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动机

　　张海峰 海洋经济学家、中国太平洋学会执行会长、国家海洋局原政治部主任

　　随着7月11日首个“航海日”的到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达至顶峰。期间，有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更有对辉煌之后的历史沉重的反思。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中国人看重的，是历史的镜鉴之效。我们应该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中反思什么，借鉴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胸怀面对“蓝色文明”？我们该树立怎样的海洋观，以享用地球母亲的恩赐？

　　开拓新的海上生命线，我们准备好了吗？海洋发展战略怎样才不成为镜中花、水中月？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怎样既坚持和平崛起，发展中国海洋事业，又不授人以柄……“郑和时代”已成为历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历百年磨难的中华民族正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世界。所谓“时势造英雄”，如今的中国，正期待一个“新郑和时代”的到来！

　　纪念郑和是为寻找历史经验

　　新京报：自去年以来，一系列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全国陆续展开，日前达到高潮。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了凝聚民族精神等层面，还有哪些更实际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海峰：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有失败的教训，也有辉煌之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未来。现在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正是为了吸取那段历史的经验和之后闭关锁国的教训，来更好地描绘我们民族的未来。我认为最具实际战略意义的是海洋，郑和的壮举是和海洋联系在一起的，谁真正拥有了海洋，谁就是强国，中国在历史上由强变弱就是从闭关锁国开始的。

　　新京报：重温这段历史，有哪些经验值得发扬光大，又有哪些教训需要铭刻在心？

　　张海峰：当时的中国经济实力是世界第一的。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欧洲国家的总和，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重温这段历史，我认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要开放，而不能封闭；只有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壮大自己，我们才有希望。

　　新京报：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传统中华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波峰，却没有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原因何在？

　　张海峰：最根本上说是当时的政治腐败。我认为，我们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不仅仅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更应该看到并且好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因为我们祖先的自我封闭，才使得我们失去了开创新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谁重视海洋，谁发展海洋事业，谁就拥有强势；谁放弃海洋，谁漠视海洋，谁就处于弱势。海兴国强，海衰国弱，这是一条根本性的历史经验。

　　以新的海洋观统领 中国海洋事业

　　新京报：现在我们在认识海洋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海峰：人类未来依存的资源还是在海洋。我认为必须从国家的战略决策高度来考虑海洋问题，才能把发展海洋事业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要承认，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停留在“黄土经济”时代：例如从发展贸易的角度看，还有很多人着重于内河贸易和陆地贸易，而对海洋贸易存在不少认识误区。人从海洋中来，最终还是要回到海洋中去。

　　新京报：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张海峰：主要表现在几平局个方面：第一，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海洋国土观，海洋主权和权益观念滞后。按照国际海洋法的规定，我们应该保护管辖区域内的海洋资源，但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现在还是限于近海。第二，对公海资源的认识程度还不够。公海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公海资源。第三，对近海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过去我们认为海洋的自我清洁能力可以消解污染，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

　　新京报：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海洋观？

　　张海峰：我认为海洋观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海洋国土观：根据国际海洋法，除领海以外，沿海国海权包括两部分：一是主权，一是权益。从国际海洋法来讲，沿海国200海里专属区内海洋底层属于主权范围，属于广义上的国土。维护我国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要像维护陆地国土一样，寸土不让，寸土必争，要彻底纠正“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破除只固守“黄土经济”，轻视“蓝色经济”的观念。

　　第二是海洋资源观：人类未来的资源寄希望于海洋。举例来说，按照现在的开发水平再加以提高，海洋蛋白质的利用，可以满足600亿人口的需要，而现在世界人口是60亿。由此可见，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前景看好。

　　新京报：在大的战略方向下，我们具体怎么开发海洋经济，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张海峰：举个例子说，去年我国进口原油将近1.2亿吨，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按照国际标准，进口石油占全部石油消耗的30%，就达到警戒线了。如果国外拿石油卡我们，就容易造成经济上很大的被动。所以我建议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至少在几十年之内，可以缓解资源危机。第二是水。我国是缺水大国。如果能充分利用海水解决用水问题，将大大加速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第三是海底矿藏。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开采海底矿藏方面不占优势，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向深海远洋发展。第四，对于渔业资源，过去以捕捞为主，现在转变为以捕捞和养殖并举，而且将来势必以养殖为主。这是个发展趋势。再有就是海藻的利用问题。如果海藻资源能够利用好，其经济潜力是巨大的，将大大解决我国人均蛋白供应。总之，对于海洋资源利用，我们越是早认识、早觉悟，也就越能早得益。

　　加强海陆统筹 充分利用海洋资源

　　新京报：“海陆统筹”的提法是您最先提出来的，能谈谈当时的想法吗？

　　张海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出于平时在工作和研究中的思考，我提出了“海陆统筹”的观点。

　　新京报：出于职业上的敏感？

　　张海峰：也可以这么说。我感到，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海陆统筹，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没有国家海洋领土的安全，怎么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新京报：海陆统筹居于什么重要位置？

　　张海峰：从国家总体建设来看，海陆统筹是一个事关全局、关系国家总体发展方向的战略问题。几乎可以说，现在世界各国是在抢占海洋。小平同志讲：“发展才是硬道理”，我认为，对海洋来说，开发就是硬道理，开发海洋就是发展海洋。

　　新京报：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张海峰：我想，解决海洋能源问题，是海洋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重点方向；在海洋能利用开发问题上，我们还是有条件解决这几个问题的：一是调整环海经济的布局，给发展海洋能提供空间；二是加强海洋科研力量，满足将来的需要。因为它需要巨额资金和高难度技术投入，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必须由国家来解决。

　　充分利用国际海洋法 保护我海上利益

　　新京报：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中国海运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海峰：现在政府对“人本”的重视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中央到各地以及驻外使领馆都很重视海外发生的侵害中国人权益的案件；但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中国海外利益保护还不是很到位。

　　例如，我国渔民在海上从事捕捞作业，有时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由此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所以就海上不安全因素还很多。

　　新京报：在你看来，影响这些不安全的因素都有哪些？

　　张海峰：除了国家关系因素影响，在正常的贸易关系中，我们对国际海洋法的掌握和运用还存在很大差距，不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侵害自己权利的行为做斗争。第二就是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布局讲，也要转变方向。我们要转向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形成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拳头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安全系数也就大了。

　　设立海洋管理委员会 推动海洋发展大战略

　　新京报：在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全球化战略体系中，我们必须以远远超越郑和时代经略海洋的大智慧、大手笔，来制定推出“海洋发展大战略”。这样的呼声仅仅是口号式的反映，还是有其现实物质基础？

　　张海峰：我是赞成这个提法的。它不只是个口号，实际关系到在国家进行长远规划时怎样设计海洋事业的问题。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从产业上来讲，我们必须想得远、想得高，要从大处着眼，而不能老是小手小脚，用短视的眼光看待海洋发展的战略问题。

　　新京报：有哪些方法步骤保证这个目标不流于口号？

　　张海峰：我认为，最大问题是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观点和想法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低水平层面。说老实话，沿海地区一些老百姓对海洋的认识都比一些官员还高。真正要改变这一点，关键还在于决策部门和职能部门。比如以前为了理顺体制，有关人士曾建议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结果就实现了，而且由总理当组长，两副总理当副组长。海洋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理顺体制的问题：光靠一个海洋局去管理海洋是不行的，而由国家领导人牵头成立海洋管理委员会，来统筹海洋工作，这样很多事情就会好办许多。我相信，只要理顺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海洋事业发展的问题就会好转许多。

　　抓住历史机遇促进和平崛起

　　新京报：毫无疑问，中国还是海洋发展中国家。我们该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和经略我们的海洋发展战略，少走弯路，利用好“后发优势？

　　张海峰：发展海洋经济必须把基础弄清楚。现状是我们发展海洋事业的基础太差，其中集中表现之一就是，有关海洋的基础性资料收集状况很差。海底矿藏、海洋资源、海洋气候等的资料收集没有系统化，更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既然如此，以什么做根据去开展规划？我们心中无数啊！所以我建议首先对这些基础性资料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以免无的放矢。这是必须要作的第一位的事情。第二就是深化海洋改革，加大开发力度，仔细研究我们的国家政策、行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都需要完善。海洋开发法、海洋经济法、海域管理法搞了很多年都还没有出台，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新京报：面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我们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环境中实现中国的海洋战略？

　　张海峰：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看到大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都在重视海洋权益，而且相当多的发达国家认识得比我们早，抓的比我们早，我们千万再不能错过历史给我们的机遇。

　　二是搞好国际合作。这次我们大规模搞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郑和当年下西洋，扮演的是和平使者的角色，而不像其他西方国家进行殖民航海。放眼中国历史几千年，中华文明容纳百川，我们的民族胸怀博大，对内对外都主张“和”的思想，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就主张建设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的内涵，在我看来就是国家不论大小，一旦产生冲突纠纷，大家就应当通过平等谈判来解决。在发展海洋事业方面也是这样。

　　-链接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今昆明市)一回族家庭。郑和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尤其是1399年—1402年，朱棣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功劳，帮助朱棣登上皇位，从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逝世。

　　□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