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又惹恼当局痛斥名不副实的“全职教授”

如果说这些人能把在中国三个月的时间都用在学问上也是好的，可问题是他所谓的来国内，很多情况是跑到乡下去，或跑到其它地方去旅行、游玩。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了1～2个星期，拿了钱就走，把学生一丢，自己出去玩，风气坏的不得了！如果听任这样的风气发展下去，学问很难做好。现在，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一年中能有几个月可以在中国做研究、带学生。

记者：为何这些全职教授热衷于做二流或三流的工作？

丘成桐：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全职教授在中国带学生做的都是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研究工作，而他们在国外却是努力尝试着去做一流的工作。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时间问题，要在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点成果来，只有做二流或三流的研究工作不可，否则怎么能在短期内有一个交代呢？谁都知道要做出一流的工作必须要求科学家长期地参与到实际研究工作中，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才做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

第二是这些人的水平本身也就是二流或者三流的。中国人对权和利看得很重，很多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拿到终身教授这个位置以后，就不太再喜欢做学问了，于是就开始做二流、三流的工作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做出了一流的工作，拿到了终身教授的位置，但这并不代表你以后同样会有很好的成果。很多美国知名教授都是这样，年轻时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到了30～40岁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回来的人的学问，跟中国当地的20～30岁的年轻人的研究水平不相上下，甚至有的人水平还要更差一些。

第三，就是二流或者是三流的工作，在中国更容易不费力气地“过关”。这里面的“花招”有很多，比如把自己在国外做的工作重复一下，或在某个小小的方面改一改；或者文章往往本来用2～3页纸就可以写完了，有人非要写上几百页，以显示其工作的重要性；自己没有做那么多工作没关系，把别人的文章拿过来，改头换面抄一抄，做一点点改动就说成是他的了。现在这种做法很风行，尽管败坏了学风，但是他们反倒成功了。

有些人心里这样想，在中国反正周围的人都在做二流、三流的工作，说不定自己的二流工作可能水平还高一些，所以他到中国来更有“安全感”。而大学的领导又有几个会知道他做二流或三流的工作呢？但在国外就不同了，国外的竞争压力比较大，国外名校的教授都是在做第一流的工作。如果你“偷奸耍滑”做第二流的事情，马上就会被旁边的人或同行看出来，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吸引人才，提高研究水平的关键在哪里？

丘成桐：中国数学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曾有两次高峰和辉煌，都达到了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甚至有所超越。现在的问题是，从前培养下来的一批很好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大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学界又培养了一批留学生，但剩下来的很少，大批在国外。中国数学现在与世界是存在差距的。

要提高研究水平，当然离不开人才。现在一谈到吸引人才，就是钱，这也成为有些人是否回来的标准。他们只是看自己是否能够拿到好处，有没有权、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钱，而主管部门好像又特别关心这些人的报酬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是否真正地在为中国做事。

有的人一年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100万元人民币，这还不是研究经费。100万元也许是一个比较低的估计，我个人认为，至少可以拿到150万元甚至200万元以上。一年的时间里，来中国不超过三个月，到处跑，水平又不怎么样，还要拿走100万元，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让别人又怎么会静下心来做研究呢？更有甚者，有的人在一个大学拿了钱以后，又跑到第二个大学讲，他们会说：人家给了我这么多的钱，你要不要给我同样多的钱？所以，现在有一部分人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如何捞钱上了，还有谁能指望他们能做出像样的学问来呢？尽管现在各种研究经费多得不得了，可是有的人经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用，同时有的人却一点钱都没有，这是很不公平的。

我觉得国家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能够发挥他们特长的条件，真正将研究水平做上去。报酬应该是有的，但不能只讲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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