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6-18
应给中国农民澄清两个常识 农民都是纳税人
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到洛阳市贫困山区调研。在洛宁县长水村，有了这么一段对话———
“我常想，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现在党委政府又在为俺农民谋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说实话，俺心里很惭愧。”村民段中智由衷感叹。
卢展工赞叹说：“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群众，境界高啊。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我们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没有三农的贡献，我们也发展不到今天这个程度，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这个条件，党委政府就要想方设法更好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协调发展，让农村老百姓也过上更好的生活。”（《河南商报》2012年6月8日）
看到这段对话，笔者感慨不已：且不论村民段中智是不是言不由衷，有没有奴颜婢膝，懂不懂税务常识，具不具备独立人格、公民意识，我只想说，应该为包括段中智在内的中国农民、中国人澄清两个常识———
一个是小常识———只要参与商品交换，每个农民都是实际纳税人，而不是当农民不交农业税就“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
很多人错误地以为纳税，只有税务人员找到你头上，收了你的钱，给你开具了完税凭证，你才是纳税人。
其实，我国很多税收是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属于间接税税收的纳税人，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实际上已将自己的税款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给别人。比如我国的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就是间接税。
如果农民段中智吃的盐不是自家产的，不是亲戚朋友给的、不是自己抢的偷的、不是大路上捡的、不是天上掉的，而是从商店、集市、超市买的，无疑，段中智就为中国税收做了贡献，他就是一个实际纳税人；如果农民段中智又爱抽个烟喝个酒，那么他对中国税收的贡献就更大了！
一个是大常识———人民幸福的最终来源是其自身的劳动和奋斗或另一部分人的扶助和牺牲。
很多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有，仍旧喝着迷魂汤、躺在迷魂阵里，错误地以为，自己的幸福是党和政府的恩赐。不但有老百姓这样认为，更有很多党和政府的干部也这样认为。
事实是，让农村老百姓也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到底要靠包括农村老百姓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但愿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民能够站直了，别跪下；也希望中国官员对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保持清醒的认识，当中国农民再次说出欠常识的话语时，能够现场给予纠正，并及时宣传普及各种“常识”！□岳伍东
[南方都市报]
农民“不纳税之愧”让公权自省
当更多人透过这句话感叹公民意识在乡村社会缓慢而艰难的发育进程时,当知识精英引经据典用民主、市场和责任等概念去论述这种愧疚之感的肤浅和可笑时,当官员“农民群众境界高”的赞叹被解读为公权对农民朴素感情的坦然接受时,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交锋,不如说是不同社会成员对于改革路径的意见分歧——是继续让公民成为公权的附属品,还是在社会的充分发育中积攒与政府博弈的力量。
当“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之类的官员“雷语”一再为社会增加政治笑料的时候,一个河南农民的一句朴实之语突然走红网络,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这位来自河南贫困山区的村民告诉前来视察的省委书记卢展工:“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心里很惭愧。”此言赢得卢书记赞叹:“农民群众,境界高啊。”(6月8日大河网)
在公民意识、权力制约等关键词逐渐登上时代中心舞台的今天,村民的这番言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农民对公权感恩戴德、奉官员为衣食父母——如此之“高”的觉悟,早已伴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而成“流水落花”。然而,抛开愚民与奴化、民主与自由等立场之争,当我们将这句话放诸于“那情那景”的原生态之中的时候,便可窥见“荒诞”背后的朴素真实。换句话说,当每个人站在各自角度去解释、阐发“不纳税之愧”的时候,当事村民的表达权却被选择性忽视。
如果“不交税很惭愧”是村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之下、基于自身的认识和生活经验所吐露出的肺腑之言,那么作为围观者的公众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对一个独特生命话语表达权的尊重。固然,当省委书记站在一个农民面前的时候,后者恐怕很难能够如平常和乡邻闲聊一样轻松而平静。我们更可以想象,当时站在省委书记背后的,或许还有手握乡民生活命脉的众多基层干部——在如此微妙的场合和氛围中,“漂亮话”自然而生,试想,有多少农民能够像重庆农妇熊德明一样斗胆为丈夫向温总理讨薪呢——虽然这样的分析并不违背现实逻辑,但迄今没有获得当事人的证实。也许,这并不是一句场面话,而是该村民藏积心中多时,此番得见省委书记方一吐为快。
然而,公众谈论的焦点显然不在于这句话是否代表了村民的真实想法,而在于“不交税的愧疚感”背后所传达的家国观念。当更多人透过这句话感叹公民意识在乡村社会缓慢而艰难的发育进程时,当知识精英引经据典用民主、市场和责任等概念去论述这种愧疚之感的肤浅和可笑时,当官员“农民群众境界高”的赞叹被解读为公权对农民朴素感情的坦然接受时,与其说我们看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交锋,不如说是不同社会成员对于改革路径的意见分歧——是继续让公民成为公权的附属品,还是在社会的充分发育中积攒与政府博弈的力量。
这位河南农民的愧疚感背后所隐藏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农民不纳税,是否丧失了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否就意味着对国家的贡献被清零?虽然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至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皇粮国税”成为中国农民履行政治义务的主要形式,偷税漏税或可惹上刑狱之灾,但根据现代政治理论,纳税与否并非是享受国民权利的必要条件。试问,襁褓中的婴儿无法纳税,但其公民身份却早已与生俱来。虽然从理论上说,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更是部分社会成员代表全体民众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与公权部门所做的一种利益交换——前者让渡个人财富,后者输出政府责任,并以税收杠杆促进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对特定人群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并未同时抹杀该群体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从这一角度判断,非纳税人对公权产生愧疚之感,所循着并非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而是传统社会“无功不受禄”的人情常识。
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公权部门对农民的感恩之情自可安心领受,因为他们更多扮演的是社会资源的索取者角色,政府责任与国民贡献并非等价交换。特别是在畸形体制之下,官员出于私利大收苛捐杂税,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平民虽几乎人人纳税,政权却陷于不稳定的治理失衡状态中。现代国家是与责任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公权部门变身为服务者,虽然不必人人纳税,但在对民权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中,政权的合法性基石却会越筑越牢。
在中国,农业税的消亡不应同时终结农民权益,而应唤醒更多的政府责任意识。而在一些地方,我们却没能看到这样的变化。农业税成为历史并没有带走某些公权部门的官僚习气,更没有让官员放下衣食父母的架子。一些地方的官民关系仍然在沿着既有的轨道惯性前进,甚至因征地拆迁等问题而变得更为紧张。无论谁——当今之时,人人者是纳税者,除非你不消费——很多人却难以对政府施以有效监督,这才是农民“不纳税之愧”背后最大的悲哀。从这一角度观之,农民“不纳税之愧”应成为公权的一句自省语。
虽然在农业税问题上,农民由被索取者成为被补贴者,但我们的视野显然不能停留于此。在跑不过CPI的收入面前,在以高强度、低薪酬劳动托起财富大厦却无法享受城乡平权阳光雨露的2.5亿农民工面前,农民已成为社会显性与隐性的纳税者。因此,在有关纳税与贡献的讨论中,首要问题是理顺公民权益和政府责任的关系。如果一些政府部门仍以索取思维管制社会,那么农民的愧疚只会让他们更加陶醉于权力的快感之中。
[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