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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博士：科学与宗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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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4-11-09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博士“竺可桢科学史讲座”
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正因为其远离日常事物，正因为它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开设的“竺可桢科学史讲座”于今年１０月重新恢复。该活动曾于２００１年开始举办，它立足于科学史学科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发展目标，介绍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和重要成果，以及相关的科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进展和问题。这一次讲座聘请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博士，他的讲座课题围绕“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１０月１７日，陈博士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做了《西方科学的宗教与哲学渊源》的演讲。虽然是一早开始，但报告厅座无虚席，看到了科学史界许多重要学者的身影，中国科协的领导也以个人身份前来聆听演讲。
陈方正教授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１９５８年赴美后，在哈佛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获物理学学术及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后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等。
问：您此次来到北京除主持自然科学史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外，还有一系列的科学与文化交流活动，您对您所接触的学生或听众，有什么印象？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有什么印象？
答：我觉得大家对我演讲的题目都还很有兴趣，因为听众中很多不是做科学史研究的，因此他们所提的没有科学史方面比较深入的学术问题，都是听众关心的一般性问题，这也表示他们对演讲题目很有兴趣。
科学史的研究在国内还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中国的科学史一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为止几乎完全是限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对西方的科学史，我感觉好像完全没有人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有人做近代的科学史，也就是２０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对西方科学史的关注和研究我想应该是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我也是很晚才对西方科学史发生兴趣的。在研究水平上，因为是开始不久，只能是慢慢提高。毕竟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去研究人家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中国人那么看重科学，并且讲到“科教兴国”，那么科学的历史还是应该要去研究。
问：您讲到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宗教对科学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为什么中国的宗教没有成为近代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动力？
答：中国的宗教从来不是思想上的主流，没有在思想上占主导的地位。我们的佛教、道教实际上是当时的大传统，可是这个大传统不是独立的，而是给皇帝压制的，所以我说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一个主导地位。譬如，唐朝的皇帝信奉道教，隋朝的皇帝信奉佛教，可是他们自己信归信，道教和佛教还是在他们的管制之下，它们是不能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朝廷把它牢牢的管住，不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在传统中国，宗教始终是受政治压制的，佛道乃至其它林林总总的教派都不例外。所以那些民间的道观、寺庙、书院都不可能获得稳固经济基础和相对独立地位，更无法变得悠久、强大，因而也就无法如古欧洲大教堂、修道院、大学那样的，可以长期包容、培育学术发展的体制。
问：那么您认为在科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现在科学家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没有意义呢？那么我说还是有的。比如说爱因斯坦还是讲他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那么现在科学家的宗教情怀对他们还是重要的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科学发展我说有宗教这个向导，那么现在没有这个向导了。现在学习科学研究科学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说现在推动科学的动力基本上是它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那么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怀可能只是个人的事情，到底科学与宗教情怀之间还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答案是：凡是真正直接有用的东西，你直接可以看见的有用的科学都不是最基本的科学。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正因为其远离日常事物，正因为它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洛伦兹的混沌、孟德布洛的分形等等，在其发现之初都是如此，都纯属“无用之用”，至于其后来成为举世科学家、工程师所不可或缺的理论，则非始料所及。而对最根本的科学的原理的钻研是很苦的事情，而且是很孤独，很容易失败的事情。如果要有人愿意去做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一种对世界上一般的实用、现实的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的执着追求的理念。
问：你认为在西方科学历史上，科学中心是随着社会环境而不断转移的，那么科学的发展跟社会文化环境有怎样的关系？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合科学的发展吗？
答：历史上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科学只是极少数学者、知识分子的个人追求。对社会大众来讲，对当时的君主来讲，它是好玩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没有必要支持，有时候还要来压迫和阻挠，所以那些科学家的科学中心要转移。那么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在谁都知道科学非常重要，没有必要去转移了。从前科学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很多时候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是偶然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没有偶然的事情。你吸引科学家，支持科学发展还来不及呢。
问：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科技史界和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你能谈谈你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吗？
答：我的看法，第一，应该问“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不是问“为什么不在东方出现”，以中国为中心来讨论其科学落后的原因是不足够的。第二，“李约瑟难题”的讲法是不合适的，叫“李约瑟问题”更适合一点。“难题”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认为一定是有唯一确定答案的。“问题”是不一定有答案的，但是没有答案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去研究它，研究以后你自己也会有若干的答案，可是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答案，你可以提出几个可能性来，你不知道哪一个可能性是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可能性是不重要的。你只能去研究它，然后说出几个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没出现在中国的可能性。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这样。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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