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份好奇少一点功利中外两位数学大师在京期许数学“更美”

11月12日下午，北京，被称为“华人数学界领袖”的丘成桐携好友“Ricci流之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晨兴数学中心先后作了题为《时空的几何历史》和《Ricci流与几何》的学术报告，并在随后的媒体专访中一致表示，虽然数学研究中的突破总能在其它领域得到关键应用，但数学之美是吸引自己投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数学家成功最好的保障。他们期望，数学和数学研究中“好奇”的成分越来越多，而功利因素能尽可能地减少一些。

丘成桐和汉密尔顿都是全球“重量级”数学家，同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分别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教授。虽然回答记者提问所用的语言一为中文一为英语，对华人数学界情况却都相当了解。如果说丘成桐作为华人数学家，对国内数学界的有关情况耳熟能详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当汉密尔顿用一口悦耳的英语细数华人数学界Ricci流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时，不能不让人感到他对中国友好、亲切的态度。

丘成桐热心于我国的数学事业由来已久，指导的近50名博士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许多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为争取2002年在北京成功召开“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弦理论会议”作出了积极的努力。2004年3月24日，他在北京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并在颁奖大会上作题为《数学和数学在科学技术中的作用》的报告，指出数学不仅是所有科学的表述语言，而且在密码学、飞机和机动车设计、多媒体、金融、通讯和信息安全、空难模拟、大型数据分析、信号分析等部门起着基本的支撑作用。在他看来，数学本身是有序、美妙的科学，将是21世纪最基本的学科，也是所有大国强国肯定要努力发展的学科。

汉密尔顿的话佐证了丘成桐的这一观点。他表示，数学家钻研数学难题，开始往往没有想到应用，但基本上后来数学理论上的突破，总能在有关技术、产品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例如他一位同事建立的一种曲线收缩方程，在洛杉矶一起刑事案件的取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数学理论的某项突破，也可能大大提高卡通电影制作的效率。由于和其它学科相比数学研究需要投入本身不高，“社会完全可以放心支援数学研究”。

在2004年的《数学和数学在科学技术中的作用》报告中，丘成桐曾指出，中国数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领袖人物，唯一活着的世界级数学家是自己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陈先生故去的现在，他的这一感受只有更加强烈。丘成桐当时指出，为了解决领袖人物的问题，许多大学设立了许多访问教授的席位，邀请知名专家来华进行为期一两个月的访问，但中国的科学领袖毕竟只能从全职在中国工作的人中间产生，因此决不能满足于“把著名的名字放在教授名单”上。

对不太知情的公众来说，具体一场争论需要讨论的观点、需要澄清的事实也许确实还有很多，但是期待数学、数学研究乃至包括所有学科在内的学术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早就不仅是学术大师们的心愿，而已成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良好企盼。(本报记者刘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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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再批学术不端：大部分人尚未注意学术不端的恶劣情形

丘成桐最近对国内学术不端行为的批评，在网络和大众媒体上引发了讨论热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也成为一个重点。采访中他从手边拿起一份资料，内容包括正反方的各种评议，从各种渠道收集的相关佐证材料，有中文也有英文，有打印件也有手写复印件，厚厚一叠A4打印纸，大略数数竟有100多页。他表示，所有的反映中，除了部分有理性的讨论, 大部分人还没有注意到全国学术大范围腐败的恶劣情形, 这使他非常失望。

丘成桐指出，国内一些科研和教育机构的人员从事太多商业气味浓郁的“非学术活动”，以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他介绍，数学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oincare猜测”，作为七大“数学世纪难题”之一，100多年没有一个数学家不想解开它，在他的建议下他一位朋友——也就是此次同来的汉密尔顿——创立了Ricci流方程及一整套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走出第一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再沿着已有的方向，做出有史以来第一流的成果，于是在国内晨兴数学中心办了一个开放式的讨论班，吸引了很多青年学者。但后来一些参加的教授感到课题太难、难以发表论文，自己不想继续研究，也不让感兴趣的年轻博士后研究，使这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征服猜想的计划不了了之。甚至坚持在这一方向取得重要进展的青年数学家，也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与鼓励。

“中国数学研究停顿不前及很多有潜力的年轻学子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做有深度的学问，都是不争的事实！”丘成桐在采访中再次提到之前评论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几个观点，例如国内一些“名教授”不花时间参与本科教学、哪个学生有真才实学全不知道，一些导师一个人带30个研究生、精心指导无从谈起的“怪现象”，以及用“亩产万斤”的形式总结论文并进行工作成绩汇报，重要研究方向、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得不到支持等让他感到忧心忡忡的糟糕学风。

丘成桐认为，中国“文革”以前的数学研究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现在研究数学的人员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增加很多，但实际水平反而降下来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不少科研人员过分功利，不能潜下心来投入研究，同时对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不够重视，导致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都在下降。一些“引进”学者“分身有术”，在国外是全职教授，照样和国内大学签“全职教授”的约，这种严重浪费国家资源、给国内青年学者带来沉重心理压力的现象，居然长期以来通行无忌，令人不可思议。(本报记者刘英楠)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