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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科学家献策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4-05-30
为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中国拟投入巨资，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中长期科技规划。旅美科学家饶毅撰文指出，科学是不能计划的，对技术规划的成功经验不能应用到科学上来。中国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解决不能由各部委分别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健全的科技体制，则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不久，即着手制定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是指导和推动全国今后15-20年的科技发展。这里我想讨论科学(而不是技术)规划，其中有些对技术适用，有些不适用。近年来，中国科学从体制到产出都有显著的进步，但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在回顾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旨在说明：为什么中国还须对科学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国家中长期规划提供的机会，与其用来具体规划课题，远不如用来具体改变体制里不能由各部委分别解决的重大和长远问题。在国家科学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计划课题，而不改变体制，有本末倒置的效果，也可能延误一次改革中国科学体制的时机。 应该管林不管树 科学和技术的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对技术国家有时候也许可以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是具体管“树”。 中国科技史上的成功经验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这点常为主张计划的人士忽略。中国“两弹一星”等大规模项目的成功，本是技术计划和军事上特殊要求的结果，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合一的管理体制，使得一些人误以为是科学计划成功的例子。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规划”中，计划方面的主要成功经验也是技术部分，科学当时有发展，但是主要并不是计划课题的结果。中国现在为制定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邀请的外国专家包括管理人员，也明确表示不能计划科学。 国家的对科学的“林”区规划，主要是体制和经费。科学的方向和课题都是属于“树”，不是国家规划的重点(而且常规上也不应该由国家来计划)。国家可以规划好体制，创造环境，提供经费，让科技工作者和国内外同行竞争，产生对人类有价值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成果。多年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原则上，国家是不能计划课题的，常规上也不能计划方向。因为科学的真正前沿和最激动人心的突破，不是靠计划可以得来的。如果说计划经济不行，计划科学就更不行。 科学本身就有前沿的不确定性，多数人对科学前沿的突破方位、时机和途径也不清楚，要国家来计划就更不明智。某个科学家可以大胆创新某个课题，他个人和少数几个人探讨是可以的：对了会有利国家，错了主要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失败，而国家损失有限。国家层面不可能有创造性地计划科学课题或科学方向。如果国家都作保险系数大的计划，那也就必将是科学界最常识的东西，这样的计划对科学没有指导意义。 大课题的副作用 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准备具体支持十个(或二十个)重大课题，其中不仅有技术课题，也会有科学课题，据信规模都在几十到上百亿。国家具体计划这么大规模的科学课题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常规不是经常有大课题的，而这样的计划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从国际上看，物理科学有时有过大课题，例如那些需要大型加速器的物理研究。生命科学也偶尔有过大课题，如基因组测序。但是，常规的科学是小课题。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绝大多数也是小的科学课题研究的结果。大课题在某些时候是对国际必需的，有时对某个国家是重要的。但通常，大课题提供的是通用信息和技术平台，而不是国家特有的需要。 我不是说中国一定不要做大科学课题(中国也应该对人类有贡献)，但是中国要不要做大科学课题，做多少，本身就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在中国科学总体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大课题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的情况，肯定会产生争论。但是，如果国家计划就要具体落实大课题，这就越过了对是否支持大课题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等于已经在行政层面决定了要支持大课题，留给科学家讨论的不过是具体支持哪个大课题。 既然喜好大题目，那么科学家就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坚持原则，不参与。这样的科学家冒着可能逐渐在中国被边缘化的危险。第二种是妥协，即不完全做不切实际的大科学，但仍加入目前体制。一个常见的办法是，将许多的小科学课题在名义上整合成一个巨大的课题。这样可以向国家争取大的经费，同时直接支持了原来许多科学家的小课题。国家973的课题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实际科学多数并没有整合，因为科学不是靠组织就能随意“整合”的。现在面对国家中长期规划要有更大课题的机会，中国科学家就可能会组织比973项目大几十到两百倍的项目。第三种情况是，科学家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就有可能故意找大题目，甚至不惜小题大做。本来是小课题可以解决或者应该先做的课题，一上阵就是巨大的题目。这样有些科学价值有限或者极小的，中国却可能给很多经费。 国家规划的方式确定大课题还有一个弊端。本来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评审专家从多个竞争课题中挑选尽量好的。大课题则无法进行公平竞争。这样的课题也就不太可能全力为科学、为真正的国家大局和利益着想。这个弊端和中国已有的其他大课题相似。如果中长期规划的具体课题规模比已有的还大几十倍到上百倍，那么问题可能更大。 在规划大课题的精神推动下，中国科技界已经开始有说法：以后鉴别贡献是看谁能发起和领导经费大的课题，而不是课题出什么成果。对于小科学课题，通常最容易检验的办法是在国际上发表同行评价的论文。这种评价虽然是有限的，却不是随便可以蒙混过关的。而中国在鉴定、评估大课题是有一套做法的，就是由主管部门邀请国内人士组成鉴定委员会。大课题本身就包含了国内一个行业许多人，而主管部门又绝对不希望说自己管的经费被浪费了，经费越大，越不能接受浪费的结论。所以这样的评估，不用进行就知道其结果。 因非学术原因而喜好大课题，也派生出讲科学报告时喜好讲大题目的风气。在美国这样有很多专家的地方，都是讲具体的题目，几乎没有或很少有人作报告预测21世纪的科学、畅想某个学科的未来。回到中国如果见不到题目是“21世纪的”某个学科和技术的演讲，我有时会疑惑，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倒过时差来而眼睛看错了？ 理念不同，结果迥异 自从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于西方这一百多年来，从舆论和口号上对科学不可谓不重视。有几届政府也在行动上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可是如果仔细比较中外对科学的实质支持，又会看到，视学术为多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历来崇拜和支持技术，而没有以科学为国家经济发展先导的现代思想，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对于现代国家的根本意义。我直接接触过的一位受过研究生教育、且又是科技决策层助手的人，到2002年还很认真地说：中国做科学是国家钱多了，让陈景润那样的人玩玩。 我们如果比较美国和中国对非国防科学的支持，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上的理念是不同的。这里以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为例(相信对其他科学也是一样)。生物医学是和人民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科学研究(不包括临床医疗服务)支持有几个渠道，国家层面主要的一个是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我们如果看美国过去60年来对NIH的支持，同时对比美国当年的总体经济指标GDP，就会发现：美国对科学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先导于经济发展，在一般时期是齐头并进。 再看科学投资对美国发展的影响。195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创立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主要在美国。到1970年代重组DNA技术在美国发明，生物技术产业也就首先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现代产业随之兴起于美国并茁壮成长，而且使传统药物工业成为生物药业并改造了传统农业。迄今生物技术在现代经济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它在美国的诞生，和美国五十年前的先导支持及以后持之以恒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美国最初对生物医学的支持，并不是有任何人或者国家机构可以计划新的产业形成，没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预计1970年代生物技术产业会诞生。对生物医学的支持理由一部分是人类健康的需要，一部分是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国家提供的是经费和管理体制，让科学界竞争，产生当时意想不到的结果。 中国教育水平不能快速提高，目前主要是因为高校水平不高形成一个瓶颈，而高校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别最重要的就是科学。中国已经开始对高校增加投入，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没有科学的提高，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中国维持目前趋势，在10到20年内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性很小。 中国在整体科学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想解决重要的问题，自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中国对结构生物学支持不足时，希望合理设计现代新药，这和要求从三层楼开始建造大厦没有多大差别。SARS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赶快找出病原、提出治疗方法。因为中国找错了病原，有不满和叹息。实际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病原和治疗的现代方法，中国极少是自己找到的。迄今为止，中国找到最重要病原的科学家汤飞凡在发现沙眼的病原后不久因政治原因于1958年自杀，他于1950年在北京组建的生物制品检定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多年来整体生物医学资源稀少，有急病发生时要求马上有成果，无异于缘木求鱼。SARS发生后，局部增加投入到疾病控制中心，而没有跟进对微生物学的支持，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不用说中国还有其他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疾患没有解决，就是再发生几个传染病，中国找出病原的可能仍然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这些教训而采取根本的、积极提前的措施，而只是取得了跟在危机后面的、被动的经验。这和中国将科学没有视为火车头，而是视为后车厢的思路是一致的。 改革的中心环节 中国科学体制还有严重弊端，有些问题是根本的，不是任何部委分别可以解决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国家规划也许应该多用精力来理清思路，协调各部委不能解决的问题，制定统一的规范，极大地改善中国的科学环境，使之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 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合理、有效、尽量公平的科学评审和经费管理体系，可以提纲挈领带动整体改革。国家层面主导经费管理体系，确立竞争和评审原则。各研究机构、学校因为要适应国家体系而自己也要改革跟上国家体系的步伐。科学研究人员看到真的科学、优秀的科学是他们生涯最主要的希望，从而会集中精力竞争做好科学，创造对人类、对国家有意义的成果。对于中国已有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应给予更多支持。 目前的管理体系中，科学经费“政出多门”使中国科学管理无法全面安排，且标准无法统一。除了和科学有关的部委以外，其他部委包括计划、财务的部委也不时可以对某些科学项目感兴趣，不规范地、不经过合理评估地发放经费。这样的做法，干扰了国家规划，也扰乱了科学家的工作。非科学管理部门的单项经费额度有时比科学管理部门的还多，造成大额经费评审严格程度远不如小额经费的情况，也助长一些科学工作者不以科学为重，而是费尽心思以科学为幌子去争取资金，从而腐蚀了科学界。 中国目前科学管理体系，行政严重地干扰科学。一个有效率的体制，应该是行政和后勤人员全面支持和服务于前沿科学家。但是目前行政领导和财务领导不是起支持和后勤作用，而是常常越权管理科学课题，干扰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不具体在科学前沿活跃的人参与科学课题和方向决策，本身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的科学体制不会一蹴而就地达到完美境界，但现在是有条件、该进行重大变革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对得起普通人民、对得起过去几代科学家和真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先辈领导前赴后继的努力。 (本文有删节，原题为《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全文见2004年5月28日《科技中国》杂志改版号）(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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