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板打《易经》指责其阻碍科学启蒙

　　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

　　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

　　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可惜徐光启的译著只翻译了前六章。没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杨振宁最后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国内易学专家称杨振宁的观点“有很多常识性错误”。

　　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另外一个目前属于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该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出发点令人欣赏，但是其中牵扯到易经的有些地方的确值得商榷。比如杨振宁说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单音字出现。

　　其实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反思从李约瑟就已经开始。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基本是李约瑟的一个延续。究竟是不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与进步？该人士认为，评价中国近代科学，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比如西方文艺科学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适应了社会需要的产物。

　　另外，杨先生说易经没有演绎法，所以导致科学裹足不前。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腊时期就有一大堆演绎法，比如演绎逻辑和形式逻辑。但是为什么也没有产生牛顿呢？他并不否认中国近代科学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归结于易经，“显然有失公允”，容易误导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他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个自然物。而西方哲学的观点，讲究主客观，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

　　欧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介绍说，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与科学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其实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萌生过浓厚的兴趣。

　　由于杨先生特别注意到《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与影响，又由于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杨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这个观念的确在历史上出现是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特别值得一议的是，《周易》是否对科技采取拒斥的态度？萧汉明教授认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后问世的世界性名著，那么有哪一本书曾经明确无误地宣称过它对科技具有促进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将“制器尚象”列入圣人使用《周易》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说明《系辞传》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对制器的作用。依据作者所举之例，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马、臼杵、棺椁、书契等古代发明，都与易象有密切关系。

　　萧教授介绍，《周易》的确不具备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思维路向，它所重视的是取类比象的分类法与易象的模拟功能。

　　以取类比象而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1892种药物按无机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动物界的虫、鳞、介、禽、兽，最后到人，共十六部六十类，其先后次序包含着由低向高的进化程序。达尔文称此书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时珍的分类法比林奈的分类法还要高明，因此《本草纲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刚刚踏入近代科技门槛的代表作。如果中国科技在近代不是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制约，《周易》的思维方式将会促使中国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再从传统医学看，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西医的解剖生理学迅速被传统医学汲取，但传统医学的经络学说至今还受到西方的排斥。这是由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所决定的必然的历史现象。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萧教授认为，杨先生此说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北京科技报]

　杨振宁板打《易经》

　　《易经》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至今未绝。但近日，它却为中国近代科学的不发达而挨了板子。打板子的，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科学家就中国近代科学的进步作出批判，却不幸击中了《易经》的“屁股”，或许正证明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易经》的存在与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发，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却值得商榷。

　　按照杨振宁先生认为西方独有的“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要洗清《易经》的嫌疑，不妨先“归纳”一下近代科学在西方萌芽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再“演绎”其在中国不能萌芽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萌芽、发展？主要并不是说西方有什么传统哲学或思维方式能够“从理论到理论地”自然萌发出门类纷繁的科学体系，首先还是西方工业革命前后生产实践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实践的基础。正如对动力的需要引发了蒸汽机的发明，而蒸汽机发明和改良则离不开热力学的理论。而当时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类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如此，印度如此、阿拉伯世界亦如此，后两处并没有《易经》，同样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萌芽，就足见《易经》至少不是罪魁。

　　那么《易经》是不是“从犯”？似乎也不尽然。杨振宁先生在打《易经》的“屁股”时，有三个主要的理由，一是说《易经》中只有归纳而无演绎，不利于近代科学的诞生；但我认为，《易经》中卦象的推演，举一反三，要说全是归纳，未免牵强。

　　二是说《易经》中倡导天人合一，把人世间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而无法像西方近代科学那样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这也恐怕是忽视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古代科技与近现代科学都必然要以认识规律为依据，只是前者囿于数学的不发达，无法将规律量化、系统化，不能建立健全的理论体系而已。以建筑学为例，中国古代不仅有经典之作，也有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两部专业书籍，只是没有上升为力学理论、美学理论，却不能说没有认识事物的规律。

　　至于第三个理由，即所谓中国传统将近代科学发明看作是“奇技淫巧”，与其勉强说是受了《易经》等传统经典的影响，则不如说是输入“发明”，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对生活和生产几乎毫无用处；而后来证明火枪能杀人，机器能提高效率，则竭力鼓吹引进。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能在古代科技发达的中国萌芽，杨振宁先生作为科学家，对此作出思考并无不妥。但认为《易经》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似乎有些武断。上世纪初，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提到一位自然科学家贸然闯入哲学领域作出草率论断时，认为其不宜忘记自然科学家之本分。此番关于科学进步的探讨，自然科学家抡起板子，却打了传统哲学著作的“屁股”，恐怕还是打错了。[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