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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以勇敢在先，幸福在后”
——马普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教授在马普学会和中科院合作３０周年之际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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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4-06-30
今天能在北京与你们一起共同庆祝我们同中国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３０周年，我感到格外高兴。在这３０年中，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仅是作为科学家、而且是以全部身心积极地投入到德中合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你们中的不少人特别是为加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我想以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名义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些在建立关系最初的几年里忘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为这一极其令人欣慰和成功的合作奠定了基石。
这当中，那些——其中一部分还是在二战前——在德国留过学的中国科学家起了特别的作用。可惜的是，其中一些开拓者已与世长辞，另一些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赶到这里。然而今天和在未来的几天里，我们的话题会常常围绕最初那些年的交往和感受，这时我们会想念那些不能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同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庆祝双方建交３０周年，已是两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上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主席恰好１００天，很快我就明白了中德合作对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特殊意义和其独特性。身为年轻好奇的科学家，我曾有机会在上海的客座实验室里进行研究，从而也略微参与了建立这一双边的联系。
“行动以勇敢在先，幸福在后。”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便以此话肯定了精明强干之士当会成功。当然，此话说起容易做起难。无论如何，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显示了一些勇气和远见。当时谁又敢预测，这一合作会在如此众多的领域取得给人印象如此深刻的发展呢﹖原因是当时的形势并不稳定，不能信赖。对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来说，也许下面这事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当时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主席吕斯特教授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因此他不仅高瞻远瞩，而且乐意摘星揽月。恰恰因为这一步是在冷战中迈出的，那时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在最初合作的几年里，当然工作主要在培养奖学金生和让他们深造。这当中，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一直得到了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援助。１９７５年，中国科学院派遣到德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乃是由爱因斯坦的学生周培源教授带队，周先生战前在德国留过学，曾得到洪堡基金会的赞助。另一位著名的洪堡奖学金生便是我敬仰的同事路甬祥院长。路先生在７０年代末赴亚琛工大留学，并于１９８１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第一位科学家，在德国荣获博士学位。
对于我们的合作来说，１９８１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那时我们完全更新了我们的合作协议，更新的内容迄今有效。此后我们的关系获得了明显的动力，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新的机构得以建立，如上海的客座实验室，共同的项目使合作更加密切。当时双方的秘书长郁文和迪特里希·兰夫特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ａｎｆｔ为质量的这一飞跃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通力促进这一合作达十多年之久，并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合作能够这般迅速和积极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前提还是以下事实，即对密切联系的兴趣并不仅是政治的兴趣。科学家们个人也投入了大量精力。能够做到这些，也只是因为双方从一开始就对互惠原则感到负有责任——互惠并非作为份额和金额的算计，而是作为正确对待双方科学兴趣的心愿。
联邦科学部不断的支持，是我们合作成功的另一个条件。在这里，我想向所有部里为我们与中国合作尽心尽力的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外，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德国研究联合会的紧密联系也使我们获益匪浅。当时成立的共同委员会直到今天还在卓有成效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两个机构与中国的交往。这里我要向委员会的成员特别致谢。德国研究联合会始终乐于赞助高校的项目和科学考察，提供可观的经费补助。中方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来承担的。多年来，这两个机构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北京共同建立的中德科学促进中心则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心的发展，而且愈来愈多地得到有吸引力的提议和赞助，从中受益。
９０年代向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我们在德国来说，要建设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学事业；而中方同事则面临着中国的科学事业的改革。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曾数次访问东德，观察那儿的发展，以便将德国的经验引进到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去。然而两国的社会结构差异太大，尤其是中国的结构改革有完全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以至于德国的模式在中国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借鉴。不过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创意，在东德跨学科地建新研究所的做法，也完全得到了在中国讨论新建研究所的中方人士的重视。
１０年前，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合作获得了新的推力。起因是共同建立的独立的青年科学小组。特别是青年科学小组的导师和发起人乌利·施瓦茨Ｕｌｉ Ｓｃｈｗａｒｚ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细胞所的名誉所长庄孝教授，他们多年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头两个小组在 Ｐｅｉ Ｇａｎｇ博士和 Ｈｕ Ｇｅｎｇｘｉ博士的领导下，已于１９９５年在上海细胞所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之间，在上海和昆明又有四个小组组成。
自９０年代中叶以来的合作的一个重要发展，可用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和全球化的口号来概括。这是从此我们再也无法绕过的一个发展：法国经济学家阿兰·曼Ａ１ａｉｎ Ｍｉｎｃ曾将全球化的动力与万有引力规律相比。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能对万有引力规律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人们只能随之生活。”我想，这话适用经济，也同样适用科学。
当今统一后德国的科学和研究位置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其未来是否有前途，当时在德国确实上下都在争论。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如何才能将那些“最佳人才”争取过来。很快人们就清楚了，现在需要新的计划，以便将科学更多地纳入国际轨道。从此，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以更大力度加强了她的国际交流。但是，国际化对我们来说，并非目的本身。倘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科学尖端，在研究领域中保持竞争的能力，我们就要更多地在世界各地招聘同事，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这不仅是总的针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而言，而且也是针对我们的每一个研究所而言。因为只有这样，每个机构才能达到它的特定研究目标，并能额外地从科学家的工作中获得重要的增值。
在中国，人们也迅速地认识到时代发出的信号。新时期的到来，可用这时发生的一件大事作为标志：那就是１９９５年召开的国家科学大会。中国的科技与工业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采取了改革攻势。为了促进基础研究以及科技发展，１９９８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启动一项严肃的工作计划。目标明确地资助年轻科学家，鼓舞了国外学子，许多在国外生活的年轻中国人毅然回国。通过合并、分离或撤销手段，中科院研究所的总数从１２０逐步降到８０个，在北京和上海又成立了现代的、与国际接轨的研究中心——如中科院数学和系统科学研究院ＣＡＳ—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ｏ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及上海生物科学研究所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中科院的合作很快便从中持续受益。１９９９年，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中科院签署一项协议，在选中的中科院研究所里建立伙伴组，为期五年。因此我们双边的联系更为改善。总的说来，通过伙伴组，我们促进了某些领域的专题合作，这些领域不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特别强项，便是中科院的特别强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协同增效的收效。迄今，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一共建立了１０个伙伴组，对该项目所取得的成果，这次出的纪念文集作了直观的介绍。
有几个组在科研上的成绩格外令人瞩目，我们目前正在寻找在５年期满之后继续资助的途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设法，保证这些杰出的研究合作在未来也使双方受益。基于在中国所获得的成果及经验，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将伙伴组的模式也用到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
生物多样性研究，即对物种多样性和一个生态系的有机体之间分子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是我们目前合作的一项重点，同时也是我们合作中最有意思的领域之一。云南省是一个特别适合进行这项研究的地区：受中科院领导的昆明动物和植物研究所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为赢得他们作为我们长期的伙伴而感到欣慰。而那儿也成立了独立的青年科学小组，此举在此之间也证实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这个周末有机会去访问这个我从未到过的地区，并能亲眼目睹而使自己信服，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各异的条件下，迈出了向科学进军的步伐。适值２１世纪初，我们两个机构现在却面临着完全可比的挑战：
当今世界，国际间在科学和研究领域的竞争日益重要。因此，每一个研究所都须全力以赴，以获得并确保必要的科研领先地位。
今天的科学挑战，特别是来自那些有实力的研究领域的重叠和边缘区域的挑战，有增多的趋势：这里试举几例，如在分子生物学和医学之间分子医学、生物学和信息学之间数码生物学或生物学和地球科学之间生物地球化学的边缘重叠区。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许多不同的领域都会突飞猛进。我们对身边世界的看法，植物和动物世界的规律性或者人的大脑，都将产生决定性的突破，我们将会为这些突破作见证。人们会发现新的材料和生物活性物质，会发展新技术，这些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会面临许多新事物。我们中国科学院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一方面要利用我们合作的潜力，另一方面还要开创新的合作形式。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即要找到一条途径，使我们能在未来共同确定科研工作的重点，在总体上制定科研的战略。
去年举行了第一次“未来合作前景”的研讨会。我认为格哈特·韦格纳Ｇｅｒｈａｒｄ Ｗｅｇｎｅｒ教授和中科院副院长陈竺Ｃｈｅｎ Ｚｈｕ先生在会上提出并整理过的建议非常好。按照他们的建议，我们未来就现有研究领域要加强战略性对话，并要确定新的研究领域。以“下一代”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为名，我们要开始建共同的人才网，要让较年青的科学家在当中去挑大梁。至于研究目标，则由我们共同确定，科研的新苗头应为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选题时要考虑到一点，即要让参与项目的专家的知识得到充分发挥，让研究小组的组合得到最佳利用。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们将通过一组研讨会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开始这种新形式的合作，我们在研讨会中要确定研究目标，这些目标当不仅仅局限在主流课题。这一活动还应帮助我们发现年青的人才，他们要能全方位地充分利用合作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计划大有希望，所以我建议，利用今年秋天在德国举行３０周年庆祝活动之际，拉开研讨会的序幕。
在我们合作３０周年之际，双方共同负责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所的计划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对此我感到特别喜悦。在法律和行政上，这个研究所均属于中科院，在学术上，应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一个研究所有密切联系。对我们现行的合作来说，这种所对所的合作形式是十分理想的补充。这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还想再进一步，她想在资金上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参与进去。可是，正如大家所知，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可惜一直颇为有限。我们希望能得到我们的有关部委发出他们继续支持的信号。
至于选题方向，我敢肯定，我们一定能找到对双方都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而且也能找到对口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今年六月召开的国际计算机生物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会议上，将有机会弄清，这一研究方向是否有可能作为计划中的研究所的方向。当然，我们也乐于接受其他有关研究选题的建议。
在贯彻新的措施方面，上海交叉学科中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很可能会起一个重要作用。这个中心是两年前应中科院和乌利·施瓦茨教授的倡议发起的。她得到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德国教研部的资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中心一方面是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的、另一方面又是急剧变化的中国科研系统的一条“传动皮带”或一个“转盘”。
中国科学院计划加强跨学科间和国际间的对话，我认为甚为重要。因此，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想赞助上海交叉学科中心设立高级研究员职位，作为３０周年大庆给中科院的献礼。这样的高级研究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科研学府的一个基本标志。其意图是，让出色的科学家有一段时间从大学的义务如授课和管理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时间和资金，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自选的科研项目。上海的交叉学科中心为此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先决条件。
根据以往岁月的经验，我对中国科学院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之间良好的友谊关系的继续下去充满了信任。不少丰收年月就在我们眼前，但需要我们共同去闯新路，共同尝试新的合作方式。由于３０年来将我们彼此相连的伙伴关系，是牢固的和充满信任的，所以我坚信，我们对将来业已作好了充分准备。
展望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科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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