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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让月球记住中国人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5-13
欧阳自远：1935年10月出生，中国天体化学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一定将探月进行下去 《中国青年》：您是我国探月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能否透露最新的计划？ 欧阳自远：中国月球探测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三年内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将开始绕月飞行；之后中国的软着陆器和月球车将在月面上软着陆，展开就位探测和巡视探测；2020年前，中国研制的机器人将把月球样品采回地球。的确是忙，但心里很高兴。 《中国青年》：不过，相比于美俄这些空间发展的大国，咱们现在刚起步。中国探月计划有什么特色呢？ 欧阳自远：科学研究也像在高速公路上赛车，别人比你起步早，你要超过他，必须另外选择赛道。我们的探月计划虽然起步晚，但起点要高，要有创新。据我们了解，其他国家想调查以下方面：希望探测月球丰富的能源并为我所用；希望利用月球优越的环境，生产出空前的新型材料和生物制品；希望在月球上建立天文台、发射场等等。而我们的首次月球科学探测主要有四个目标：首先为月球画像，包括高纬地区和南北极区。其次，我们希望探测出月球上14种有用元素的分布，美国已经探测出五种元素。第三是进行全月球的月壤厚度探测，别的国家还没有做；最后我们将探测地月的空间环境。 《中国青年》：研究成果会公开吗？ 欧阳自远：当然，月球不属于任何国家。她属于全人类。我们希望不仅对中国作贡献，也为人类的未来出力。 《中国青年》：从1962年起，你们开始了对月球探测成果的研究，1994年已经提出探月构想，十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此奔走呼吁，从没想过放弃？ 欧阳自远：没有！就是着急。1998年美国发射月球勘探者号，当时我想，怎么和咱们的构思那么相似啊，中国早一步多好！印度的探月计划和我国也大致相同，不过终极目标少一项，当时有人还开玩笑，欧阳，是你给那边通了消息吧(笑)......真的，没有谁愿意服输，都在你追我赶。 做好一件事情，总会遇到困难，有时我真是觉得太难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做人要诚实、勤奋，特别要执著，就是对事业永远充满追求的热情。这种追求会给你力量和勇气，让你坚持下去。从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我都很坚持，一定要推动“嫦娥工程”，这是一个科学家的责任。终于盼到今天，我很欣慰，也很幸运。有的科学家，从年轻到白发苍苍都没能实现梦想啊。 《中国青年》：机会也是给有准备的人，是否觉得今天的到来特别不易？ 欧阳自远：的确。几十年我们都早起晚睡，没有假日。因为根本没有探月方面的核心资料，我们只能收集研究别的国家的公开资料，也与美、英、德等国开展合作性研究，积累天体化学和月球探测的相关研究基础。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的月岩只有1克。1978年，美国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向我国领导人赠送了一块小指尖大小的石头--月球岩石样品，仅仅1克,浇铸在一块有机玻璃里。美国去过月球六次，这块是哪次登月采集的？采自月球哪个地方？都不知道。当时研究天体岩石的科学家很少，就把石头送到我那里。我小心地取了一半作研究，另一半送到北京天文馆，让民众也亲眼看看月岩。就这0.5克石头，我们共发表了14篇相关研究文章，确认石头是"阿波罗17号"采集的，确认了采集地点,甚至确认了石头所在地是否有阳光照射等等。 《中国青年》：那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欧阳自远：我希望“嫦娥一号”绕月工程能够顺利进行。美国“阿波罗”登月已经35年了，计划2015年重新载人登月，欧空局宣布2020年实施载人登月，印度也宣布2007年发射绕月卫星，我们必须尽力，为国人争点气。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40多年来，各国共做过80多次月球探测，成功率只有一半。我们会努力把每个细节做好，我们一定会把探月进行下去！ 自己的孩子管我叫叔叔 《中国青年》：探月是否是您儿时的梦想？ 欧阳自远：对。从小我就对天象非常好奇：太阳为何能长久不熄地照射大地?月亮为何如此晶莹?后来就开始研究陨石、宇宙尘和月岩，它们都来自遥远的太空。 《中国青年》：但是报考大学您填报的第一志愿怎么是“北京地质学院”呢？ 欧阳自远：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开采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我就选择了国家最需要的地质专业，只学矿产，当时很豪迈，要把地下的宝藏唤醒，为建设国家服务！ 后来我又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床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课题就是研究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和铁矿的成因。每天天刚亮我就下到矿井坑道里，一壶水，两个馒头，背着大大的地质袋，在地底下观察，记录、素描、采样。坑道有地质探矿留下的，有正在施工的，一般几百米深。有时我正在采样，听到有人敲铁管子，就赶快跑到安全地方，这意味着采掘工作面马上要放炮。有危险，但不怕，如果能有新的发现，一天我都会特别兴奋。 地下很湿，坑道壁、顶板都滴水，我背着一大堆石头从天井爬出来时，身上湿透了，脏透了，一看天也黑透了。回北京，我足足运了十几箱石头。 《中国青年》：您毕业后就被侯德封所长调去当学术秘书了。为什么所长相中的是您呢？ 欧阳自远：不知道。(笑)侯先生是1955年的老院士，令人敬重的大师，建立了很多新学科。他对我要求很严。当时他希望我去搞核子地质，可是我根本没学过核物理。他说，那就去科技大学核物理系学习。我说，四年哦。他说，一年学完。一年后，侯先生又说，你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去，工作半年，操作仪器。于是我又到原子能所赵忠尧先生的加速器室工作。回来我写了几篇文章，结论与侯先生的观点即"地球上所有的重要矿产都是重原子核的裂变形成的"不一致。当时有点忐忑，但我必须说，因为科学真理最大。 《中国青年》：那侯先生的反应呢？ 欧阳自远：侯先生还是很鼓励我。1963年我撰写《核转变能与地球物质的演化》一书，推测在18亿年到20亿年前，天然界可以形成天然核反应堆，后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发现了这种现象。侯先生特别高兴。 《中国青年》：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也有成果，可是您还是放不下天文，并最终开创了天体化学，什么原因呢？ 欧阳自远：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我刺激很大。我想"跳"出地球，站在宇宙空间更能全面性、整体性和综合性地研究地球，就跟侯先生提出研究天体。这有点离经叛道，我的学术想法总不是循规蹈矩的，可是先生不但同意了，还鼓励我。然后我开始知识储备，自学有关天文学、陨石学和空间科学的知识，并四处寻找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960年，有样东西哧哧燃烧着掉在内蒙古了。当时人们以为是别人发射的火箭弹片，我一看像陨石啊。从那时起我就在中国系统地研究陨石。也真幸运，1976年3月，吉林降落了一场陨石雨！最大的一块有1.7吨重！当年9月13日，我又听说云南出现了几条火龙，经贵州飞往四川，立即组织了13支队伍，在贵州境内寻找陨石。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极为珍稀的陨石。为了找陨石，一直东奔西走的，也乐此不疲。 《中国青年》：您在大学研究地质，读研时自学天文，毕业后学核物理，好像都是不搭界的学术领域啊。 欧阳自远：但这正是我得益之处。一个人不一定精通两门外语，但最好掌握两门专业，在专业边缘的结合处，恰好有新的东西。转行、转导师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多方面和多途径汲取营养。正因为同时掌握了地质和核物理的知识，我才有幸参加了1964年国家的地下核爆炸试验。当时真的很激动，很受鼓舞。上面的要求是，爆炸不能掀顶，不能从坑道中冲出来，不能超过规定的泄漏，不能污染河水和地下水......但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爆炸的成功。 《中国青年》：您把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夫人会不会有意见？家庭怎么办？ 欧阳自远：我给家庭的时间的确比较少，可是命运安排我做这一行，没有选择。(笑)在科技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在家时也常学习到凌晨两三点。尤其是参与两次地下核爆炸实验的时期，1964年到70年代末，我很少照顾到家人。实验是间断进行的，在现场工作调查，回到北京总结，再去野外验证，非常艰苦。当时的纪律要求绝对保密，禁止书信。好几年的春节，我都在新疆的戈壁滩度过。夏天炎热，冬天酷冷。家人也不知道我究竟到哪儿去，后来隐约猜到了，因为每次回家都带着葡萄干。(笑) 家里的担子都是爱人挑着。一回家，孩子不认识我，跟他妈说家里来了位叔叔。那个时代的人啊，总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总觉得应该准备好，为国家做点事情。 最欣赏的武侠人物是乔峰 《中国青年》：是啊，那个时代的青年甘于奉献，现在的年轻人更自我一些，您觉得为什么？ 欧阳自远：有时代的原因，当时我们都特别欣赏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新国家，追求精神生活，物质上倒没什么要求。个人的原因，我觉得我比较书呆子气吧，大学时就常常看书看到很晚，搁不下。倒不一定是教材，也有武侠、科普和当代小说等等，《科学家传略》给我的影响较大，特别敬重居里夫人；武侠人物里，我最欣赏乔峰的坦荡大气和家国情怀。 《中国青年》：那么就科研领域而言，现在的青年有什么不足？ 欧阳自远：我们那时读研强调自学，不像现在的学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规规矩矩。记得导师一下拿给我七八本书，说：“都看完，三个月后考试。”一翻，全是俄文书和英文书。后来工作中需要“物理化学”知识，我根本没有学过，就插班跟着大学的学生一起上课。当时的考试也不提倡笔试，而是口头答辩，只有理解了才能说透。我觉得挺好，这不只是锻炼你的考试能力，而是考察你的独立钻研能力和整体素质。 还要考虑大的科研气氛和科学环境。80年代我曾在德国马普核物理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感慨很多。外国科学家特别执著，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往往用尽毕生之力。我现在鼓励我的学生毕业后一定要出国一段时间，感受那种气氛，特别不赞成在科研领域半途而废或者急功近利，浮躁就会一事无成。 《中国青年》：我觉得您在科研和做人方面，都很真诚。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响应"建设三线"的号召，从北京迁到贵阳，您在那里一待就是38年，1991年中科院任命您兼任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局局长时，您还要求"在北京工作，但是不搬家，不动户口。"您不觉得贵州太偏了吗？ 欧阳自远：刚去我真没想到在贵州开展工作如此困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突然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接受批判，每天必须用毛笔写完多少页的检讨。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抽烟，实在太烦闷。但工作和生活最艰难的时期都在贵州，取得的点滴成就都与贵州相连，我对自己的第二故乡已经有感情了。 在贵州生活清苦惯了，我对物质看得很淡漠，有钱也不等于要看十台电视啊。做事的环境是次要的，关键还是看自己想不想努力。有了一些成绩后，国内外十多个单位向我发出邀请，待遇很好，不干事又拿钱，我心里却过意不去。我就想塌实地搞学问，追求新发现，尽力为国家做点事。 《中国青年》：您在贵州省还担任了两届省人大副主任，兼任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依您的脾性，怎么会去做官呢？ 欧阳自远：去做官，也是贵州方面特别诚恳，我就想，为老百姓一年办一件有用的事情！第一是三农问题，第二是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投入。那时办公室来了人，我就去搬板凳，请人家坐。有人对我说，你是省级干部，听人汇报就可以了，哪能干这事？可我根本没这个概念。 另外，在科研工作方面我也不能落伍，一般白天我做人大的事情，晚上加班研究业务。 兼任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有五年，甜酸苦辣都有，虽然我尽力而为，总不能达到很满意的程度。譬如农民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时候跟政府利益发生冲突，如何正确处理？只好各方面征求意见，有很多妥协，但是我也有一些坚持。 做官和作科研都很难，但是做人的事情更难。对于天和地我总能够琢磨出规律，实现愿望。但是从做官而言，即使你愿望很好，也要打折扣，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中国青年》：好像闻到咖啡的味道。 欧阳自远：是，一大杯呢。(笑)天天喝，要提神。每天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青年》：长期以往不会精力透支？您要保护自己的健康。 欧阳自远：从没有想过长期，(笑)已经习惯了。也许一直在超负荷地运转，但幸运的是，自己还在这个轨道上。 我今年才68岁，身体也好，一定会等到那天的，亲眼看到月球上留下中国人的脚印！(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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