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今天，明成祖朱棣下诏，命郑和下西洋。这年冬季，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从南京龙江关、江苏太仓、福建长乐出发，开始了下西洋的壮举，这是人类大航海史时代的第一次“吃螃蟹”。

　　令人遗憾是，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后中国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流传下来的有关郑和的史料寥寥无几。直到清末民国时期，郑和下西洋事件，才引起学界重视，如100年前，梁启超曾作《郑和传》。

　　上世纪30年代，著名史学家郑鹤声先生在搜集碑刻和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于1945年出版了《郑和》、《郑和遗事汇编》二书，成为郑和研究方面“里程碑”式的力作。上世纪80年代，又推出了多卷本的新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子承父业，从事郑和研究30多年，厚积薄发，写出《郑和全传》，该书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7月7日，郑一钧先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一个研究者眼里的郑和。

　　许多书不算严格意义的郑和传记

　　记者：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中国政府还把7月11日定为中国的航海日。近些年，有关郑和的传记出了不少。您的这本《郑和全传》与那些书相比有什么不同？

　　郑一钧：这本书与以前的郑和传记有很大区别，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结合入情入理的推想，对郑和光辉的一生作了全面、深入而系统的描述，再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丽画卷。以前出版的郑和传记，一类是非小说体，另一类是小说体。非小说体带有学术味道，但又比学术专著通俗。由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档案没有，航海日记也没有留下来，史料很分散也非常少，最有名的是由郑和使团的翻译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写的《星槎胜览》、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这几本书是第一手资料，但却是游记体裁。这就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写郑和传记，不花多年功夫，不可能系统、全面、准确描写出这个历史人物，想走捷径不可能。

　　记者：您怎样评价目前已经出版的郑和传记？

　　郑一钧：目前的一些非小说体的郑和传记，严格上只能算是对郑和下西洋历史上几件大事的叙述，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郑和传记。更有一些人，由于没有研究，就抄袭人家的研究成果。

　　另外一种小说体的郑和传，由于作者掌握资料不全，研究不深，虚构的成分较多，运用史料不够准确。

　　研究郑和，我是子承父业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有关郑和下西洋留下来的史料很少，因此，由专家来写郑和的传记比一般作家要好。

　　郑一钧：写这种传记，首先要有研究，其次还要有较好的文学功底。

　　记者：您的父亲郑鹤声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史学家和郑和研究学者。您从事郑和研究与您的父亲有很大关系吧？

　　郑一钧：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是最早把碑刻等实物资料和《明实录》等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郑和的学者，他第一次把郑和下西洋的年月搞清楚了。他走访了许多地方，搜集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查阅了各大图书馆的资料，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于1945年出版了两部很权威的书：《郑和》和《郑和遗事汇编》，对郑和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新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出版前，研究郑和的学者都必须参考这两本书。我之所以研究郑和，也算是子承父业。

　　记者：那么您研究郑和，与您父亲有什么区别？

　　郑一钧：我是在新中国长大的，因此我在研究郑和时比较注重应用辩证唯物史观。比如，我注意到从明朝初期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两个方面来分析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早在1985年，我第一次提出郑和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的观点。这是有证据的。在1985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论郑和下西洋》的序中，我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并指出15至16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实由郑和航海开其端绪”。在近年及最近一次郑和国际会议上，有人提出这一观念，在一些报道中，还认为这是一个新看法。

　　郑和下西洋是伟大的和平实践

　　记者：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行为，您怎么看？

　　郑一钧：“阳光卫视”曾经推出一部郑和的电视片，反复渲染这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如果研究明朝初年的历史，就会发现，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人类社会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

　　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在海洋上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事之秋”，中国与周边海外国家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如在西南沿海，由于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和中国西南边疆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印半岛以及中国西南沿海地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东南沿海(有时甚至波及北方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当时倭寇入侵烧杀抢掠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各种反明势力活动也十分猖獗。

　　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应对种种来自海上的挑战，明朝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尽量避免以武力解决的和平外交方针。在这一和平外交方针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化以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正是一脉相承的。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不是为了以武力掠夺海外国家的财富，对海外国家实行殖民统治，而是为了应对来自海洋上的挑战，企盼着“静海”，在海外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南京静海寺就是这一伟大和平实践的产物。

　　不能把“闭关锁国”归罪郑和

　　记者：中国在郑和七下西洋后，在明清两代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这使郑和下西洋的行为成为了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有人曾经把闭关锁国归罪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劳民伤财”，您又是怎么看的？

　　郑一钧：并不是因为郑和下西洋造成了财政的紧张、物力不继，而是因为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统治者不再致力于向海洋发展，不再继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和平实践所致，因为闭关锁国有利于当时封建统治者维持千年不变的封建统治秩序。把郑和下西洋的事业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归罪于郑和，是不公正的。导致这一历史遗憾的原因，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及内涵没有关联，正如梁启超100年前讲的：“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说郑和实现了环球航行并不准确

　　记者：英国退役潜水舰长加文·孟席斯用了14年的时间研究郑和，2002年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他认为郑和是环球航行的第一人，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激烈争论，请问，您怎么看？

　　郑一钧：根据我的研究，郑和的船队到过东非，个别船只也去过好望角，但说他们环球航行，目前还缺乏证据。孟席斯说他的证据有2000多个，并且不时还有一些新的证据。但这些证据或没有明确时间、地点，或不是郑和时期的，或经不起认真推敲，有很多想像和猜测的成分。另一方面，由于孟席斯的大胆假设，也有助于推动人们进一步去研究郑和船队的远航是否会有个别分船队航行到比东非更远的地方。此外，孟席斯的书有助于更多的人，尤其是外国人关注郑和，这也是一件好事。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孟席斯的书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激烈争论，通过争论，有助于郑和研究的进一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