主要搬迁户之一，多次做工作就是顶着不搬。由于工程施工在即，为顾学校工作大局，在作好安排条件下，不得不下令拆除。这已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又被搬了出来。
阿维菌素和造纸废液利用实验室拆迁是当时学校的正常工作，“举报文”翻出这两件20年前的陈年往事，是为了给我罗织新的罪名。说我对赵老师的“科研成果眼馋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抢夺他人的成果”；在阿维菌素上“石元春对此垂涎三尺，必占为己有而后快”。想通过这两件事给我扣上一顶“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帽子”。我的专业是土壤学，主要研究项目是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有必要去掠夺阿维菌素和造纸废液成果吗？我用他们的成果以我的署名发表过文章或是报过奖吗？
以上所列12条（含本文开始的关于水盐运动理论条）的所谓指控没有一条能站住脚，全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歪曲与捏造。“举报文”还大量使用了极具侮辱性的语言，诽谤我的名誉，进行人身攻击，这不能不激起我极大的愤慨。
我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在进行改革和推动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工作失当和不周之处，进而在感情上伤害到一些同志。对此，我表示歉意。但是，对我学术道德方面的所有指控，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至此，有关事实我已澄清。社会上也许会关注为什么会出现六人联名“举报”事情的发生？以下将部分真相作一说明。
在我任职校长期间，各高校都在抓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北农大当时也有增产菌、阿维菌素等。在开发阿维菌素项目上，李季伦教授对当时学校的做法不满，1995年曾就此向科学院等投诉过我，科学院也曾派人调查。如今李先生又拿出20年前的事，还无中生有地弄出个什么绿鹏公司开发阿维菌素和10亿美元订单等本不存在的事来。李先生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但对黄淮海项目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研究根本不了解，竟以86岁高龄和资深院士身份为他人冲锋陷阵。顺便问一下，李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曾说过：“利用太阳能养活7500亿人。”望告知我出处，因为我也是头次听说的。
我从校长岗位下来后，先后参加了“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农业方面的战略研究。使我有机会思考农业及农业科技发展问题，写过不少这方面文章。近年来十分关注生物质能源和能源农业，积极写文著书，为国家建言献策，这不应该是学术腐败吧。我认为发展生物质产业是利国利民，李先生认为是祸国殃民，这是学术观点不同。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不应该是个人指责。
再说祖康祺。在1992年报黄淮海项目特等奖时，他是当时黄淮海项目办公室主任，因在拟定北农大报奖名单（只有三个名额）时没有他而对我不满，与我大吵大闹，甚至在公开场合对我破口大骂。该“举报文”的主要内容均涉及黄淮海项目，除错误百出外，就是一项实证材料也没有，只有些“某某人说”（且不说其真实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科学院等一批专家在黄淮海平原盐渍土改良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还有冀鲁豫苏皖和京津的地方科技人员也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农大曲周实验区是1973年建立的。1978年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综合治理被列为了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后，中国农科院的贾大林研究员和我成为“六五”期间的主持人，“七五”期间我又成为第一主持人，北京农大成为黄淮海大项目的主持单位。此项目是由科委领导，涉及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科学院、农科院到冀鲁豫苏皖五省即京津二市的有关部门的102个研究单位的1000余名科技人员。当时我40多岁，是个资历不深的讲师（后为副教授），工作上难免会有失误，一些背后议论是可以理解的。再说，当时黄淮海项目有12个试验区，同行间有不同观点和看法也是正常的。科技问题是靠资料、成果、论文和著作说话的，祖康祺正是用“某某人说”给我扣上“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帽子的。
关于举报人杨智权和田向荣，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黄淮海项目毫无关系，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大家并不难看清。另外两位是我的同学，都比我年长4岁，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我不想谈他们的签名缘由。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老舍先生投湖自尽、原北农大一级教授陆近仁夫妇双双在家里悬梁等都是因为在“反右”和“文革”中斯文扫地，不堪其辱。中国有多少优秀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人格摧残，因为“大字报”是不需要任何事实依据就可以捏造事实，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想不到40多年后，个别人为泄私愤，捏造出这篇网文，用“文革”大字报的语言，并借用当今的网络技术，极短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将我丑化到了极致，想把我搞臭，让我身败名裂。40多年前满校园大字报和人与人之间惨斗的情境又成了我的噩梦。
近年来，我国学术圈里出现了一些学风和学术道德问题，激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愤怒与谴责。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深知学术道德和学风就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学术生命，丧失了学术道德和学风也就丧失了学术生命。我们对少数科技人员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深恶痛绝，应当及时揭露和严厉处置。但也要注意少数人利用网络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注意在打击学术不端行为中减少和避免伤及无辜。
我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农业科教战线上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长期风餐露宿和在农村蹲点，至今一刻也未敢懈怠。现已耄耋之年，竟遭此不白之冤。我请求党组织和上级科教部门对我以上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还我以清白。
我相信法治，相信组织，相信有判断力的公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止于智者。
附：石元春公开发表律师函全文
举报内容选登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著名土壤学家熊毅、席承藩和粟宗嵩等人在我国华北平原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华北平原盐渍土的成因和防治、对其水盐运动的规律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已付诸实践和取得了很大成绩。
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
直接参与此项工作的田园、雷浣群和祖康祺教授提供的材料证实：“张庄盐碱土治理方案最早于1973年是田园教授提出的，地下水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以田园教授为主干”。
石元春“打破咸水禁区”的成果也是剽窃来的
多方材料证实，石元春没有参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的具体工作。田园教授说：“在此，我可以公开对石元春先生主持曲周县张庄盐碱试区的工作做一评价。他主持工作不过挂名而已，实际上他对试区内各项工程的作用并不理解。”
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主要是雷浣群教授的成果而并非石元春所做
雷浣群教授设计了PWS区域水盐运动测报体系以后，石元春要窃为己有，就借口另有工作需要，把雷浣群调离曲周工作，此项成果就被石元春和石的妻子李韵珠霸占了。
石元春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没有做任何具体实际研究工作
“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不是由石元春编制和提出的。南京土壤所王遵亲研究员说:“石元春是1973年才开始去河北曲周基点，而且一直没有做具体实际科研工作……甚至在‘六五’、‘七五’期间作为农业系统的黄淮海项目主持人，也未到过一个试验基点查看过。”
《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是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董绵昆完成的。
石元春以权谋私巧取豪夺
李季伦教授研制的阿维菌素和依维菌素是开发前景看好的成果……手握校长权力的石元春对此垂涎三尺，必占为己有而后快。
石元春拿着李季伦的科研成果阿维菌素等（知识产权属农大）在深圳开办了深圳绿鹏公司并亲任董事长……并接到国外10亿美元的订单（详见1995年9月12日《深圳特区报》）。
赵时来教授研究的亚铵造纸废液……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公布为“八五”国家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石元春对这一科研成果眼馋了，在未和赵时来教授商量的情况下，他组建了亚铵法造纸及制浆废液综合利用开发中心，派他的亲信去当中心主任兼造纸厂厂长。
不顾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10名教授联名上书农业部的反对，于1995年4月27日凌晨3时许，乘夜深人静，强行拆毁国家投资建设的唯一的“亚铵制浆废液综合利用研究室”，理由是要在这个地上盖楼房。
[科学时报(2011-09-20）]
方舟子曝著名海归学者论文造假
羊城晚报讯 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9月4日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我国“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国因两篇论文造假，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关闭实验室。加拿大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主席嵇少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志国事件”可能会直接影响今后华人博士在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就业。
论文中图片被篡改
王志国系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教授，我国第四批“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所长。
方舟子表示，此消息引自加拿大媒体，是经官方调查后最新公布的处理结果。
记者登录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网站看到，8月10日的报道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7月底已对王志国教授的学术研究展开调查，重审所有数据。
报道称，王志国本人曾承认，被撤销的论文中用以说明数据的图片在合成中出现错误，论文其余部分包括结论准确无误，实验结果也可重现。但对于图片问题，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所关心的问题是所用的图片“是如何被人为篡改”的。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研究所主任Tardif博士在9月2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介绍，工作人员今年6月发现，王志国两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被相关期刊撤销，经严密调查，专家委员会认定王志国违背研究所的科研伦理标准及其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职责。
已被剥夺科研权利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研究所主任Tardif表示，研究所决定，立即免去王志国的科研权利及其研究者身份，并关闭其实验室，并要求其同时撤销另外3篇已发表的论文。
据CBC9月2日报道，王志国此前已获加拿大联邦政府、相关科研机构及协会数百万美元科研经费。调查结果公布后，相关机构已冻结经费，并永久取消其资助资格。
“这是很严厉的处罚”，方舟子说，国外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王志国目前虽未被蒙特利尔大学开除，依然保留教授身份，但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没了实验室，事实上“与开除也差不多了”。
截至目前，王志国本人对此处理未予表态。记者联系其所供职的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未能得到回复。
(京华时报)
可能影响华人就业
羊城晚报讯 记者潘林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魁北克华人教授协会主席嵇少丞，9月5日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对王志国一事“深表遗憾和震惊”。他表示，王志国事件上了加拿大各大报纸与电视新闻，在加拿大科教界的影响不可小视，可能会直接影响今后华人博士在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就业。
[羊城晚报]
工程院院士卷入论文“造假门”
本报讯(记者商西)“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国教授因学术论文造假，已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免去科研权利，并关闭实验室(本报昨日报道)。其两篇撤销的论文，均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领衔的课题组合作而成。有学者提出，作为“问题论文”的署名作者之一，杨宝峰教授当接受调查。
问题论文被疑助选院士
上月25日，科学网就曾发布消息，王志国课题组与杨宝峰课题组合作的两篇论文被《生物化学期刊》(JBC)撤销。论文均与心脏研究相关，分别发表于2007年和2008年，由多人合写，王志国署名最后，杨宝峰位列其前。
按国际惯例，“通讯作者”一般为课题负责人，署名排在最后，并按重要程度倒数。王志国与杨宝峰是这两篇“问题论文”共同的通讯作者。
王志国任职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调查认定，文中图片涉嫌造假。
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昨日撰写博文指出，另3篇要求撤销的论文中，有一篇2007年发表于著名学术期刊《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杨宝峰为该文第一作者，王志国为通讯作者。他质疑称，两人合作的这3篇“问题论文”，恰为杨宝峰2009年度参选院士之“力作”。
官方称“院士照查不误”
教育部科技委学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吴常信院士昨晚表示，目前对此事不了解，故无法作评判。他表示，“有举报、有事实的话，我们会根据不同方面的陈述作出判断，不会因其院士或校长身份而有所不同”。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工作人员称，王志国确为该院教授，但目前是否在学校上课、有无展开相关调查等均不清楚，也无心血管药物研究所联系方式。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对此事“才知道，不了解具体情况，有相关结果会作出官方回应”。记者提出希望采访杨宝峰校长本人，其表示“校长上课去了”，不方便提供联系方式。
>>说法
共同署名共同负责
同为华人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科研助理教授李长红提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科研论文中，并未说明“哪些实验是谁做的”，因此杨宝峰教授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出问题就应共同负责。
方舟子前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课题合作者，杨宝峰院士在涉嫌造假的论文中，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都应予以调查。他认为，杨宝峰是院士，也是高校校长，具多重身份，多个相关机构均应对此展开调查。
据了解，工程院学部工作局设有科学道德办公室，教育部则在2009年底成立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题举报，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以遏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
但方舟子指出，工程院非院士供职单位，监管较“虚”，几年来仅听闻一例因学术不端被通报批评，教育部则几乎未见启动调查程序。
杨宝峰，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为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日本医科大学等多家国际著名院校客座教授和荣誉博士。图/哈医大网站
[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