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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驯化君主”,政府还权于民 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26

 

历史“驯化君主”,政府还权于民

  2011年将过去,一年间有多个国家的现任或曾经的政治领袖离开了人世,或惨不忍睹如卡扎菲,或平静安详如哈维尔,或举世震动如金正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政治领袖个人是非功过的历史评价,不再以权力大小、开疆拓土、战争胜负等作为标准,而更多的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改善了本国及其人民的生存境况,是否提升了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是否有益于本国乃至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等等。如今撒手人寰的这些领袖,又给了我们一次反思政治真谛的机遇。

  从传统、魅力权威走向法理型权威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里,凭借《君王论》一举成名,但同时又因此书而毁誉参半。这本写于1513年的著作,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从拿破仑到克伦威尔,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都深受《君王论》影响,甚至把它奉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该书论述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唯一的专业。在关于君王的行为方面,《君王论》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王论》俨然成为了一本“暴君的葵花宝典”,它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作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作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这种论断,对于熟悉权术的中国人与历代的中国君王来说,并不是多么匪夷所思的哲学。

  但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群伟大的思想家展开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由此,人类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著名古典社会学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纯粹的、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的合法性统治类型:传统型统治、“卡利斯玛”(C harism a)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相应地,这三个类型的统治者的统治力,可以分为传统型权威、卡利斯玛权威(又称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第一种类型中,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魅力型权威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而法理型权威,是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

  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传统和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权威大幅度衰落,法理型权威成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当然,时过境迁,韦伯的分类已经无法再严格地独立归类了,三种统治权威很难完全相互独立起来,各国领导人都会十分注重魅力的培养与塑造。比如,按照以上类型衡量的话,卡扎菲和金正日的权威是传统型权威、卡利斯玛权威的结合体,而哈维尔则是法理型权威。

  权力祛魅下政治领袖不再神秘莫测

  尽管魅力成为现代领导人权威的普遍组成部分,但其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有些领袖在传统型权威的基础上,再依靠一系列用谎言堆砌的造神运动,进行自我美化、神化以及神秘化,宣扬诸如领袖无所不能、能力超凡等等人造神话。与此同时进行构筑一堵围墙,进行封闭式的愚民教育与洗脑作业,大搞个人崇拜,甚至不惜搬出“出生时天有异象”等一整套传统型的权威来源(如君权神授)的说辞,暗示领袖犹如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或唯一的继任者,是人民的保护神,民众只能拥护、爱戴、歌颂,不容质疑更不能批评,领袖拥有无限的权力。

  法理型权威则是建筑在法制与宪政之上,依靠争取民心、自己的过往功绩而非造神运动而来。同时,伴随在这个过程的是政治祛魅与权力祛魅(启蒙的一部分),政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一部分,而不是少数人的游戏,权力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于是,为了讨好民众,领袖们必须做到最大可能的公开,不可能再保留任何的神秘色彩,乃至个人的私密也被发达的传媒无孔不入地公开,被放置在闪光灯之前与社会舞台中心,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绝不再是神或完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才可以原谅克林顿的出轨,把小布什当做开心果,法国人会把萨科齐当做娱乐明星,领袖的生活作风、蠢话、弱点等,在一部分人看来无关大局。更一步,人们会看到一些的“咄咄怪事”:领袖与政要是可以充分地批评指责以及嘲讽讥笑的,却绝不能开弱势群体、种族肤色、女性等方面的玩笑,这与雅量无关,与权力祛魅有关,与政治文明程度有关。

  还有一个区别是,法理型统治下选举出来的领袖,都是有明确的任期制,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举措,它是人类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避免权力过度的最为有效的宪政手段之一。任期制的好处不言而喻,除了限制权力的独裁,还让政治动荡有效地得以控制,因为任何一个领袖在任上突然离世,都会有一套明确的写入法律的接班序列,不存在权力争斗与政局动荡。

  在这些因素的保障下,一个国家领袖的逝世,就不会秘而不发,因为一个人的离去,对于整个政权与国家的运行,已经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了。这也正是哈维尔离去显得波澜不惊的原因,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可笑状态难觅踪迹,人们只会平静地出于对其个人魅力的欣赏与历史功绩的纪念而衷心哀悼。这表面上略显得有些“轻于鸿毛”的死亡,却因为亡者生前所作所为重于泰山,让一个国家避免了有可能的灾难,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交接、政权稳定等风险问题。平静之下,体现出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与良性,以及公民心智的开化与成熟。而秘而不发则相反,它本身就是基于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震荡甚至动荡所作的缓冲期。尽管如此,在真相公开之后,依然会人心惶惶,比如政权延续、区域稳定等充满变数。这样的国家,就是一只可怕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不仅危害本国人民,更威胁周边的整个区域安定。

  政治祛魅把政府与国家还给人民

  漫长的人类政治历史,以数不清的血的代价,才逐步完成了“驯化君主”的使命,正如曼斯菲尔德在《驯化君主》中所言的,推动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家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就致力于“驯化”马基雅维里的嗜血“君主”,将其反共和的能量加以稀释,纳入一种独特而灵活的宪政框架,政治领袖的执行权开始“宪政化”、“中庸化”和“共和化”,没人可以超脱于宪政之上。而如果哪一个领袖能够超越权力的羁绊,将国家由蒙昧状态带入到政治文明状态,那么就必然能够收获无上的魅力型权威。于是,在捷克建立起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推动了捷克从专制到民主的巨大转折,并且不贪图权力自我削权、让总统只拥有象征性权力的哈维尔,其种种作为让他充满人格魅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成为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名副其实的伟人。

  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权为民所赋”,从领袖名字前自我标榜或默认的长长形容词与称谓到简单的身份陈述,人类完成了政治启蒙与权力启蒙,人民不再把权利拱手相让,已经从臣民变成了公民;每一个政治领袖也有机会完成自我救赎,不用再动辄被钉上历史的十字架之上,政治不再血腥。由此,国家的命运也告别了一家一姓把玩,而回归于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人公民掌握。正如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致辞中最后的那句呼喊:“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南方都市报]

哈维尔的意义: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

  ◎傅国涌 知名学者

  2003年2月,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恳切地向他的同胞说:“有时候我会犯错,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我总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职务时的誓言———信守我的认知与良心。”13年的从政生涯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作为一个剧作家,成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设计。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良心和认知行事,最终踏上了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让人类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一个干净的、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给现实政治注入新的活力。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回想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我感到最重要的还是他作为思想家对于所在时代的思考,正是这些不可替代的思考改变了他所在的国家,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自我解放,从而影响了东欧以及世界。

  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碾碎之后的捷克弥漫着空洞、虚假、谎言和阴郁的空气,处在僵化的后极权控制之下,人们只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自由,在翻来覆去的庸常生活当中,恐惧、冷漠、麻木、乏味、无聊吞噬着整个民族的精神,人们的灵魂仿佛都被抽空了。正是在这样难以挣脱、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困境当中,1975年4月他写下了给胡萨克总统的那封公开信:

  “我所说的恐惧,并不是通常心理学意义的一种确切的情感。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像颤动的树叶那样发抖:他们的脸上呈现着坚定、自我满足的公民的表情。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做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来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拿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需什么想象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他当然没有天真地以为他提出的问题立马会得到回应,乃至解决,但他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在现实的沉闷和压抑当中也需要“第二口气”。这些文字意味着剧作家的哈维尔开始向思想家的哈维尔发生转变,他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病灶,并以难以辩驳的缜密的表述,将时代的真实处境阐释出来。1977年,他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如此分析:“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一贯的逻辑来审视我们的处境,根据全球性的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比传统政治要深刻的多,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思考的走向。”

  “生活在真实中”、“无权者的权力”、“反政治的政治”……他以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独特语言,呈现了他的观察、感受和思考,不仅字字句句闪动着批判的锋芒,而且蕴含着通往未来健康社会的新因素,这些语言的背后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这是站在他对面的庞然大物难以想象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新语言提供了新的起点。事实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1989年10月15日德国书商协会给他颁发和平奖,他被阻止出国领奖,他提交的书面致辞主题就是语言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他说“言词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宇宙生命形态的本质。精神、人的心灵、自我意识、概念思维及归纳的能力、了解世界是一个整体,而非只是我们的处所的能力、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亡以及在这种认知下继续活下去的能力———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以言词为介质甚或是由言词所创造出来的吗?”

  语言如同光,新的语言一经产生,就会照亮黑暗。哈维尔的语言将在封闭、僵化的捷克社会掀动历史的波澜,虽然当时未必有人意识到。他深知语言是万物之始,同时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验”、“圈套与测试”,有些词汇此刻是谦卑,另一刻就会变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警觉。

  在他所有的表述当中,最具中心地位的关键词乃是良心,它不仅是与强权分庭抗礼的利器,更是值得人类守护的永恒价值。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他认为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这样的政治不是基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而是本着良心:“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从良心出发,“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我赞同政治是实践的道德,对真理的服务,站在人类立场上对同胞慎重的关怀。”

  在天鹅绒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识到,改变是从每个人自身开始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指望官方的改变。事实上官方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动,同样触动着官方的神经,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换言之,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同样取决于无权者。无权者需要承担责任。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也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

  他相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这才是他愿意参与的政治,因为它意味着真正的良心与责任感。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长期以来曾经被弃如敝履,哈维尔以他带有哲学和超越性的思考,在时代的重围中不断地仰望星空,哪怕身体失去自由、常常为生计发愁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良心自由的准则。

  从良心出发,我们才可以深深地理解他和“公民论坛”的同伴们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制定的《对话守则》:

  一、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二、不要作人身攻击;三、保持主题;四、辩论时要用证据;五、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六、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七、对话要有记录;八、尽量理解对方。

  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危机,寻求和平的出路。对话需要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方的,同时希望对话的另一方遵守。规则只有为对话的双方共同信守,才是有效的。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就是要告别赢家通吃的意识,告别仇恨意识、敌人意识,当然也要告别以强凌弱、强词夺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换取一个民族的新生。这些简单可行的规则,包含着人类的宽容、节制和责任,这些珍贵的品质为和平转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哈维尔一生的年岁只有76岁,他的生命窄如手掌,却在有限的年日尽最大可能地彰显了生命的价值。他生于一个转型时代,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困境,他的思想已融入人类政治文明史,为人类提供了增量,他的行为同样为后人提供了富有个性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榜样。不同民族面临的问题或有差异,回应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那些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可以穿越种族、国界,变成全人类共同分享的资源。在他谢世的日子,萦回在我脑海中的是《箴言书》上的这一句:“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南方都市报]

以天下为敌:古罗马专制暴君们的突然死亡

  ◎2可器知名网友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间,或者人类社会自一万余年前形成以来,专制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不论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还是马克思笔下的“原始共产主义”,都共同认为专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3000年专制史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暴君。通常人们把暴君视作专制政治的高级代表,但如果观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现象,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暴君,都是以天下为敌的,包括与其滋生于其中的那个专制体制,也相互仇视着。与其说暴君是专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说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本来罗马进入专制时代以后,整个社会和政治还算均衡,但尼禄的老妈为了权力弑君,尼禄又为了权力杀了老妈和兄长,再后来他杀掉了大批元老院议员、军方将领和近臣,于是身为体制最高代表的尼禄,最终与整个体制为敌。据说他曾为了扩建宫殿,教唆手下纵火焚毁了整个罗马城。

  尼禄身后200年间,罗马帝国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统治集团的高手。康茂德让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亲友杀得精光,马克西穆斯则以名流显贵为敌,擅长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财富。

  所以,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人民公敌的话,独裁暴君可谓天下公敌。本来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规则和均衡结构。而暴君的出现,则将规则和均衡破坏掉,这就不奇怪为何清算独裁暴君的力量,多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比如尼禄被逼自杀,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里,卡拉卡拉和马克西穆斯被禁卫军杀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杀掉以外,还有一种结局则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于其政治操作特点,往往在濒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后秘不发丧,一旦公布,形成事实上的“暴亡”后果。被其摧残得支离破碎的原有体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复苏和矫正,往往给全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上述的几个罗马暴君在死亡后,整个罗马帝国就经历了严重的动荡。尼禄死后,罗马帝国一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康茂德死后,一年多换了三个皇帝;卡拉卡拉之后,一年换过两个皇帝;马克西穆斯死后更夸张,几个月就相继死了六个皇帝。这前后两百年,成为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进入近代以后,暴君依旧层出不穷。与他们的先师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借助科技进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传播宣传技术。于是一个很分裂的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暴君们借助科技介质,远较他们那刀马时代的祖宗们为祸更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光鲜,其光鲜程度甚至盖过太阳的光芒。

  利用近现代的大规模宣传工具,暴君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边荼毒生灵,一边作为某种图腾———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广泛的底层人民的支持。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样的现象出现于1970年埃及强人纳赛尔去世之时;而1956年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报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布,以避免触动统治集团外的反弹。

  从上述这种对比可知,从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见暴君的,其实是暴君周边的统治集团内部人士,他们和人民一样受到暴君的残害,却又因为享有独到的“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视角,而免于被各种宣传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统治集团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习惯的选择总是提着脑袋博上位,而罔顾其前任的教训。如果数一数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间的皇帝们的归宿的话,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位皇帝被内争所杀,得善终者为极少数———应了中国那句感叹王朝兴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地球大了什么鸟都有,英格兰人就与别国不同。虽然历史上也出过几个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兰人从中汲取教训后摧毁的却是王权———1215年,英格兰人制订了《大宪章》。

  大英帝国从此崛起了,而罗马帝国灭亡于1453年。

    [南方都市报]

从西方到东方:“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前些时候在东南大学听一位哲学博士的沙龙讲座,谈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一个比喻给我印象极深:那个时代的日本,每个人都是一块砖,都要砌在国家的铜墙铁壁上,否则就把你扔到海里去。这位博士讲到最后一句时,语气很重,让我不觉暗自惊悚:这是东方民族典型的国家本位而非个人本位,何独日本?后来大家讨论,另一位哲学博士从“民族国家”切入评论,而且从西方谈到东方。之后,我也就此谈了自己看法。惜当时话语匆忙,未及尽意,这里不妨申之以再。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从政治上来说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但从西方到东方,它的路线图其实是从“国民国家”到“民族国家”。英语N ation-state,早年经由日本翻译到中国,都译为民族国家。但,记得今年春上去台北,在台大附近的路上和秋风先生聊天,他认为此词应该译为“国民国家”。执教日本的王柯教授也曾专文论述此问题,并认为民族这个词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这里无力对N ation一词作知识考古,探究它的原始本义。但就其现代语义而言,它既有“国民”的含义,也有“民族”的含义。两者孰以为准?然而我们知道,一个词的语义,有时并不在语词本身,而是取决于语境。就东方国家现代化而言,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囿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一切以国家为本位,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走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道路。但,回到现代化的源头,如果以英美法为例,它们并没有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外部压力,而是一种原发性或自生性的现代化,因而走的是一条以个人为本位的建国道路。它所建构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其说是“民族国家”,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国民国家”(即公民国家)。

  世界上形成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当然是英国。所以称其为国民国家,盖在于此概念相对应于中世纪的王权国家。王权国家,民众不是国民而是臣民。从臣民到国民的转换,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国过程,其标志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英国实例来看,“国民国家”是由国民个人形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主权在民而非在君。因此,君主时代如中世纪是“权力的时代”,那么,国民时代如近代则是“权利的时代”。国民不仅有其社会生活的私权利,亦有(逐步)介入国家政治领域的公权利,而且他们所以动用公权建立政府,就是通过它来保障自己的以私人财产为核心的各种私权。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政治概念的国民国家,其性质就是公民国家。因为这里的国民即国家法律资格上的公民。比较之下,王权国家严格地说不是国家,而是君主的领土或封地。当国家的建构是为了保障国民及其权利并体现国民资格,这样的国家是个人本位的而非国家本位的。换言之,这样的国家是为其作为个人的国民而存在,而非作为个人的国民为其国家而存在。如果英伦是现代国家的始作俑,准此而后的美国建国和法国建国,历程不一,性质同是。

  然而,现代化的道路自西而东,时移势易,所呈现的范式就发生了变异。即使是属于欧洲的德国,亦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它的建构并非从个人本位开始,而是更加突出德意志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用以区别于英美。经由德国中转,并延伸到远东中日两邦(在现代国家建构上,民治日本主要师法德国,清末中国又师法日本)。它们的共同点是,个人本位为国家本位所代替,亦即以个人权利为诉求的国民国家变成了以族体生存为目标的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如果是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则是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共同体。就民族国家而言,个人及其权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对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由此建构可以抵御外族殖民的独立国家。这其中原因不难索解,异族入侵,列强环视,造成了不同文明形态的族群和种群间的冲突。无论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是日本1853年的黑船事件,国门分别是被英美打开的,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被现代化”。日本挨打少,但却要强大;中国挨打多,更是要抗争。所以这两个东方国家,国族命运不但比个人命运更重要,而且个人应当无条件服从民族国家的需要。

  以上便是东西方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如果把它们的时间表打通,可以发现,N ation-state的翻译,就不是两歧性的国民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它应当线性为从“国民国家”到“民族国家”。说到底,这不是翻译问题,而是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如果可以比较,不难发现,东方现代性的路径乃是西方现代性的歧出,尽管有其时代不得已的原因。英美那些原发性的现代国家,因个人权利得以保障而强大并不断强大。反过来,东方国家为了强大,总是以民族大叙事遮蔽个人小叙事,以国家利益凌越个人利益;因此,个人权利长期得不到尊重和发展。一个世纪下来,民族国家成了庞大的“利维坦”,成了铜墙铁壁,个人反而成了它身上的一块砖或一颗螺丝钉。直到今天,可以看到,砖的比喻已经不适合于日本,因为二战后的日本逐步完成了从国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型。但,该比喻对中国来说,不但依然适合,而且这压根就不是比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就刻下中国而言,如果从1943年英美对中国放弃治外法权起,便标志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经独立于世界之林;那么,现在它的任务,应当是从国家内部完成由民族国家到国民国家的捩转。

    [南方都市报]

政府非万能,调控当遵循经济规律

  ◎陈建利

  南都评论记者

  面对经济有下滑的趋势,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政策,要求稳中有进。宏观调控又现松动迹象。与舆论热点相对应,几大门户网站均关注房价和收入分配的调控,不约而同地以“继续楼市调控政策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头条播报。然而,这样的调控取向却不免让人担心。从“菜篮子工程”稳住菜价,到发改委约谈涨价企业,到对房地产市场的限购、限价,再到对收入分配的主动介入调整,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无论从微观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在“亲力亲为”的“万能者”政府形象。房价能管制住,收入说提高就能提高,那政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的政策调控效果,你信吗?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市场和价格机制,政府仍旧缺乏起码的尊重。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形势,与政府频繁的调控经济参数,不无关系。

  忽上忽下调控导致企业决策失误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自2008年以来就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先是打压房价,后伴随金融危机的到来,开始鼓励购房,无论是首付还是房贷利率均有优惠。面对房价的飙涨带来的民怨压力,今年年初又实行了更严格的调控:限价、限购;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几上几下,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有时钱多到犯傻,唯有绞尽脑汁购地投资,有时又难到一毛钱也贷不到。如此的忽上忽下的调控,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企业猜不准明天政策的调控方向,宛如今天生活在50℃的,明天生活在17℃,后天又生活在0℃的水温里,不死才怪。

  年初进行的限价限购调控苦果明后年才能慢慢呈现。若坚持现有的调控政策,只是把苦果往后进一步推延而已,而且代价越来越大。限购仅仅是暂时冻结了需求,随着房价的徘徊及现在的一些下调,市场成交量也在下降,且如果购房者判断现在的调控政策会持续到明年,房价还会下跌,持币购房者会增加。价格信号传出后,房地产商也会跟着调整供给,减少购地和建设,供给同样会减少。最新的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滑25%,超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此外,今年全年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将较年初下降8%左右。

  需求不变而供给减少的一个后果是政策一变,房价自然会报复性反弹,这是经济规律。但面对这样的调控,房地产市场本身却在进行大的整合。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日前也在微博上声称,在银根紧缩和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他们收到大量的开发商转让项目的请求。限购令的一个后果就是让租值较低的,处于行业边缘的小发展商首先熬不住而出局,寻找实力强大的同行接盘。

  收入差距非如基尼系数反映那么大

  而面对城市户籍人口中“穷人”要有房住的呼吁,政府亦不惜血本,大派福利,拟在5年内建造3000万套保障房。保障房可以降低房价吗?无论是市场提供这种穷人租住的房子还是政府提供,供需并没用发生变化,怎么能够降低房价呢?相反,它带来的一个恶果是两极分化,因为产权问题,穷人住的保障房环境卫生会很恶劣,而且维护也差;而发展商会放弃建造低价位的房子,专门为富人建造高档住宅。

  如此的大派住房福利,带来巨大的资源错配,同时也做不到公平,因为房子质量差、维护难,分配过程难以避免贪腐等反而事与愿违,引发更大的民怨。实际上,唯有市场才能为穷人找到合适的容身之所,而价格是一个最高效的机制。一个人的生活和居住水平,是他的收入的函数。而其收入是其所有的知识和勤奋的函数。城市中“穷人”之所以“穷”,更多的是由于缺乏知识和懒惰造成的。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个体的生活水平与收入必须相匹配,这是一个恒等式。政府派发福利的结果恰恰是想打破这个等式。长期看,这是不可能的。欧债、美债的危机本质上就是乱派福利的恶果。

  再来看政府近年要下决心调控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媒体、学者以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均在拿基尼系数说事,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 .5左右的高位,处于危险边缘,要进行财富再分配了。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基尼系数并不能准确度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它是用刹那间(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收入来计算的,这时的收入差距取决于人口结构和收入模式,而收入要从终身收入来度量才是准确的。一个读医学博士的,在30岁之前可能收入为零,但之后收入是逐年递增的,相反出租车司机可能18岁就出来挣钱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上榜者,8成以上30年前都是穷人。拿一个儿童与大人比体重,差距当然大。若拿一生的体重比,差距就不会这么大。

  张五常教授曾批评这是一个误导人的指数,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可能那么大。这个批评没有得到重视。中国近年来农民工大量进城,各地频发“民工荒”。经济增长靠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就业机器,能容纳大规模的人群就业,这也意味着市场好处能为大多数人分享,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印度的经济农业和服务业(高端的IT外包业,能容纳的就业人数有限)比重高,平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有几亿人,是否差距会更大?依靠制造业发展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除非回到计划经济,由政府来核准工资。

  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差距应该尊重

  还有人批评劳动者在首次分配中的比重低,十年不涨工资,以及中国没有工会,甚至经济奇迹是靠“低人权优势”等。这些不知市场、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何物的批评反而成了财富再分配的理由。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其稀缺度,由市场的供求来定价的。说不给工人涨工资的人先问问自己,到市场买东西为何要讨价还价买便宜,而不是嫌别人的东西便宜要高价买进;任何企业若高价买进生产要素,它就不可能给农民工增加工资,因为在竞争中高成本企业早死了。这个不是由廉价的同情心和良好的愿景简单组装而成的。欧文和傅里叶都尝试过凭感情和道义给工人发工资,最终的后果呢?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劳动力进入无障碍,工资就是市场给工人的人力资源合理定价。与比重高低没有半毛钱关系。离开市场定价,谁有信息来判定首次分配中工人工资占比多少是合理的?

  近代以来,真正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是工业文明,也就是源自欧美的加工制造业的知识在全球普及的后果。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拥有的知识多是“精耕细作”。而要改变中国人生活,实现经济增长,要追问的就是中国工业生产的知识来自何处?与当年日本、中国台湾等四小龙崛起的原因不同。他们当年多是通过把人派到欧美学习,然后再回来办厂,引入流水线,把工业生产的知识引入。但这种方式不仅流量小,而且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成本较高。中国则是通过引入外资企业来解决的。企业是外源知识的最佳系统载体,随着外企进来的包括生产,销售,签合同,营销品牌等一系列知识。随着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及浦东和长江流域向内地的持续次第开放,中国内地90年代进来的工业知识不仅仅是港台地区,还包括日本、欧美国家。这就是说,工业生产的知识,中国有多位“师父”。

  有了多个知识源头,剩下的增长问题就变成这些知识如何传播了,中国又恰好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的传播途径,就是“打工”。中国农民没有积蓄,无法通过教育来学习工业知识,因为他们付不起学费。通过进入“三来一补”企业和“血汗工厂”,农民不仅有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在打工的过程中慢慢学习了工业生产的知识。也就是说,农民的知识更新是打工活动的“副产品”,成本几近于零。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农民工在中国南北大规模地有序流动,完成了工业生产的知识的广泛传播。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奥秘,也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之源。

  若当年有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设置障碍)、有最低工资法(对劳动力价格的一种管制)、有劳动合同法(侵犯了劳动者出卖人力资源的私有产权和自由签约权),中国“三来一补”的企业、“血汗工厂”不可能存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实现,福利水平也不会大幅改善。

  由市场决定的收入“不平”、收入差距应该尊重,那是市场对“企业家”和“工人”的定价。当然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有不合理的一面,主要是行政垄断以及约束有限的权力造成的贪腐,对于这些“不公”造成的不平,当然应该反对。但要反对就直接反对这些“不公”就好,不要拿现在的这种收入差距大,收入“不平”去要求财富再分配,去大摆“免费午餐”,这是用另一个错误去解决现在的错误,反而把错误放大。唯有市场机制才能把穷人的生活水平提上去,穷人在“干中学”中才能逐步累积人力资本。

  要进行收入分配调整,政府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条代价较小的途径,把国企私有化,并解除所有的对行业和企业进入设置障碍的行政管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价格管制。同时以法治和限权的思维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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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致苏联最后溃败

  1991年12月25日,飘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69年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历史名词。这个诞生于危难之时的政权,能在二战中打败强大的轴心国同盟,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却在一夜之间倒下。没有人组织游行反对,人民静悄悄地送别了这个政权。曾经的超级大国为何落到这样一个境地?这个解体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细节?本报就此专访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李永忠认为,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选人用人体制,是导致这一悲剧出现的两大根本性原因。高度集权的畸形权力结构,是苏联的先天不足:“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是苏联的后天不良。于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使其虽有刚性却非常脆弱;缺少普选的权力来源,使其便捷听话却不大合法。这两大弊端未能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进行解决。于是,执政74年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权力结构落后是解体根本原因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认为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不是我们常说的“议行合一”,而是“议行监合一”,是一种单边性的权力结构。那么这种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呢?

  李永忠:苏联政治结构所谓的议行监合一,是把立法、行政、监督三种不同的权力合为一体。它虽然来源于1871年72天的巴黎公社战时状态下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但斯大林后来又坚持把监督权也放进中央委员会,形成“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权力过为集中。它把决策、执行、监督合在一起,就势必造成权力集中在一个机关———党委。权力层层集中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加速度。就是越往执政的后期,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严重。最高领导人掌权的时间越长,权力集中到他手中的程度越高。如此权力就会完全集中于个人,最后成为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垄断最后导致溃败。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是继续这条道路。他解散大量的机构,实行超级总统制。总统集议行监三权一体,凌驾于所有机构之上,成为超级总统。他本想通过集中权力搞改革,但却走到老路上来了。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倾向于腐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导致了苏联最后的溃败。

  南都:为什么在苏联长达近70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这样一种简陋的政体?

  李永忠:首先是战时状态对权力结构的客观需要,苏联建国初的战时状态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战争状态你要讲民主,一般很难对付讲集权的力量。第二点是,苏联的后发赶超战略的必然要求,苏联制定的赶超战略很大程度上把赶上发达国家类比为军事竞争,又需要集中权力。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观要求。集权的结构,使苏联获得了辉煌的经济上的成功。无论在科技方面,还是在重工业方面,都可以和美国接近,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但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会办蠢事,办错事,甚至办坏事,肃反,大清洗都是典型的例子,解散苏共,解体苏联,是最确凿的证明。最后一个关键原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需求。掌握权力,就会有瘾,就像喝酒、抽烟、吸毒一样。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就会有很多的乐趣。久而久之,就会有瘾,就舍不得再变更它了。而且喜欢权力越集中越好。权力本身在我看来有三性。第一是独占性;第二是扩张性;第三是排他性。谁掌握权力,权力自带就有三性。

  南都:是否可以说这种权力结构是牺牲人的自由和发展而一味追求“物”的现代化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运行失灵。

  李永忠: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而是苏联采用的极其封建落后的权力结构的失败。这种权力结构无法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所以说,它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桎梏。同时,这种权力产生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也使它成为老百姓绝对不愿意再忍受的一种权力结构。因此它的解体,它的剧变,共产党人不惋惜它,几乎没有共产党人上街游行,抗议苏联解体。因为这种落后封建的权力结构运行的成本高昂,要牺牲大量的人的自由。久而久之就缺乏创造力,故而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难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用牺牲人的自由,来保障物的发展,物的现代化,而不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现代化。也失掉了人们对政权,对权力结构的信心和信念。

  体制弊病使“新思维”无力回天

  南都:苏共的最后几个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是最有改革意愿的一个。但他的改革最终失败,你认为他改革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永忠:戈尔巴乔夫在我看来,是苏联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权授职制这样的权力结构在运行了近70年后,所能够选出的最优秀,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了,虽然他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但是苏联积重难返、大势已去,他已经应对不了。首先,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先天不足。战时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其基因是不好的,这种权力结构就是这样一个周期。第二,后天不幸。马克思本来有句名言,等级授职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但是苏联多年执政时期里都仍然采取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因此他们根本性违背公社精神。而这种等级授职制的逻辑类似武大郎开店,层层任免,层层矮化。勃列日涅夫18年维稳,积重难返。到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实施改革了,已经无力回天了。第三点是缺乏改革共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感觉到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大家不管泰坦尼克号沉不沉,你改什么呢?船沉只是没有救命工具的人倒霉,他们这些有了救生工具的人照样可以富起来,照样可以保证不会低于以前的待遇。当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谁会关心改革呢?改革还会丢掉现有的东西。改革还会让分赃出现危险。所以谁都不同意改。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不了共识。

  南都:苏东剧变的时候,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在选举中纷纷败北,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失败就在于共产党选举能力很低下,如果当时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就垮不了,你怎么看?

  李永忠:这个问题苏共内部也有反思,久加诺夫,雷日科夫就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搞选举搞坏了苏联。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力结构搞坏了。这种权力结构,一不能容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二不能再容纳更优秀的人才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三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现在没有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还能长期在比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继续执政。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权力结构可以短时间超速发展,但是不能持久保持。不选也完蛋,选也完蛋。还有需要指出,第一,即便苏共集中力量搞选举,它也未必能赢得选战。第二,即便苏共选战胜利了,它也必须改变权力结构才能长期执政。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比过去的领导人要年轻得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里,老共产党员没有一个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即或参加选举,也要表态自己绝不走回头路。

  南都:今年出现了阿拉伯那些偶然事件,导致一系列政权倒台。有点像20年前的苏东剧变。是否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很容易就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发生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李永忠:在中国有句俗话,“钱聚人散,钱散人聚”。一个老财主,如果他把钱仅仅攥在自己手里,他不分给给他做文书的、打工的、记账的,那么对不起,钱是归他了,人心散了。他把钱散了,人心就能够聚了。换一个字,权力也这样。如果权力不分解,过分集中,人就会散。如果权力分解了,人就会聚。所以权力分解,既有利于制衡,同时也有利于民主的发展。无论是阿拉伯也好,还是苏东剧变也好,它都是一种集权体制在某个点上的偶然性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它是哪根链条断,不清楚,但一断了,类似的链条就都会断。它在什么地方断,什么时间点上断,是偶然的,但是呢,只要一断,这个倒掉的多米诺骨牌就是压倒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不是因为这一根稻草压垮的,它这个权力结构早就不堪重负了。

  缺乏共识的改革失败贻害至今

  南都:苏联末期有很多现象值得反思,比如叶利钦在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上突然发难向苏共中央要权力地位。被拒绝之后,叶利钦反而在民众那里得到拥护,认为他是受了迫害,是英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李永忠:其实叶利钦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是,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数据,一个是,苏联解体前,苏联社科院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代表机关干部,而不代表工人农民。第二个是当时苏联的《真理报》为了加强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和主流引导作用,依靠公费订阅发行上千万,但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真理报》当天新闻是什么。第三个数据,在苏联解体前,有420万党员退党。我以为,以叶利钦这样的人物,他会明白苏共大势已去。所以当他公开要权要地位要不到的时候,他就走极端,开始扮演一种反潮流的英雄的角色。苏共的大势已去了,只需要反潮流,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在苏联的老底都被揭出来的情况下,他成为最先揭老底的反潮流的英雄。这就是所谓塔西佗陷阱。当某一政权失掉民心的时候,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政权所制定的政策,无论好还是不好,都会得罪人。所公布的信息,无论是真,无论是假,都已经没有人信。所任命的干部,无论是廉洁的,还是贪腐的,都会有人骂。叶利钦早就看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已经进入了塔西佗陷阱。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足以把骆驼压垮甚至压死的情况下,他开始反潮流了。所以说,在当时被称为英雄行为。

  南都:你提到退党,还有个现象,苏联末期工人农民和拿退休金的人退党比例远远高过官僚群体,而苏联解体的普通人损失最大,官僚阶层收益最大。

  李永忠:这可以借用元代张养浩的一句元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是一个专制政体,无论他们兴亡,最苦的都是处于权力的最底端的老百姓。他们无法看到将来的发展趋势,只能凭感觉,讨厌这个政权,我讨厌这个政党。普通的农庄农民他要退党,他觉得这个党没给我带来任何利益,还要挨骂,我何苦要背这个骂名呢。因此他们退党。但是呢,能够从这个党捞到好处的人,只要这个党的血和肉还没有分完,他不会轻易离开的。就像在非洲我们常看见的秃鹫,不把尸体上的肉吃完它绝对不会离开的,最后只剩白骨一堆,蚂蚁来吞噬骨头的时候它才会走的。所以你才会发现,退党的都是那些权力最底层的人,真的是在权力中高层的人,他一般不会去退党的。当然也包括一些决心和这个党一起共存亡的有信念的人,他也不会退党。经过长期执政,有信念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呢,通过苏联退党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利益的不会退党,有信仰的人也不会退党。那种没有利益,怕挨骂名,或者是有的感觉到有危险,才会退党。

  南都:似乎是这样一种趋势,改革成了分家,分家成了分赃,当时苏联就无法避免这种趋势吗?

  李永忠:我个人认为,当时苏联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希望出现剧变。只有亡党亡国才能使他们的分赃分家合法化,不然的话,这些东西就不能合法。垮了,上一个朝代分的赃,是没有办法用本朝代的法律,用现有的俄罗斯的法律去清算的。而弱势群体呢,以为通过这种剧变能够改善、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但没想到,他们那些想法却被人利用了。而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却大势已去,无法逆转。他后来明白这一点了,当他宣布建议苏共解散的时候,没人抗议,没人反对,没人上街。所以说,他实际上还有1500多万党员啊,这说明大势已去,不可逆转。

  南都:你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非但没有改掉“议行监合一”的政治体制,反而将这种体制改造成超级总统制,后来叶利钦、普京都继承了这套体制,甚至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也继承了这套体制,又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苏联之前的问题,这是否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一个直接结果?

  李永忠:戈尔巴乔夫找不到改革动力的时候,想到用公开性和透明、民主来改革旧体制和旧的权力结构,但他却落入了高度集权的窠臼。当然这也是一个规律了,对于一个专制的体制,通常来说,很难用民主的体制来改革它。通常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摧毁他。这种落入窠臼既是三权合一,权力结构的悲哀,也是用等级授职制长期代替普选制的悲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想用民主的力量来摧毁专制的统治,通常是不容易的。戈尔巴乔夫采取的超级总统制,一看就非常可笑。你的理念是要讲公开是要讲民主,但是你在权力的最高形式上你又必须采用超级总统。你把苏维埃立法机关的权力都给压倒了,就总统身边的几个人来作决策,来做监督。看起来能收一时之效,但是和改革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超级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有了萌芽,叶利钦完全继承并发展。到现在普京、纳扎尔巴耶夫还继续行使,问题还在继续出现。这就是他们改革的悲哀。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 实习生李宇轩

    [南方都市报]

苏联解体二十年的思考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欧亚科学院院士)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谈苏联解体20年:不主动改革会进死胡同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4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5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

  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7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8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9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10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MSN-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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