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1-23
中青报：如何避免科技体制改革重走老路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方案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政府不再直接管具体项目，国家科技计划全面整合成五大类。这被视为近年来科技领域里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透露的信号主要有两个：其一，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界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其二，传统的科技管理模式已经被证明是退步纲领，必须另起炉灶，寻找科技管理的进步纲领。对此，科技界应该不会有太多异议。
经过3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仅仅把人才、经费等资源要素简单堆积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我们期待的重大原始创新的井喷式涌现，以及科技强国的横空出世；前30年的科技进步，仅是科技界长期被压抑的初级创造力的集中释放，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现在需要新的模式来激发新的创造力。 科技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源要素的支撑，更需要有把这些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寻找新的科技资源组合模式就是实现管理纲领转换的关键举措，而这些举措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就是评估制度的改革。在科技活动的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评估过程，没有客观公正与准确的评估，从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到人才筛选每个环节都无法达到最优。
以这次改革为例，2013年的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为2700多亿元，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管经费分配了，那么由谁来管呢？经费又分配给谁？如果仍是由原有的一班人马和旧机制重新组合来负责这项工作，那么新瓶装旧酒的游戏就会上演。
如何避免这次改革在结局上又退回到老路上？第三方评估跃入人们的眼帘，但难点是在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文化下，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评估如何实现？
对于独立第三方评估，理论层面的难题基本解决，然而在实践上却鲜有成功的案例。当下一些所谓的第三方，大多与利益方有着各种隐秘的联系，结果导致这些机构被称作“伪第三方”，由于各种监管、监督的制度性缺位，伪第三方的盛行导致真正独立第三方还未降生就已奄奄一息。
独立第三方评估存活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依笔者管见，独立第三方评估存在与运行的难点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独立性，其次，是第三方评估。前者是根本性难点，后者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独立性，是独立第三方评估得以存在的最低标准制度配置要求，如果这点不能保证，谈第三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这点之所以最难，原因有二，其一，当下的制度安排，缺少实质性的对于权力的制衡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制约权力的越界行为，由此，导致第三方赖以存在的独立性基础条件不具备。其二，中国文化从骨子里讲是一种人情文化，它天生就把感性成分置于理性成分之上，以此为恶劣环境下的艰难生存提供一种未来互换补偿机制。时至今日，这种文化也没有改变多少。这两条就决定了独立性在文化层面存在的深层障碍。在表层，独立性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经济独立性难以保证，换言之，支持独立性的经济基础在哪里？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支撑（或营利模式），任何独立性都是无法持久的，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由于科学与技术产品存在的本质差别，笔者认为，科学领域的评估，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要由国家以预算的形式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对于技术领域的评估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它的产权比较容易界定。
至于第三方评估，它的目标是评价准确，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来评的。由于学科的高度分化以及研究的深入所带来的知识梯度和门槛问题是无法逾越的，因此，评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来完成，它是一项技术活儿。在大科学时代，高质量的评估更是一项稀缺的智力劳动。如果仅仅具有独立性，而没有相应的有资格的人来评，那么，也不会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公正与准确。“独立地瞎评”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那些有资格参与评估的人来自哪里呢？笔者曾建议各学科科研人员应该实行动态排名制，这个排名可以把当下最优秀的各领域科技人员基本涵盖进来，从而也为第三方评估提供了有资格的备用人选，这相当于充分利用社会潜在智力资源以弥补机构本身存在的知识短板。实践中如有需要，第三方机构可以从这个排名中随机抽出所需的专业人员。随机原则的运用，避免了潜在的寻租可能性。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必须加大评估人员的收益，以此提升抵抗诱惑的阈限。
谁来监督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呢？很简单，政府、协会与舆论的联合运用，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内在机制在于把独立第三方评估的存在与毁灭与机构的信用绑定，并承担评估结果失误所带来的有限责任。毕竟，独立第三方评估的生命线就是公信力，如果一个机构的公信力丧失了，也就意味它死亡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
[科学网-中国青年报]
中国科技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近日有消息说，袁隆平的第四期“超级稻”2014年亩产超过了1000公斤。要知道，在1958年，全国水稻最高亩产只有400公斤左右，直到2000年，袁隆平“超级稻”第一期试验的目标产量也不过700公斤。短短十几年，“超级稻”单产连续刷新纪录，为这个尚未消除饥馑的世界带来希望，这是中国人运用科技手段“解放”生产力的又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
然而，在“解放他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中国科技，也正迫切需要破除体制障碍，来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嫦娥”奔月、“蛟龙”探海这样的重大工程中，科技改变生活的例子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2013年，我国全社会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已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亿元，总量与日本基本相当，位列世界前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突破2%，超过了欧盟。
舍得向科技投入，无疑是“科学春天”的重要标志。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块透明天花板——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始终在10%左右的低水平徘徊，无法突破提升，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郁结——它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我们与发达国家40%转化率之间的水平差距，也不单单是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
诚然，“没能转化”的成果绝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但我们也必须直视当前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成果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的现实。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确实还存在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加大投入，是增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保障。而打造一个制度完善、充分激发创造活力的科研体系，则是一个民族创新基业万古长青的根本。
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用智慧驱动的精细模式，取代投入拉动的粗放模式，确是当下中国科技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科技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国家科技生态的治理。千头万绪，需要多管齐下。
在方向规划上，需要治“短”。急功近利是大敌。有统计显示，由于无法在短期内见到效益，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在我国R&D经费总投入中占比不足5%，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19%和12.5%。而基础研究正是国家科技长远发展的根基。在现实中，急功近利则突出表现为某些部门、机构，或偏好以领导任期作规划，或动辄提出以多少年内拿到某某奖为目标，完全背离了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不仅如此，这样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的关系，导致了不同科技投资主体的越位与失位。
同时，在管理体制上，需要治“散”。当前，中央财政划拨的民用科研经费出自30多个部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既分散了有限资金的使用，也使很多项目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缺乏严谨有效的科学评估和监管，更埋下了权力寻租的隐患。
在科研上，需要治“乱”。一些科研项目立项时，不是从科学本位出发，而是“看人下菜碟”。权威专家成为各方争取科研经费的旗号，甚至变为出租头衔的“老板”；学术带头人成了专门跑经费、拉关系的“包工头”。课题研究则被层层“转包”，质量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这既破坏了资源分配的公正准则，也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的蔓延，导致科研腐败频发。
在评价机制上，需要治“滥”。目前在很多科研机构，SCI论文依然被当作衡量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的唯一标尺。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成为各类期刊的“奴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学术垃圾的生产过程中。
[科学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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