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6-14
追问正义
溯源 《正义论》以来的正义理论
自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界掀起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热潮。很快，这股热潮向全球学术界蔓延，时至今日，正义理论仍然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普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报特约学者刘军梳理了有关正义理论所引发的相关研究和争论。
一、 “正义”的复归
正义（Justice）——以蒙眼、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的女神形象现身的古典哲学家们长期珍视的美德——19世纪以来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曾经一度沉寂。1971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出版了《正义论》一书，将正义重新带回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舞台。（《正义论》）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其“态度强烈”的宣称至今值得铭记：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有效率、有条理，只要不正义，就应予以改造或废除；
每人皆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此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践踏；
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补充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故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正义论》开篇这几行断言，凝聚了该书论点之精粹：权利优先，平等可欲。同时，这几行简短、有力、如同宗教诫言或宪律宣言的文字也体现了该书的理论旨趣：论题庄严，志向伟大。
《正义论》全书此后的内容，可以说均是围绕开篇的论断而展开的精致论证和精细扩展。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罗尔斯把正义理解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应拥有最广泛的平等自由。第二个是“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如此安排：(1)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原则之间存在优先次序，即平等自由原则是第一位，机会平等原则是第二位，差别原则是第三位。
“平等自由原则”主要涉及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涉及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权力地位和职务等向所有人的平等分配。而正义原则优先次序的规范，则保证只有在满足了对于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之后，才能进行第二原则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平等、分配正义。简单地说，就是权利须优先，平等方可欲。
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前提下，体现出对于实质平等、事实平等的追求。罗尔斯挑战了此前主流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提出了普遍主义的道义论正义观。他强调给予社会经济竞争中的“最不利者”以实质平等的机会，为此需要以“分配正义”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和倾斜，以便维持平等进入社会资源、社会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
罗尔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在当时“民权运动”轰轰烈烈、 “平权运动”此起彼伏的美国，可谓既是时代的反映，又是时代的总结——尽管罗尔斯一直保持着抽象玄远的理论姿态，远离着喧哗乱世的尘嚣。
二、“正义论”的批判者
《正义论》出版后，在美国乃至欧洲学术界、知识界引发了长期、持续的争论，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质疑者、修正者，也有来自于社群主义等阵营的批判者、反驳者。
来自自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批评者，最有名的是罗尔斯的哈佛同事诺奇克。1974年，诺奇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提出了“极端自由主义”或称“自由放任主义”的正义观。他把正义理论建立在权利之上，认为个人财富只要符合持有正义——个人“持有”财产的来路是正当的，符合正义的获取原则和转让原则，那么国家无权加以剥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诺奇克主张权利是首要的正义；国家除了担当“守夜人”、“最弱国家”，维持基本的市场和社会秩序之外，不得动用国家权力参与具体经济社会事务，插手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罗尔斯所主张的国家参与再分配的社会经济平等的主张，在诺奇克看来，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和干涉，是明显的不正义。
来自社群主义的批评者主要包括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泽等人。麦金太尔通过对正义与实践合理性的历史考察，试图证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同时，没有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正义观念。罗尔斯所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也是历史性的，其所宣称的普遍主义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沃尔泽从分配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元正义”“复合平等”的概念。（《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沃尔泽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物品（社会善）的分配之中，不同的社会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他总结了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即市场交换、需要与应得。不同的社会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此即多元正义、复合平等。
社群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桑德尔，则从道德主体、分配原则、社会契约等角度展开论述，分析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的偏颇，并据此提出了“正义内在于善”的思想。（《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在桑德尔看来，正义不可能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内在于善的。但是有些论者认为，桑德尔对于罗尔斯的理论存在误读，在“权利优先于善”和“权力独立于善”之间预设了论辩的“稻草人”。
三、“正义论”持续的影响
尽管面对着来自各种阵营的质疑和挑战，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影响仍然极其深远。《正义论》出版二十年后，已经出现了所谓“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罗尔斯派学者。第一波包括丹尼尔斯、尼尔森和波吉等人；第二波包括欧金、哈南、 沃尔泽以及罗蒂等人。
当代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家，仍然在与罗尔斯的理论对话。印度籍经济学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2009年出版的《正义的理念》一书仍然题献给罗尔斯，尽管其理论则是与罗尔斯截然不同的“比较论”路径。（《正义的理念》）
森采取的“比较论”路径源自斯密、孔多塞、马克思、穆勒等人的传统，并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得到了发展。森认为，通过“比较论”方法，可以识别非正义，并比较相对的正义，而不必汲汲于追求绝对的正义共识。同时，森认为正义理论还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展至“全球正义”领域，致力于讨论推进世界上的正义，消除非正义。森的这一观点，与试图将罗尔斯的“正义论”（尤其是后期罗尔斯的《万民法》所体现的旨向）扩展至国际正义领域的努力互相呼应。
四、政治的正义性
罗尔斯的理论经历了长期的质询考辨，后期罗尔斯也因为回应批评，不断进行理论的修正、发展。正如德国学者郝费所说，早期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部分普遍主义倾向的论证有“敷衍了事”之嫌。但郝费对于罗尔斯恢复了正义主题在道德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予以高度评价。（《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
郝费在《政治的正义性》中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中首要的道德原则应该是正义。法与国家伦理学所从事的道德评价，并不是外在于、强加于法与国家制度，而是法与国家制度所固有的，因为人们总是会问：“现存制度是否是好的，是否是正确的”。要回答这个追问，人们需要一种超越现存政治制度之上的道德上的保证，此即正义——国家的统治必须是道德的；法与国家伦理学的主导思想必须是正义。
郝费在《政治的正义性》中对于“政治正义”“政治伦理”的追问与强调，可以看做是对罗尔斯的遥遥致敬。
□刘军（学者）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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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正义之心》：正义与道德是人的灵性
与政治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者不同，《正义之心》的作者乔纳森从心理学角度切入了正义的研究，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无疑，这有助于读者拓宽有关“正义问题”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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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道德心理学与生活联系
他有一个永恒的内心，就是他对人心，人性、人情、人欲一种深刻的慈爱，这就是好的心理学家的核心的本质。
《正义之心》的作者乔纳森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早在1990年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就有过来往。当时一位很有名的文化心理学家施韦德（芝加哥大学人类与社会发展系的教授），也是乔纳森的老师，去密歇根大学应聘，乔纳森陪着他去。那个时候乔纳森和我一样，都对文化心理学感兴趣，希望以后研究文化差异，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间，他发现，道德意识固然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是道德意识还有很多文化共通的地方，后一点让他慢慢地走上道德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在1996年，我们都去宾大参加一个心理学家的晚宴，那时候他已经是当上了年轻的助理教授，而我马上就要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我们都有一种雄心勃勃，想要做一番事业的思想。宴会上我问他做什么课题？他说他已经开始对政治心理学感兴趣，要把道德心理学与生活联系起来。当时他就展现出一个优秀的学者潜质，兴趣无比的广泛。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永恒的内心，就是他对人心，人性、人情、人欲一种深刻的慈爱，这就是好的心理学家的核心的本质，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菩萨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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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理的两个重大滑坡
人类在两个重要的心理维度上都发生严重的滑坡。第一个滑坡叫做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重大的心理滑坡，就是幸福感的下降。
最近我们对谷歌搜集的人类各个语言的出版物主题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发现大概从1800年开始，人类在两个重要的心理维度上都发生严重的滑坡。
第一个滑坡叫做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现代的中国人关心不多，而这不只是一个中国现象，是一个普世的现象。中国人每次说到为什么活着，都只说生命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往哪儿去，为人民活着，为事业活着，这是目标。但是生命观往往有更深层的意义，不光是要有目标，还要知道它的谜底，我们怎么来的，以及我们怎么活着。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来。后者就是方法论。
我们对三观的认识，还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没有具体的方法论。其实，心理学，特别是道德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是我们人类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方法论。《正义之心》谈了很多我们为什么是人，我们为什么称其为人，我们这个人的形成是怎么得来的，又应该如何去做。
第二个重大的心理滑坡，就是幸福感的下降。人类在1800年之前，幸福感其实很高的，但现在越来越低。原因是什么？全世界的学者提出来三大理论来解释这个滑坡现象。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我们过度相信物质主义，相信机械唯物主义。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追求伟大，人追求崇高，人追求灵气。我们人拥有动物的成分，但是进化了六千万年以后，我们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生灵，而这个生灵就是乔纳森提出来“正义之心”的一个科学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人类个人主义倾向的增强。文艺复兴强调个人主义，没想到这种个人主义最后就走到了极致，现在人们特别强调我和我们自己的利益。竞争之心、斗争之心，残酷之心、贪婪之心，都跟个人主义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个原因是工业化或者说城镇化的影响。工业化把人们从自己熟悉的家园，迁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陌生的地方叫做大城市。在大城市里头，我们人的道德自律性明显下降，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头，有父母亲，有亲戚，有邻居，有所有熟悉的人监督你、管制你、照顾你、指导你，但在陌生城市里没有，全靠你内心的坚强。这是全人类都有的问题，城市化带来人心的浮躁、人心的焦虑、人心的阴暗。美国大概在1929年实现城镇化达到50%，为什么美国在1931年提出美国梦，中国为什么在今天提出中国梦？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城镇化以后带来社会心态的变化，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理念，来把这些飘浮在大城市里头的人心联结起来。我们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除了基本的生存本能之外，我们还有灵性，悟性，德性，我们还有正义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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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思索就能感知
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不经思索就能感觉到的道德标准,归根结底就是情绪的判断,良心就是情绪反应。乔纳森的理论，实际上有很明显的东方烙印。
我们为什么要读乔纳森的这本书？他在心理学中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他的第一个贡献是认识到了道德感的文化差异。他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三位伟大的学者，他在这本书里也提到过，这三位学者对他影响特别大。而这三个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文化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其中第一人是艾伦·费司克。他是个文化人类学家，也是心理学家。在1990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影响心理学界的文章，叫做《人类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型》。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群体，一定有四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共享关系、等级关系、平等关系和市场关系。这个研究一下子改变了心理学家对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
再一个影响乔纳森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施威德。施威德是人类学家，但做了很多文化心理学的工作，他发现世界各地的人道德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不同文化的人，判断是不一样的。儿子一辈子不跟自己的妈妈说一句话，在我们中国这叫大逆不道。在有些国家，可以认为是正常的。他有权利不理他的妈妈，这就是道德判断的文化差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乔纳森的人也是文化心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宾州大学心理学教授鲍尔·罗森，他研究厌恶对人的道德的影响。厌恶的英文叫disgusting，厌恶的情绪是我们人类第一个出现的表情，大概在出生后两个星期的时候，婴儿就出现了厌恶的表情。而我们的微笑四个星期以后才出现。所以鲍尔·罗森就很感兴趣，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早就有厌恶感，比开心还要早？厌恶代表了不纯洁、不干净、不好，而这个就是我们道德的基础了。你想一想，你到庙里，正在磕头的时候，发现地上有尿迹，你肯定皱眉头，认倒霉，所以马上就产生了想法：这种行为亵渎了宗教。因此，神圣感其实是很多宗教理论、信仰，道德的一个核心精神。鲍尔·罗森的理论，对乔纳森·海特影响非常之大。乔纳森分析情绪在道德里头的决定性作用。有些事情你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好，但你直觉上就知道它不好，情绪上就很不舒服，这是他的第二个贡献。
在《正义之心》第1章伊始,乔纳森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到超市去买一只鸡回来,回到家里跟这只鸡发生性关系,这件事对不对？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恶心,这说明什么？说明很多道德的判断,其实是从情绪判断开始。这同样也可以解释王阳明的良知理论,王阳明认为, 良知就是不经思索就能感觉到的道德标准,归根结底就是情绪的判断,良心就是情绪反应。所以，乔纳森的理论，实际上有很明显的东方烙印。
第三个贡献是他发现，我们不光是有情绪判断，我们还要理性分析，所以他提出道德判断的双重系统理论。这受到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影响，卡尼曼教授2002年获得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他提出人类做判断决策的时候，从来都是两个系统在起作用，一个叫直觉，一个叫理性。直觉是天生的，是经验的，很多事情我们靠直觉，但是理性是科学的，需要修炼，学习、提升，学了科学以后，直觉并不会消失。乔纳森·海特把决策和判断的双重系统理论接过来，成就了人类道德的双重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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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可能喜欢直接判断
海特把道德心理学从大学的象牙塔里解放出来,直接应用和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海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人类的道德心理研究引入到政治心理学研究中，解释了很多美国社会的政治心理问题。比如，为什么在大选中民主党的理论看上去很高明——公平、正义、道德，但这些理论在政治选举中没起太大作用,老百姓关心的是金钱、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海特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反映的分别是两种道德思维的习惯风格，一种是直觉的，一种是理性的；民主党太理性，而共和党太直接，但老百姓喜欢的可能就是直接的判断。
所以，海特把道德心理学从大学的象牙塔里解放出来，直接应用和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光靠道德说教不能够解决人类道德的问题。道德心理学的贡献就是一定可以借助一些技术手段科学地帮助你提高道德意识，这对中国社会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
所以,乔纳森的工作，他伟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意识到，道德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和说教,它是一种行为、一种情怀，一种感受。它更是一种境界，一种觉悟，一种心灵解放的状态。这就是正义之心的心理学意义。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新京报]
实践 熊秉元：知道有尊严，再想其他的东西
新京报：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新闻，有人要跳楼自杀，人们只是围观拍照，无人报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怎么看这一事件？
熊秉元：你的问题涵盖范围很广，是指为什么不去打电话吗？我们都知道“小悦悦事件”，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没有打电话，去帮忙求救？因为打电话，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每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成本效益，做好事也要考虑成本效益。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蛮有趣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说有几个高中女生，放学后出去逛街，刚好有个抢匪去抢银行，出来后有人追，这几个女生不知道天高地厚跟着去追，结果把这个抢匪给撂倒了，送到警察局去。警察通知女生的家长来，其中一个妈妈来了，警察告诉她，会写信给学校，要学校好好褒奖这几个女生。你猜这位妈妈听了有什么反应？她走上前去，给了自己女儿一个耳光。
所以呢，真正有操作性内涵的是：告诉大家，哪些情况下你值得去承担风险。
新京报：这其中有正义及其成本的问题。那么，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如何来降低成本？特别是成本巨大，甚而无力投入时，如何实现正义？
熊秉元：我赞成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个观点，叫向钱看，意思是说现在讲正义、民主、法治是奢侈品，现在要让大家荷包里有钱，有了钱之后再去追求其他价值。在台湾，我看到民主是怎样发展的，过程非常艰辛，成本非常高——不是你想要民主，就有民主的。现在，你要让老百姓荷包里的钱多起来，知道有尊严，再想其他的东西，这才是有意义的。
举个简单例子，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粗暴的法律，根本没有程序正义，为什么？那是乱世嘛，只能负荷粗糙、原始的公平正义。而现在中国大陆，经济正在发展，追求一步到位的正义、法治、民主困难度相对较大。要了解社会演变的轨迹，快是快不了，一步到位不可能，事情发展有先后。
新京报：个人要实现正义，怎么降低成本？
熊秉元：每个人选择不同，有人会为了一块钱去打官司。讲到个人的话，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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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正义不能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
我们为什么需要正义的理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正义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阻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森还明确指出，正义问题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需要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我们的视野可以遍布全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以内。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贴上西方世界的标签。
哈佛大学教授希拉里·帕特南认为，《正义的理念》是自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有关正义的最重要的论著。森提出，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理想中的公正国家的理论，而是使我们做出相对公正的判断的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正在接近或远离正义的实现。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