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7-23
苏共：形式主义害死党
苏共是列宁所缔造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在其执政的74年时间里有过把苏联建成工业强国和打败法西斯的辉煌，但最后却在民众冷漠的注视中失去了政权，联盟国家也随之解体，令人遗憾。苏共失败的原因很多，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总结，但根本的一条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脱离了群众、丧失了民心。本报近期将刊发系列研究文章：《苏共：形式主义害死党》《苏共：官僚主义阻断了与民众的联系》《苏共：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丧失民心》，对苏共“四风”泛滥最终导致政权丧失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敬请关注。
——“四风”泛滥如何拖垮一个先进政党剖析之一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加盟共和国建一所学校甚至都要中央批准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苏共在执政74年后失败了，与其追求形式，不重实效，说一套做一套有直接关系。
从国家体制上看，苏共实行的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制，权力应该属于人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在实际上，苏维埃有名无实，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政策，不是经过苏维埃大会的讨论，往往由领袖个人就决定了，如终止新经济政策，转向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是个联邦制国家，但在实际上，苏联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加盟共和国没有什么权力，甚至建一所学校都要中央批准。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其目的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但苏联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制度形式上采用了巴黎公社的立法和行政合一体制，但去掉了其普选制的原则，官员既不是普选的，也不是低薪的，无法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受形式主义影响，遗传学、控制论等新兴学科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禁止在苏联研究
在思想上，苏共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特别重视对党员进行教育，但在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起装饰作用。由于只注重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灌输，严重脱离实际，效果很差。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这本《简明教程》就成了马列主义教育的基本教材。这本教材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编写的，突出的是斯大林，严重背离史实，难以让民众真正接受。
苏共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甚至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把遗传学、控制论等新兴学科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禁止在苏联研究。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理论宣传工作者只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多么重大变化，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不变。长期脱离实际的理论，自然不会得到认同，所以，苏共的意识形态才会发生一夜剧变，被民众迅速抛弃。
在落实民众权利方面，更是形式主义盛行。苏维埃应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工人曾选举产生过苏维埃。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要建立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实行最民主的选举制，一切官员都经普选产生，但这些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并没有变成现实。苏联宪法虽然规定权力属于人民，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形式做保障，民众实际上处于无权的状态。无论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党代表的选举，都是如此。候选人通常由上级机关提出，选举结果也要经上级机关批准，这种选举越来越趋于形式化，等于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选举无法成为公众约束权力的手段。1937年12月举行了1936年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官方确定的114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民众对国家的发展、官员的任用、国家政策的制定没什么影响。
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按照党章，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决定党的方针政策，但苏共的代表大会越来越变成通过政治局会议决议、为最高领导人唱赞歌的集会。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党的领袖。参加会议的代表越来越多，使讨论问题成为不可能。
1919年3月俄共（布）九大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922年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出席大会的有522名有表决权和16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此后，代表人数逐年增加，到1934年的十七大，出席大会的有1225名有表决权和73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把党代会变成了大聚会，1961年的二十二大出席大会的有4394名有表决权和40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976年的二十五大取消了没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大会的代表有4998名。此后苏共代表大会的人数相对固定到近5000名。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无论什么水平的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形式上都会成为全能的领袖。列宁的领袖地位是在革命运动中自然形成的，斯大林也有其独到之处，赫鲁晓夫敢于进行改革。但勃列日涅夫这样不思改革和进取，沉湎于发达社会主义幻想中的人，也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高的理论权威。
勃列日涅夫借助别人的笔写成了《遵循列宁的方针》、《论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保卫和平与社会主义》等巨著，以及自我吹嘘的回忆录《小地》、《复兴》、《荒地》等。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晚年，即便是念稿子，他也经常出错。
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这样工作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据查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有些人名都拼写错误。在这些便条中，从来就没有发现勃列日涅夫对哪个问题有什么主意或创见，更不用说出现过“思想火花”了。同样平庸的且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一上台，马上就出版其文集，苏共宣传部门还没来得及把他打造成让人崇拜的领袖，他就死了。
[新华网-中国纪检监察报]
苏共：官僚主义阻断了与民众的联系
官僚主义是苏共的痼疾，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的官僚主义就一直在不断蔓延滋长。斯大林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催粮，动用非常措施处罚有粮食而不交给国家的农民，此后，他一直到1953年去世再也没有去过农村。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在苏联领导人里，赫鲁晓夫是去基层最多的、最平民化的领袖，他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如降低了农民个人所交的税。但是，他缺少综合调研的能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常常轻率地做出决策。
——“四风”泛滥如何拖垮一个先进政党剖析之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
苏共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与官员的升迁荣辱没有多大关系，官员们自然官气十足，产生官僚主义是自然的。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确切说是无规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涉及任命党内高级职务，候选人先要和两到三位政治局委员谈话，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书记谈话，最后勃列日涅夫则亲自谈话。交谈之后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例会上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讨论。中央全会只是办理由上面发来的任命书，全会并不负责讨论审定”。党的委员会，区、州的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边，只知道完成上边布置的任务，对于党组织、党员、民众的要求他们并不关心。曾担任过地方大员的叶利钦说，“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 许多官员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在干部任命制度下，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晋升完全取决于“上层”，取决于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人事档案的记载和私人关系。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和官僚主义，阻断了苏共与民众的联系，民众与苏共越来越格格不入。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弥漫着遇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1973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这份报告。到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中央才召开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官僚主义发展起来后，任人唯亲和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
在苏联，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即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达。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仍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儿子也是个“酒鬼”，但还是当上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从一名普通警察很快成为内务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有14人之多。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与多名高级干部勾结，虚报棉花产量100万吨，从国库骗取收购资金。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的300多名干部联合起来走私黑鱼子酱，造成国家几百万卢布的损失。
国家解体、执政党失去政权，种子其实在很早前就种下了
身居高位的苏共领导人，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充耳不闻，对苏联积累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歌舞升平中打发时光。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描写道：1980年1月3日勃列日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开会后，他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式地报告说，过去一年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成员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和紧迫感。之后10年，苏联国家解体、苏共失去政权，其种子那时就已经种下了。
[新华网-中国纪检监察报]
苏共：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丧失民心
——“四风”泛滥如何拖垮一个先进政党剖析之三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甚至获得了制度保障。为了使干部成为可靠的力量，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给予不同级别的干部以不同的特权。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制度。在这一时期，党政干部兼职普遍化，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拿到几份报酬。
党的高级干部享有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待遇，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买单，党的精英阶层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1927年3月一位农民给加里宁写信，他问道：“我给您写这封信是想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会出现两个敌对的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否会进行斗争。第一个阶级是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劳动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苏维埃职员，就是那些薪俸优厚，每月拿50卢布甚至更多的人，以及那些也能拿到100和200卢布的人。”
到20世纪30年代，情况不仅没改变，反而加重了，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了工资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和待遇。如1934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一份费用清单就显示：工资30万卢布、职工社会保险6万卢布、定量供给的面包5万卢布(不开会时)、食堂用餐的补助金等7.6万卢布，面包和食堂用餐补贴占了工资的42%。
从1945年起，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钱的大红包，莫洛托夫在同丘耶夫谈话时证实：“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高级干部还享有包括汽车、别墅、服务人员在内的待遇，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买单，党的精英阶层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但斯大林几乎都不拆封，因为他的一切花销用度都是国家开支。负责管理其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阿尔巴托夫透露，“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这“只需付一半的钱”。剩余的部分可以用来买鱼子酱、高级鱼类，以及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和上等的高级糖果、水果等等来和全家人一起享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苏共高级干部一家的食品花费只占他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费他们收入的60%-70%”。
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60年代以后，苏共开始大规模为领导干部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别墅。1983年7月利加乔夫在谈到乌兹别克腐败状况时说：“在塔什干到处可见专门为领导人修建的豪华建筑、别墅和独家住宅，一个地铁站的一张壁画价值达200万卢布。与此同时，该市50万居民居住在没有排水设备、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和经常没电的土窑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各类‘领导者’人均拥有2至5处住宅，包括在城郊的。他们每人可使用的轿车有5辆。在最近三年里，苏共中央收到了3万封乌兹别克斯坦劳动者写来的反映这一问题的信件，没有一封被认真研究过。”苏联奢靡之风盛行，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直接相关。
勃列日涅夫贪图名利，不务实效，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头衔、奖章、礼物和荣誉等。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了中将军衔，到下台时仍然是个中将，勃列日涅夫则于1975年把自己晋升为大将，次年又获得了元帅军衔。从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时间里，他获得了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勋章和奖章的总和还多，总共有200多枚。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其狩猎的排场并不亚于过去的任何帝王，他还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猎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相赠送礼品成风，而且礼品都很贵重。如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座价值连城的纯金制作的勃列日涅夫的半身像，阿利耶夫也因此当上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巧伦杯，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苏联剧变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这件礼品。勃列日涅夫还把外国党政领导人的礼物据为己有。他是汽车爱好者，喜欢开汽车，也喜欢收藏汽车，他用国家的钱与外国党政领导人交换礼物，却把奔驰、宝马等名车划归自己名下。他母亲在看到他丰富的汽车收藏后为他担忧道：“噢，这些东西太漂亮了，我亲爱的儿子！不过，要是布尔什维克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苏联政风日下，贪污、贿赂成风，干部的特权越来越严重。
在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
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在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危机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国家仍然花巨资为其建造了福罗斯别墅。福罗斯别墅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南端。这里原来十分荒凉，一年大部分时间刮狂风，只有八九月份适合休闲。1985年秋天，开始在这里为戈尔巴乔夫修建新官邸，是将一座山“开膛破肚”后建的，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用优质大理石铺砌的三层宫殿，富丽堂皇，舒适无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据估计，这一别墅按1986年价格计，造价是8.5亿卢布，加上维修、维护的费用，这也是国家一笔不小的负担。1988年戈尔巴乔夫一家第一次来这里休假，8·19事变时，戈尔巴乔夫就是被软禁在这里。1991年8月21日当媒体记者首次见到这一别墅时，描写道：“20世纪克里木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几亚宫，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对此也不理解，他写道：“位于利瓦几亚的以前的那幢别墅，比起从捷谢利到萨雷奇角的这片宽阔土地上修建起来的这栋别墅，简直就是庸俗的棚子。”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倡导改革、反对干部特权，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建造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耗资巨大的超豪华别墅。如果此事在叶利钦反特权时期被曝光，恐怕他早就威信扫地了。
在缔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列宁把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作为理想，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但在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背弃了列宁的理想，苏联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越来越远。在民众深受日用消费品短缺之苦时，苏共高级领导人早就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他们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尽情地享乐。这样的党难以被民众所认同，苏共失去政权在所难免。（全文完）
[新华网-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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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是苏联时期政治人物、历史学家， 20世纪80年代担任苏联官员，并进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隐身于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精神教父”，是苏共高层领导中西化、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一、瓦解苏共的关键人物
雅科夫列夫与苏共许多领导人一样，是在苏共的培养下，一步一步从基层走到中央。1965年起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1973年为代理部长。这期间，雅科夫列夫很受重用，但却一直没有被批准担任部长职务。据说，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对他“既做官又搞研究”极为反感。1973年，雅科夫列夫被派往加拿大当大使。这是一次长达10年的 “政治发配”。直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与雅科夫列夫相识，并随后将其调回莫斯科，他由此成为戈氏思想与理论的一员主将。戈尔巴乔夫闻名于世的“改革新思维”与“公开化”运动，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均与雅科夫列夫有很大关系。
1983—1985年，雅科夫列夫在莫斯科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年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1987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88年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1991年1月，他被任命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最后，雅科夫列夫也是苏联历史上唯一主动退出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二、深入内部，利用窃取的权力消解苏共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变化。在思想路线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成为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庇护伞。雅科夫列夫则乘机在搞乱思想的基础上推动党组织的瓦解，制造动乱。
80年代后期的几年间，雅科夫列夫成功地实施了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工程：提出将“苏共一分为二”，分化为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讲话推销自由化思想；撤换异己，安插和怂恿激进自由报刊主编；领导对苏共历史的翻案；压制和打击党内不同声音等。雅科夫列夫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致信戈尔巴乔夫，提出两党制问题。雅科夫列夫认为，苏共改革的出路只有一个：使所有健康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主张社会革新的党，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社会。
雅科夫列夫之所以能上台，始于他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的加拿大会面，两人的思想不谋而合。戈尔巴乔夫掌权后对他格外重用，使得这位反共分子成功进入了苏共领导核心层。苏联最后一位元帅、曾任苏国防部长的德米特里·亚佐夫对揭露戈、雅二人思想的不谋而合曾有这么一段描述：“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雅科夫列夫是在美国学习时被策反了，他后来就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后来有一段时间克格勃开始调查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说不能动雅科夫列夫。这件事我清楚记得。为什么？因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被做好工作的。我想，这就源自他与撒切尔夫人那次众人皆知的会面，那次他们两人秘密交谈。伦敦会面后，戈尔巴乔夫直接飞往雅科夫列夫所在地，当时他正在加拿大担任苏联大使。那次出国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变化很大。”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间，雅科夫列夫成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之一。由于长期在苏共宣传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作的技巧。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直线进攻的方式……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特别是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三、控制头脑，从思想上搞乱苏共
1. 借戈尔巴乔夫之力，自上而下地加速摧毁苏共意识形态。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赏识后，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先进”思想，然后使这些思想成为戈尔巴乔夫言论中的日常口号。雅科夫列夫成为苏共党内的头号思想家和理论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
2. 从思想内部瓦解苏共。雅科夫列夫在1994年出版的《一杯苦酒》一书中坦言:“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不能考虑道德上的“高尚”而应该是“利己主义的”，“需要耍手腕，施巧计”。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共产党的“那种表现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极权主义性质”去摧毁他称为“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台后，他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提倡揭露“过去的全部的真实情况”、“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可以说导致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各个重要方面，都与雅科夫列夫的误导密切相关。
3. 从舆论导向上扰乱人心，组织围攻坚持真理者。一方面，雅科夫列夫利用职权，授意和鼓动一些人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1988年他与当时任东欧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齐普科谈话时，有意表明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齐普科摸底后，连续发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压制和打击敢于坚持真理、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实行“思想恐怖手段”和追查幕后策划者。列宁格勒女教师安德烈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发表后，雅科夫列夫利用职权组织围攻，并亲自写文章进行舆论围剿。
4. 处心积虑、亲自披挂上阵。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作为背叛信仰、背弃马列主义的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共历史和马列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观念赞不绝口。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不难想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人，进入了苏共的领导核心，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苏共被从内部搞垮就不足为奇了。
四、苏共叛徒与杀手的自白
1999年，在为俄文版《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雅科夫列夫明确承认：“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一个由最亲近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极小的圈子里，我们经常讨论国家和社会问题。我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特意宣扬列宁后期思想。一个由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改革派组成的小组制定出（当然不能落在纸面上）以下方案：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在雅科夫列夫等人不遗余力的误导下，苏共内部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极大动摇。据苏联时期的《对话》杂志报道，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达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二十八大之后仅7、8月就有31.1万党员退党。据1991年7月苏共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一年共有420万人退党。
通过评析雅科夫列夫，我们可以看出，苏共被瓦解始于意识形态演变，意识形态演变是先导，党和政权变质是关键，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是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石。（孙铭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
[新华网-红旗文稿]
评论：一个人都能击倒的党派，足见其腐败之深重！势如原始森林中有形枯木，一根指头的力量都能毁灭它的存在。
————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