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为当今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何炳棣以其非凡的才华与丰硕的成果而成为——代史学大家,先后被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与美国人文院人士。
五十年做学问的经历.五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本身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博大以及各自的局限性,由此提出了相互依存的必要性。何炳棣教授首先开讲.他说,"人文"如文学、哲学之类的东西,可以很深奥,事实上人文仍有极限,最后不能不受到理性的制约,也不能违反逻辑。譬如历史,过去在清华念书时,系主任要学生们多学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如经济学、比较政治制度等学科,对他后来治史有很深远的影响。但台湾史学界近二十年来颇受"历史就是思想"和"只有思想史才是画龙点睛"这类说法的影响。事实上,物质基础、经济,社会、制度部是构成"龙身"的主要部分.就方法而言.二十世纪后,历史的潮流是运用大量的史料作分析研究,这些史料虽然往往是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却可以修正并改善宏观的历史。轮到开讲了,他说,卅年前英国牛津大学学者斯诺写过《Two Cultures》(两种文化),把人文与科技变成两种不同的文化领域,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讨论,因为当时确有这样的现象、在大学中人文与科技的确很难有沟通的机会。不过,又说,我常看到何炳棣的文章,觉得科技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最接近.科技的发展带给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并不代表科技就要打倒人文,因为人的生活不只在于专长,其他方面也很重要。而在当今科技空前发展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有过去的传统文化,也须与人文有更好的沟通.
针对有人认为何炳棣是"向科学投降"的说话,何炳棣反驳说:真正常识丰富、头脑清楚又具有理性的人,不向科学投降"是头脑有问题", "自牛顿以后,哪个不向牛顿投降?达尔文出现后,哪个大师不受他影响?"他又补充道,在人文极为辽阔的领域里,文学、艺术、宗教都不受科学的约限。但是历史、社会科学以及大部分的哲学都必须不违背逻辑、常识和业经证实了科学知识,这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否则,必然是故意偏颇玄远徒劳无功的。他认为: "事头上,人文不但不向科学投降,其最高目的正在从多种学科中寻索道德、正义、人生价值、历史经验等智慧的结晶,以期指导人类如何更有效、更合理地控制不断突飞猛进、可喜或更可忧的科技威力。当今人类的集体精神智源和智慧,显然远远不能控制资讯革命洪流中科技的威力"。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 极大的代价"。故他呼吁加强通识教育,尤其加强人文精神的培植。这场对话引起板大的轰动,当地报纸媒介纷纷报道,《联合报》更以《人文与科技:大师对话——传统"扛"上现代》名之,不少人士指出目前台湾是"阳春科技",只有科技,没有人文。
这场对话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科技发展中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贫乏而引起的普遍关注。比起六十年前在中国知识界曾发生过的"科学与言学"论战,就对于西学知识与方法认知的境界和层次而言,可说都有了大不相同的提升。与何炳棣的对话中,亦涉及了为学方法沦上所谓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并从这种不同角度的观照中,看到了由宏观和微观入手,实际上反映了人文精神的核心即对人本身发展的终极关怀不取向。内在的关怀取向使得他们在寻求各自知识领域的更高境界时,无可回避地碰触到—个基本问题,耶就是对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观选择,这自然与两人在各自的学科中所处的高峰位置有关,处于这种位置,使之得以高屋建瓴、放眼世界,而学贯东西的经历又使之得以以全新的视野,为跨人21世纪的人类社会作出新方向的选择进行思考。这一原创性的过程,也促使他们反省了传承文化在今天存在的依据与价值。—句话,这场对话表明了在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重建与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去年何炳棣教授与李政道教授等受我国政府邀请.参与"黄帝祭陵仪式",他对国内情况十分熟悉,极为关心,一再主张发展现代化,重建人文精神。他指出,在华夏人本主义文化发祥的祖国大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传统的"宗法基因",当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末实现。传统负面的东西对现代化的阻碍还甚大。因此,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强调人文精神对于那些陷于"现代迷惘"的人有发聋振聩的作用,物质文明不能必然地完成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仍未彻底在人们的心灵与生活中消退,中国现代化还面临着一个较大的障碍。有鉴于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何炳棣先生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
金耀基教授9月12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
我这里所说的大学基本上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在19世纪出现的大学,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之所以强调大学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学发展而来,中国过去的太学到后来的国子监,含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或是培养人才的功能,但不是我们现代大学的功能。所以,中国现代的大学基本上是横向的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产物的现代大学,它的源头是从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古是非常黑暗的时期,但当中有一些非常耀眼的灯火在闪亮,那就是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源头。到了十九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大学出现了,最早就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说到柏林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受到它的影响很大,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有很多改革,他曾经考察过德国的大学,受德国影响很大,北京大学与西方的现代大学有密切的接轨。
柏林大学开始都是以人文作为整个知识结构的基础。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走进来了,科学引进现代大学是在柏林大学中开始的。人文和科学在大学知识里面是两座高峰。科学的引进对大学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从德国、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本科教育上抄的是英国,可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开始吸取德国的经验,特别是它的研究生院教育。美国把德国看成是教育的"圣地"。当时美国的大学制度受到德国影响,特别注重文理研究,北京大学也是这样,这个文理,就是科学和人文。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有一个非常轰动的辩论。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话。剑桥大学的斯诺爵士写了一本书,就叫《两种文化》。他指出了人文和科学,现在壁垒森严,科学学者比较了解人文,而人文学者不了解科学。两种文化的争论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际上,大学的知识结构里面,也有这两个文化的对立问题,而且对立得很厉害。
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基本的区别在于,其一是科学的兴起。科学的绝对性胜利,使科学进入到大学体制。以前大学里没有科学。所以中古时期的大学差不多是一个神学的保卫者,它是一个信仰的教育。现代大学则是一个理性的教育。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变革。现代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除了自然科学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变化是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大事情。社会科学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大学知识结构的第三个变化是专业学科的扩大。专业学科大大增长,特别是技术性的学科,像农学、商学院等。大家知道现在大学都在办商学院,这是很赚钱的,不是学校赚钱,而是学生毕业之后很赚钱。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年哈佛大学办商学院的时候,牛津大学当时就认为大学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是哈佛做了。并且今天商学院成了哈佛大学的非常重要的学院,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的重点学科。大学的理念不是不变的,大学的知识结构在变:自然科学进来、社会科学进来、专业学术的扩张。这些扩张基本上把大学里面的人文一步一步地排挤出去,给人文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
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一直在变化,也因此在学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感(tension)。这个紧张感不仅是发生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它也发生在实用和理论之间。这方面的紧张感是非常大的。这种紧张感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最大的紧张感还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现代大学比中古大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古型大学基本上是教育,重视teaching。韩愈写《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但是现代大学不同,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基本上是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也就是研究问题。所以,现代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型的。这时老师的任务就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把人类的知识解释清楚。蔡元培先生当时认为:北大要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大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在蔡先生主持北大以前,全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一家可以称得上"研究"的。现代大学是研究大学,不止是teaching。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在研究型大学里面,教学与研究越来越重要,有些教授差不多都不教书了,都在做研究。 过去科学在世界之中 现在世界在科学之中
刚才我讲的是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现在我谈谈知识本身的变化。在大学的知识里面,科学是典范之学。这种知识的科学典范对我们人文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培植人才,培养人的个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好,孔夫子也好,都是谈这些问题。欧美教育的传统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更是如此。在香港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就讲,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人统,第二个系统是事统,第三个系统是学统。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人统,教你如何做人。我们过去读圣贤书,学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人统是中国教育里面的根本,事统是告诉你如何做事的。还有一个学统,讲如何做学问,它在三统里面处于最末的位置。但是在现代大学里面最强调的就是学统。例如,现代大学里面的文学、历史就是学统。西方原来一直是以人文为主,但是科学在进入大学课堂之后,慢慢就把人文给压下去了。现代大学里面可以教人们如何做人,但是没有办法开课。大学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重新安排了。
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发生在大学校门之外。而今天我们所发生的资讯革命也好,知识经济也好,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大学之内。大学本身变成了一个知识的生产场所。有人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过去科学在世界之中,现在世界在科学之中。一些学者非常自信地提出来,这种知识就是科学,是真正决定世界文明的主要因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文在大学占什么位置?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在科学的大力渗透之下,越来越变成一种知性的混合体,讲学统不讲人统,大学里面已经出现知识排他性的倾向,这种排他性体现在:只有科学这种形态才是知识,科学等于知识,其它不是知识。哈贝马斯不只一次地讲: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但现在科学占据统治地位,人文退居第二。
而随着社会科学的加入,大学的天下又变成三分,三国演义了。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里面,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重要位置。那么人文的位置在哪里?在现代大学,科学观念的统治地位对人文是一个挑战,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科学里面去,人文学科现在也开始被科学渗透,人文学科为了要保护自己,要生存,要表明自己也是科学知识,然后才能拿到一点点科研经费。在知识的科学范畴之下,科学成为唯一的知识。在这种严谨的科学排他性的知识面前,人文学者已变得不懂知识。你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知者",才有在大学的一席之地。人文学者以前是唯一的智者,现在倒过来被剥夺,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符号。在知识以一种凯旋的姿态往前走的时候,人文学者不敢跟上去,以为自己不是一个知识人,人文学者好像是在博物馆里看门。这种心态是在唯科学的知识范畴压迫下的悲惨下场。
大学教育的四个learn
那么,人文学科究竟怎样定性,人文教育怎样定位呢?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回避的。我们承认科学是人类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的确对人类文明的进展起着重大的作用,有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今天科技飞跃的进步,所以就像剑桥有一位教授说,科学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应用科学帮助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科学是人类发展、积累下来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说,科学这种知识不是万能的,科学不是等同于知识。当年胡适之在新文化运动时就讲,科学是万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上它。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许多人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这是科学主义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今天,科学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但我认为,科学不等于知识,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尤其不能出现把科学作为整个大学全部内容的单面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讨论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说,教育有四个重要的领域,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四?quot;learn",第一个就是learn to know,告诉你怎样知道这些知识,得到这些知识。第二个是learn to do,告诉你如何学会去做事。第三个就是learn totogether,告诉你怎样和别人生活在一起。这个learn to together不仅仅是指人类,而且也指人类和动物之间如何共存。最后一个就是learnto be,就是告诉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提议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下,你不学会learn to together,你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这就需要我们在将来的社会中怎样去learnto together。
How to be里面牵涉到超越科学范例的知识结构,如果纯粹的科学范例知识不改变的话,我们就无法去处理这四?quot;learn"。这些问题是大学教育必须要考虑到的。大学教育不但要有知识,而且要处理好learn和being的关系。今天我们怎样办好大学?我们要培植大学生的智慧,这就牵涉到人的本性、人的潜能,包括他的知性活动、情感和体能,甚至包括他的精神,今天我们大家都讲智慧。以前大家都是看IQ,看IQ高不高,但是EQ低了也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李白的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是从多维的角度来看,不是从单方面看。大学不是一个单纯的"知性混合体",它是一个多维的东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判断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当然科学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人文的作用。人类的前途不单是由科学来决定的。现代大学要给大学生一个全面的教育,让大学生全面发展。美国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现在最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人认为这是"完整教育",也有人认为这是"完人教育"。有人认为人文知识是决定整个人类文明的主要因素。人文培植一个人的思维和性格。中华五千年文明基本上是人文来创造的。因为人文这个东西只有在时间久了之后才能产生出效果,不像科学很快就能产生出效果。人文凭借美学和伦理学对怎样做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目标。美学讨论什么是美的,伦理学讨论什么是善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大学变成一个"知性的混合体",那么就只有真,没有善和美了。托尔斯泰曾讲过:科学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给我们人生中的大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生活。这些问题科学都不能告诉你答案。科学只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目标。以前人类社会都是用道德价值来判断一切问题,但是现在不行了,科学理性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大家想一想,文天祥在那么严峻的条件下能够写出《正气歌》,不就凭借着价值信念在背后支撑着吗!这个东西科学解决不了。人的价值目标不属于科学解决的范围,而是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人文"。人文教育在大学里面不能没有位置。大学虽然不是以人文为主,但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本讲座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文汇报"每周讲演"版和《万象》杂志联合举办。杨风华整理)
讲演者小传
金耀基
1935年生,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金耀基自选集》、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