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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鸿烈近影 |
今年3月20日到6月20日，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内有关单位，要对珠穆朗玛峰地区开展一次综合科学考察。这是本世纪我国首次对珠峰地区进行多学科的考察，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考察。发起这次珠峰考察活动的背景是什么？有何重大意义？笔者就此访问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
●借女子登山队帮助开展考察
笔者：为什么今年要组织珠峰科考？
孙鸿烈：这次之所以选择去珠峰科考，因为科学院第一次组织青藏科考到现在正好3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时机。另外，今年中国有女子登山队要登珠峰。珠峰这个地区很特殊，海拔特高，假如没有登山队这个活动，我们科考人员去考察珠峰就相当困难。有了女子登山队，她们可能帮助我们考察和搬运一些东西，这样才有这个可能性。
笔者：现在我们的科考手段和装备，比过去有什么不同？
孙鸿烈：作为科考来说，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装备。但得备一些压缩的氧气瓶，很小的瓶子。我们在低海拔的地方，在西藏来说是相对低海拔的地区，即海拔5000米以下，你必须适应。你老背着氧气瓶，哪有那么多的氧气供应？5000米以上我们叫特高海拔地区，没有氧气就很困难了。
●再次测定珠峰“身高”
笔者：珠峰科考在整个青藏高原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孙鸿烈：这里高度达到8000米，因此有很多特殊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我们很有兴趣。这里也是冰川存在的地方，冰川的形成、变化，研究起来也非常有意义，它是研究冰川进退演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这次珠峰考察，我们选择了大气物理、大气化学观测研究，还有冰川变化监测研究，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变化研究，地质与地球物理观测研究等方面作为考察内容，这些科学上的问题，意义是很突出的。
笔者：从有关报道看，公众似乎更关心的问题就是珠峰的“身高”。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新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中，标明珠峰长高了2米。这次科考中将用什么标准、什么方法来重新确定珠峰的高度？
孙鸿烈：我们迄今公布的8848.13米的珠峰高度，是30年前测定的。当时用非常精密的测绘技术，交叉测绘这个点的高处，这个点的上面还有登山队员。登山队员爬到珠峰顶上，顺利地在上面树了觇标。否则你没有办法交汇，当交汇以后才能测出来。这次我们要重新测绘珠峰高度，就是要在30年以后看看高程有没有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有的，因为珠峰不断在隆起，至今到底升高了多少，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次再测的目的。
笔者：有关研究表明，珠峰的重金属含量像砷、硒浓度已经超过了长江和黄河，平均每升水中的砷含量，上世纪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增加了10倍，硒的含量增加了4倍，6000米处积雪样品的PH值达到5.8，环境变化如此之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孙鸿烈：这些数字我查了一下，是搞探险的一些人做的。当时他们的判断是这样的：1991年中东那次石油大火，化学元素随着高空气流飘到珠峰沉积下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珠峰这个地方高，很多低平原地区的一些气流所带来的化学元素，是可以往上走的，气流上升以后，带来一些化学元素在高原上空停留下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没有青藏研究，修建青藏铁路有麻烦
笔者：您曾作为整个青藏高原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开拓者之一，当初把青藏高原研究列为国家的一项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其初衷是什么？近30年来，我们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哪些有显示度的工作？
孙鸿烈：我们之所以对青藏高原研究这么重视，首先从国家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青藏高原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4的面积，你要发展它，当然必须对它的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而恰好科学家对它的了解非常少。青藏高原在几千万年前，是个海，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后来变成陆地，隆起为全世界最高的世界屋脊，就牵扯到地壳运动的问题，或者从地球物理学来说，是地球动力学方面的问题，这个地区是研究地球动力学的最好地方。而且，它的环境是全世界很特殊的地方，别的地方很难和它对比，这些问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也很引人注目。所以中国科学院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从六十年代，特别是1973年以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在这个地区做工作。
我想青藏研究，主体就是基础研究，就是探索未知的自然规律；有一些带应用前景的问题，也列入青藏研究的计划里面。例如当初研究青藏冻土的时候，还不是为了修青藏铁路。青藏高原是冻土地区，当时是要研究冻土的分布规律、形成规律和变化的规律，结果现在成了修建青藏铁路的宝贵财富。如果没有那个冻土研究，青藏铁路的修建还真是个麻烦。
孙鸿烈小传
河南濮阳人，生于北京。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起任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助理研究员。197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4年-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被国家科委聘为“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的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