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沟通很重要

　　不久前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理由有：一是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换句话说是比较注重实际的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四是中国传统里面没有推演式的思维方式；五是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杨先生的谈话一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赞成者有之，但也有不少人很激烈地反对其观点。
　　因为这一席谈话，清华大学近日为此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杨振宁、董光壁、陈方正等学者、专家与百余名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
　　不管对杨振宁的说法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即：杨振宁以他的影响力促进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沟通，这种沟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好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刘钝说，有科学家主动关心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让人太欣慰了。这不由让人想起了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著名报告——“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斯诺是第一个将这种文化割裂现象指出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割裂、天然的敌视、互相不了解、互相不沟通，形成了两种文化，一种叫科学文化，一种叫人文文化。杨振宁先生这件事的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物理大师，带头说这样的话，即使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论，也是有益的。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