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秦院士声如洪钟，从康乾盛世发展科技的可能性到今天的科技创新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

　　中国历代的封建君主中，清朝开国的几位皇帝都很勤政，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要以科学技术来开启民智、改变民风、提高国力。虽有康乾盛世，但皇帝处于自我满足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重本抑末、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的政策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重本抑末”的“末”是指士农工商序列中的工和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农业社会，但在工业和商业中才能体现科学技术———技术要经过“工”才能成为产品，经过“商”才能流通。“抑末”的结果就抑制了科技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也严重危害了国家发展，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其他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迈向现代化的机会。

　　因此，康乾盛世事实上是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回光返照。“盛世”一过就是“危世”、“末世”。

　　科研也在“应试”

　　教育应试，科研也“应试”。科研人员的业绩与各种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却又通过各种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这使得科研人员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秦院士说，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我们的科研也在应试。据他分析，中国自古以来“领导看政绩，个人求功利”的思想就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力求尽快致富图强，导致各方面的浮躁。这就为现在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埋下了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是当时的政治浮躁。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浮夸，提出诸多浮夸口号，如“3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上也有很多浮躁的口号，如“钢产量一年翻一番”等。这些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浮躁，思想，是立地成佛式的；各种活动也是群众运动式的，不注重积累；宣传等也是速成式的。

　　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就出现了一种倾向：教育应试，科研也“应试”。科研人员的业绩与各种奖励挂钩，而各种业绩的确认又是通过各种可量化的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来进行。这使得科研人员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论文，就根据一两个数据写论文；要成果，有一两点苗头就作为阶段成果申报；原本是一个大协作项目，为体现参加者各自成绩，就分开来写论文、报成果。

　　由于每提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时的成果作为依据，科研人员就只能以三四年为一个周期安排计划。考核评估是必要的，但现在的这种评估方法已经陷入了尴尬境地。被评的人、评人的人和管评的人，谁都不满意，谁都有道理，谁都没办法，又谁都照着办。谁都在埋怨，又谁都怨不着。

　　秦院士认为，这种应试的科研采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而这样的做法恰恰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说到这里，秦院士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博士生要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才能毕业。但是科研需要积累、需要打基础，真正有创造力的成果几年之内是显示不出来的。这就导致大批科研人员为了“出成果”而放弃了风险大、但是前景好的研究思路，却选择比较保守，但是“旱涝保收”的小课题。

　　秦院士说，国外，更看重评审答辩中学生的研究思路，而不是要马上出成果。实际上，很多阴性结果是很重要的，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启迪。[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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