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8-23
中国智库尚需多多补脑子
中国特稿
沈泽玮
simtw@sph.com.sg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讲话中提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后，
发展智库与足球一样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展开。
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明确中国要在今后五年内
‘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首批10家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名单有望在今年内公布，
它们各有侧重点，研究范围包括经济与金融、行政与社会改革、外交与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
《财经》杂志7月报道称，《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和《国家高端智库经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已下发，首批10家左右“国家高端智库”也基本确认，将择期公布和授牌。首批入选机构将涵盖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人大系统、社会智库甚至媒体等。未来，这些智库可能归属中宣部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简称“社科规划办”）管理。
据本报了解，中宣部已就争取试点的智库展开调研，10家“国家高端智库”名单有望今年内公布，它们各有不同侧重点，研究范围包括经济与金融、行政与社会改革、外交与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被人形象地称之为“思想库”或“外脑”。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不同，智库是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
中国智库发展滞后
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所著《大国智库》一书统计，中国目前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95%是官方智库。
不过，体制内智库因为受政府财政资助，一直受舆论质疑不具独立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在公共政策及国内外舆论场上无法发挥影响力。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重要智库相比，更是完全不具优势。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今年1月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排在前50名的智库中，仅有四家是中国智库，分别是排第27位的中国社科院、第36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40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第48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对于中国智库发展滞后的现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湘智曾发文作出以下概括：
“党政智库疲于应付，社科智库大而不强；党校智库重教轻研，高校智库曲高和寡；社会智库有心无力，科技智库尚待培育。”
官方重视智库源于误判2008年金融危机
新一届领导班子为何如此重视智库的建设？习近平去年10月27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出三个原因。
习近平当时强调，“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
另据了解，好些专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做出错误判断，也是促使中共领导班子加强建设智囊体系、加强科学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事中国智库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受访时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触动”，当局意识到，随着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的决策影响到全球，也将反过来影响自身。
他说，随着中国的决策问题越来越复杂，原来的智囊机构“不够用了，政策智力供给赶不上政策治理的需求”。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中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去年做出错误评估，预判国民党将赢得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国民党在选举中惨败让北京措手不及，这也让习近平相当不满。
学者：“独立”是高端智库关键词
受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则分析指出，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新旧领导班子换届之后，新领导班子要推动落实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议，这都需要大量的智库做政策研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不过，由于中国的智库以官方智库占多数，又长期缺乏独立性，主要是给领导人写稿子、为政策背书以及做诠释，往往缺少有用的创新点子和决策献议，在国际间做“二轨”交流和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更是难有说服力。郑永年判断，中共决策层意识到，现有“老智库”因多个老问题缠身而无法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因而决定加快推进“新型智库”的建设。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也指出“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的问题。据《财经》报道，他说：“经过一级级的党政领导的意图加到头上，体制内智库越来越缺乏独立性，这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核心问题。”
郑永年：不能独立运作
就不可能产出高质量研究报告
智库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去掉宣传工具、传声筒等标签，但官方发布的《意见》又明确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
若严格遵从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原则，思想市场还能独立自由吗？智库能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吗？
郑永年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智库独立性”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该探讨建立一套体制设计，保证智库能独立运作。他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词应是“新”，为什么叫新型？就是要更独立。”
郑永年给独立下的定义是：政治不能干预、不能打压。智库发表一个研究报告，政府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采纳、高不高兴都好，底线是不能打压智库，否则智库就不可能独立运作，不能独立运作就不可能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不少舆论认为，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必然导致智库丧失独立性，但郑永年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EAI）为例说明，两者未必有关联。他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资金由新加坡政府提供，但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里的一个法定机构，大学基本不干预研究所的运作，研究所在雇人方面也引入市场机制，有一套自身评估系统，政府即便出钱也不干预智库的研究选题和内容，而是把研究权力下放给智库。郑永年说：“有了一套制度保障智库的独立性，就相当于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郑永年也是位于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他认为，“独立性”与“中立性”要区分开来，智库可以做到独立，但很难做到中立，“中立是虚伪的说法，美国的智库也为美国说话，中国的智库也给中国说话”，智库不应随意谩骂政府，而必须提出建设性的批判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朱旭峰：
智库独立与财政支持不存在矛盾
朱旭峰也认为，智库的独立性与政府财政支持之间并非对立。他说，德、英、法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智库都靠政府供养或者依附于政党，但它们也都自称是独立的，所以独立的关键不在于谁给钱，而是“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替人家说话？”以此推论，朱旭峰说，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体制内智库虽然财政靠政府，但也不乏写文章批评政府的学者，“所以我们也能说他们是独立的”。
官方智库一些被指为“自由派”的学者也发声批评政府、揭地方领导官员之短，甚至大谈“竞争性选举”，显示体制内学者不完全只是政府的传话筒。但另有舆论指出，去年社科院被指遭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社科院中共党委发文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纪律，全院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似要遏制体制内学者的研究空间。
要智库，不要“大V”？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文件，新型智库除了要做政策建议，还需要有“主动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等功能。
同个时候，中国高层又频频出手整顿网络舆论及取缔网络“大V”（知名意见领袖），官方舆论还指出，对“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是消除网络恶性谎言的必要手段，令不少民间知识分子感到舆论空间比上一届政府要收紧许多。
BBC：建设新型智库是中国应对舆论策略
一方面要智库壮大主流舆论，另一方面收紧网络舆论，这两种发展趋势同时出现，是巧合吗？
BBC中文网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这似乎是当局对目前舆论分裂和缺乏社会共识现状的应对策略之一。在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社交舆论产生距离和分裂的时候，主流媒体不能反映社会情绪的时候，专业和权威的智库，就可能在舆论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有分析认为，新领导班子想打开一个新局，通过较规范的智库“外脑”来补充官方的“内脑”，通过智库有序地反映社会民情并提供政策备选方案，而非由散落于社会各处，甚至不认可体制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或“大V”，从下至上调动社会舆论力量向官方施压。
王文：智库扮演“上天下地”角色
对于智库的角色和定位，受访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以“上天下地”来形容。“上天”是指智库的研究报告要往上递给决策者，“下地”是指接地气，因为各种调研和数据都源自于社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智库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方面“理性地向社会解释政府的相关决策”，另一方面“通过专业分析和客观理性的研究，向决策层反映社会问题”，让决策层去解决问题。
至于智库和“公知”的关系，王文认为，两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智库对外发言较有理有据，也比较专业化；网络“公知”主要以较负面的情绪去批判社会，发言领域既广而泛。此外，智库具有公共外交的功能，与国际交往的方式是既辩论、辩驳也合作。但王文也观察到，中国部分的“公知”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持崇拜的态度。
王文曾担任人民日报社下属《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两年多前转任智库负责人。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下属于大学的一家民间智库，资金主要靠企业和社会捐赠，定位为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为核心的战略研究院，主要研究项目包括20国集团峰会（G20）、“一带一路”和绿色金融等。
建设高端智库志在掌握国际话语权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在硬实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但软实力仍未跟上。习近平多次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文件也列明，要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换言之，加强智库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进而掌握国际话语权，这是推动新型智库的战略意义之一。
由于官方智库需要获得授权才敢于发言，王文认为，相较之下，民间智库的体制机制和话语口径更为灵活，它不只是简单地重复官方语境，对外的公信力较强，在传播中国的软实力方面比官方智库更具优势。此外，在中央强调力行节约，遏制“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务车、因公出境），官方智库的体制内人士现在较难出国，民间智库尤其是认可政府立场的智库，出国手续会更简化、更方便，这也有助于民间智库与国外交流。
朱旭峰：中国智库须跨越两大步
朱旭峰则分析指出，在智库“二轨外交”的对话层面，中国智库应想想如何向国际清楚说明中国政府的大略方针，用外国人听懂的话去说明中国的观点，同时又能反驳别人的观点。这个工作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追求模棱两可，“一句话，解释越多越显得有学问，但是这种语言习惯讲给外国人听，他们就听不懂了”。
他举例说，和平崛起、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官方表述外国人都不好理解，中国成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的目的，也须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来说。
中国智库要走出去，至少要跨越两大步。朱旭峰建议，智库先做好向国际传递“准确、合理、简要”信息的工作，完成减少误解误判这一步。至于如何传播软实力和影响力，“那是下一步了”。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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