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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攻坚战没有时间表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11-28
“我们的环保工作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干净的空气。” 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余刚教授。他经常遇到类似的咨询，也经常因接触了大量POPs污染案例而痛心不已。 据余刚介绍，这名工人发病前在一家生产多氯联苯的化工厂工作，现在已经被确诊为癌症。“我国应该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彻底削减排放源。”余刚语气急促地说。 中国遭遇双面夹击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国现在开展的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研究还是单个的、片面的，并不是整体全面的。我国只是有部分的研究单位中的一些课题会涉及到POPs的某一方面。中国POPs污染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我们还只能用不清楚来回答。”谈及中国POPs研究现状，余刚显得有些无奈。 “在POPs研究上，我国少数学者对不同的课题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我国进入到环境介质里面的这一类物质的浓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曾在北京东南郊的化工区、金沙江等一些地方做过检测，发现环境中POPs的物质含量还是较高的。一些地区母乳中的含量也比较高，但这些结果都还只能是算作一些个案，不能够说明中国的整体状况，这也是我国目前不能对国内POPs污染的整体状况做出评价的根本问题。我现在了解的是，国家环保总局也希望在‘十一五’期间开展全面的POPs问题调查，现在正在制订计划。”余刚教授对记者说。 “在科研条件上，国内的一些较好的单位是具备研究条件的。但是，比如各地方省、县、市的环境检测部门，较小的科研单位都还不具备这样的科研条件。目前在我国，对POPs的研究条件要求非常高、投入比较大、成本很高，所以只有少数单位可以达到相应的研究条件。”余刚教授说。 在余刚教授看来，我国面临的POPs问题还远不止科研条件的落后。 “我国的环境现状，是各类污染物叠加起来对环境造成影响，这实际上是属于复合污染，也就是常规污染物和包括POPs在内的微量污染物在共同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危害。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情况不同，他们对常规的污染治理问题已经解决，但我们还没有，例如我国还在不断改善的污水处理问题等，在发达国家都已不再成为环境问题了，所以，他们环境研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对微量污染物的控制研究上。”余刚教授说：“在我国，关于微量污染物和POPs现有的标准都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要求企业削减污染源的使用和排放，对判断环境介质里污染物浓度是否超标更是还没有标准，我只能说，我国在POPs的研究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弱。” 余刚教授认为，在POPs问题上，我国不能走像发达国家一样的道路，即等常规的污染控制住了再来解决POPs的问题，这样会使我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时间更久、国家投入的资金更大。“我国应该在解决常规污染问题的同时来解决POPs等微量污染物的问题。目前，联合国列出来的多种污染源在我国都有发现，并且排放量还比较大，有继续污染的可能性。” 向日本学什么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余刚教授不断提到日本在治理POPs上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比如日本，是对POPs的研究以及污染控制做得相当成功的一个国家，他们对本国的POPs详细情况的调查非常清楚。日本成功地把本国的POPs污染源削减了90%以上。” 据介绍，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曾爆发过多次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这些惨痛教训促使日本政府痛下决心，积极应对环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一些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开始调查二恶英排放情况和主要环境介质中的含量。1997年，大阪府能势町在一处焚烧设施的烟气中检出了浓度高达180，150 ng-TEQ/m3的二恶英排放，随后在焚烧设施周围的土壤中也检测出了二恶英，远远高于世界上其它地区所报道的二恶英环境浓度，这引起了日本科学家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日本政府迅速地推出了一系列严格控制二恶英的措施，相继制定了《二恶英对策推进基本指南》和《二恶英对策特别实施法》，确定减排目标为：“在未来的4年中（自1999年起），全国的二恶英排放水平应相对1997年排放水平减少90%。”到2003年，日本二恶英排放量较1997年减少了95.1%，环境介质中二恶英浓度也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日本国民通过饮食每日摄入的二恶英量也逐年下降。 “回顾日本近二十年来对二恶英问题的认识和控制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恶英的减排控制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或者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广、要求齐抓共管的系统工程。”余刚教授说。 余刚教授认为，在日本成功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政府一方面必须在态度上对二恶英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将二恶英问题作为应优先解决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如何解决二恶英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思路。 余刚教授还指出，《指南》和《二恶英法》的制定，为日本后续的减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对后续的各项减排措施的实施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外，日本还制定了环境基准，通过对二恶英的风险评价确定人体每日最大容许摄入量；通过环境调查弄清各种环境介质中的二恶英含量，从而确定各种途径的暴露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针对各种环境介质的二恶英含量标准。先后颁布的一系列二恶英标准监测分析方法，涵盖了大气、土壤、水体、底泥、烟道气、飞灰、水生生物等各种介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日本从事二恶英分析的实验室已超过300家。 “尽管我们在排放源类别、经济水平等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异，但是日本二恶英减排控制工作的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余刚教授说：“在日本，研究人员只要知道一个人一天之中大概吃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计算出这个人一天摄入二恶英的量是多少。但是，对我国来讲，这些都还是模糊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有科学家在做一些POPs物质的检测方法，但研究这些方法的目的还只是为了把我国的基本情况摸清楚。” 余刚指出，从日本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国家法规的颁布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开展各项具体控制、治理工作的前提。没有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对整体情况的把握，是不会有这样大的成效的。他明确指出，我国治理POPs污染的突破点也应该是国家立法的逐步健全。 没有时间表的攻坚战 余刚教授指出，我国应从三个方面入手，推动POPs减排。首先是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尽早确立POPs减排控制思路。由于前期基础较为薄弱，POPs减排控制的具体思路尚未确立。因此应尽快确立POPs减排控制思路，尤其是如何在弄清底数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近期、中期和长期的POPs减排工作计划。 第二，尽快建立部委间协调机制。我国二恶英污染源繁多且复杂，涉及的行业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众多。应建立一个由环保部门牵头、主要相关部委参与的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将这一协调机制制度化，并设立常设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余刚教授认为，在操作层面，中国应该加强监测能力，开展清单调查。监测能力加强方面，我国应尽快建立具有资质的POPs分析检测实验体系，以满足我国POPs减排工作中监测调查的需要。同时可颁布政策，鼓励民间机构自行投资建立实验室，对于通过认证的机构，授予资质允许其进入POPs监测市场。 “在弄清底数的基础上，应根据暴露风险评估和当前环境介质中POPs的存在量综合考虑，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POPs控制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同时，我国应尽早组织力量研究《公约》秘书处已公布的《减排开发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BAT/BEP）导则》，结合我国排放源和行业的具体特点和国内已有的减排技术贮备，制订我国的BAT/BEP导则，用于指导各企业开展POPs减排工作。” 此外，余刚教授认为，POPs减排控制工作不仅要依靠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部门与行业的组织实施，更重要的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民众对于POPs危害的认识、对于国家POPs减排控制工作的认同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将有力推动我国的POPs减排控制工作的开展。在此过程中，传媒和各民间环保组织（NGO）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您心中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中国到哪年就可以做到对POPs污染的全面控制？”记者问。 “现在这样一个时间表在中国来说肯定是不会有的，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也是否定的。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政府认识的程度会带动科学研究发展的进度。在明年上半年，将有一个中国官方的POPs数据公布。我也希望中国能早日实现对POPs的全面控制和治理。” 余刚教授回答。(本报记者 潘希)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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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院士的声音： “老债新账叠加共存的局面使得我国面临全球最严峻、最复杂的环境问题。我国应该出台明文法律，迅速治理和减少POPs这种污染源的存在，对于这种危害性极强的持久性污染物，我们不能再走末端治理的老路，应该将目标直接指向源头。”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钱易用了这样一句话来点明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根本所在。 据有关方面统计，全世界70％的污染是由化学工程造成的。记者了解到，我国化工生产中的氯碱行业、染料行业、有机氯生产及造纸废水，都是持久性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可以说中国当前二恶英、呋喃的污染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因为污染，化工的传统工艺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 “绿色化工虽然是在近十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它迅速发展成为当前化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世界各国化工界已把‘化工绿色化’作为21世纪化工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张懿说到。 所谓“绿色化工”，张懿院士的解释是：从工艺源头上就开始运用环保的理念，进行生产过程的优化集成，并在充分了解物流走向后进行能量的梯级利用和废物的再利用，变废为宝。 绿色化工的兴起，使化工业环境污染的治理由“先污染后治理”转向“从源头上根治环境污染”。张懿院士说：“绿色化工的提出，不仅是环境保护的推动，同时也是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降低日益增加的环境监测、废物处理以及人身保健、社区安全保险等费用的推动。这个理念的提出，为人类解决化学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斯德哥尔摩公约》在中国生效已经整一年的时间了，但是履约工作仍会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更需要国内学术界能够拿出科学依据来为决策服务。同时，我国还必须在《公约》规定的时间内拿出完整的POPs物质的存在及排放清单，以及消除POPs的国家行动方案，这同样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持。”钱易院士说。 钱易院士指出，同科技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目前环境问题研究的主要差距包括：原创性基础研究欠缺，手段相对落后；缺乏大跨度学科交叉的系统综合研究；偏重末端治理，忽视全过程和区域性控制；缺乏全球视野，参与国际计划能力不足；长期、连续、动态的基础数据积累不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技术与成套装备；科技对政府决策的支撑薄弱。可以说，生态与环境科技尚未形成适合国情和适应发展的生态与环境科技体系。 钱易院士认为，我国应该加强对POPs物质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监测分析技术、产生源调查、环境本底数据采集、迁移和毒性、污染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POPs数据信息支持系统和监控网络。增加对POPs污染物处置技术研究的国家资助和指导，研究适合国情的POPs销毁和替代技术，尽可能从源头减少消除POPs的排放及污染。 小资料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英文是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缩写即为POPs，目前有12种臭名昭著的成员，它们是滴滴涕DDT、狄氏剂dieldrin、异狄氏剂endrin、艾氏剂aldrin、氯丹chlordane、七氯heptachlor、六氯代苯hexachlorobenzene (HCB)、灭蚁灵mirex、毒杀酚camphechlor、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二恶英dioxinds和呋喃furans。前9种主要作为杀虫剂，多氯联苯为工业化学品，最后两种为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无意生产的副产品。(本报记者 潘希) [科学时报] 对抗POPs 中国在行动 生存？毁灭？ 11月11日，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由于数字形式上为4个1的并列式，故被戏称为“光棍节”。而2005年的11月11日，同时也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下简称《POPs公约》）在中国生效一周年的日子。这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演绎起来，却还真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正是滴滴涕、多氯联苯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为主凶的“环境荷尔蒙”对生物的性别发育形成干扰，改变性别比。目前，整体生物界的雌性化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不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绝非仅仅使生物种群雌性化这么简单，POPs的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能力使其对人类和野生动物产生大范围、长时间的危害，造成人体内分泌系统紊乱，破坏生殖和免疫系统，并诱发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其直接的毒害和潜在的威胁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1962年至1971年，美国在越南北部喷洒了4163万升含有二恶英的脱叶剂，使至少100万人身患精神错乱、癌症、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等疾病；同时，造成了数十万计的畸形儿；几十年过去了，曾经茂盛的红树林如今仍然是不毛之地； 1968年，日本九州有23个府县的居民食用了含多氯联苯的米糠油，结果有上千人中毒，约20人死亡； 1998年至1999年，在德国、比利时等国先后发生人和家禽二恶英中毒及多氯联苯中毒等恶性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比利时畜牧业损失就高达15亿欧元。 …… 据统计，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已经发生了60多起严重的有害化学污染物事件，导致40万至50万人生病，10多万人死亡。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2004年10月18日公布的一份验血结果更是让人吃惊：欧盟13个国家环境部长的血液中含有包括滴滴涕在内的55种有害甚至致癌物质。而在此之前的2003年，欧盟环境专员、49岁的瑞典人玛格特·沃尔斯特龙在自己体内就检出了包括滴滴涕和多氯联苯在内的28种有害物质，而且她怀疑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通过哺乳而吸收了这些有害物质。这还是在POPs控制减排走在世界前列的欧洲，是各自国家专管环保的高级官员，如此类推，别的地方、别的人境况如何真是不敢想象。“在所有人为因素向环境释放的污染物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最危险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普费尔如是说。 环顾周围，审视自身，POPs——被人类或有意或无意制造出来的有机污染物，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后肆虐的“幽灵”，渔夫揭开宝瓶封印后窜出的“恶魔”，很快就挣脱了人类的控制，为害人间。 面对POPs的步步紧逼，人类已经没有退路。 攻守同盟 在POPs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人类终于形成攻守同盟，不分国家、民族、地域、宗教，一场全球战争正在展开。《POPs公约》于2001年5月22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过，这是继1987年《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第三个具有强制性减排要求的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对有毒化学品采取优先控制行动的重要步骤。 《POPs公约》中提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孤立解决本国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问题。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了《POPs公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作为第一批签约国之一签署公约后，2004年6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了公约；2004年8月13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书。按照规定，《POPs公约》于90天后的2004年11月11日正式对中国生效。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说，中国政府对POPs问题高度重视，认识到对POPs的控制应该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包括POPs的生产、流通和使用、进出口、排放、库存和废弃处置以及替代品开发等，它既是一个环境安全问题，又关系到人体健康、产业发展与贸易问题。中国于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环保总局、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建设部、海关总署、电监会等11个相关部委组成的国家履约工作协调组，成立了履约领导小组及履约办公室，加强了POPs履约工作。同时，中国还加强了同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意、加、美、日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增加宣传和培训，提高公众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全球携手，共谋POPs履约大业的国际大气候已经形成，这场全人类与POPs间的战役正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 挑战机遇 我国的白蚁危害非常严重，POPs中的氯丹、灭蚁灵长期以来被作为防治白蚁的特效药广泛使用于建筑、水坝保护中，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在土壤和水质中遗毒非浅。白蚁要治，环境更要保护，履约办工作人员介绍，我国正在实施的中国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示范项目所采用的技术路线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综合虫害防治理念：政策上进一步修订完善有关白蚁防治的技术标准，联合有关大学、白蚁防治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把饵剂系统作为淘汰氯丹和灭蚁灵核心替代技术，采用在环境中残留时间短、毒性小的氟铃脲等生物药剂进行对于白蚁的防治工作,饵剂监测系统安装后能连续对白蚁的危害进行监测和灭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将目前防治白蚁主要采用的氯丹等化学屏障替换为物理屏障，如盖房子时在地基铺上厚厚一层沙子或周边布设不锈钢网等，在建筑法规方面完善执行。同时，从源头实现控制，对目前全国仍在生产氯丹和灭蚁灵的9家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将于近期关闭最大的一家生产企业，对于企业生产设备予以拆除，污染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大国来说，《POPs公约》既是机遇，也是挑战。POPs履约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提供技术援助以及新的、额外的资金资源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所涉及的全部增量成本，这为我国利用公约资金机制及双边、多边合作来解决国内POPs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气候；另一方面，《POPs公约》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而我国目前正面临和全力应对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传统环境污染问题。在传统环境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与POPs相关基础研究严重滞后的现阶段，我国削减POPs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 履约之路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水泥、氯碱和钢铁生产国之一，其生产过程都可能排放二恶英和呋喃。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在20世纪60～80年代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农药主要是有机氯农药，工业化生产过滴滴涕、毒杀酚、六氯苯、氯丹、七氯和灭蚁灵。其中滴滴涕曾经作为主导农药，30多年来，我国累计施用滴滴涕约40多万吨，占国际用量的20%。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指出，即使在禁用滴滴涕10年后，一些地区的土壤残留量仍在1mg/kg以上；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一些地区村民私自在路边、农田拆解含有多氯联苯的电力电容器，泄漏的多氯联苯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滴滴涕、二恶英等POPs恶性污染物已经或还在通过食物链危及人体健康，由POPs所形成的潜在威胁和影响将威胁下几代人。 如上而言，我国的POPs存在总量大、涉及面广，同时前期基础薄弱、现有记录少，淘汰和削减任务非常艰巨。在履约面临着的巨大挑战中，缺乏污染的第一手资料和POPs的基础研究薄弱是最大的障碍，开展POPs的环境安全、演变趋势和控制原理研究，是确保我国环境安全、履行《POPs公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POPs履约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十一五”期间，我国POPs控制的重点工作包括建立履约管理和监督体系、针对多氯联苯管理和处置、白蚁控制领域氯丹灭蚁灵替代、特殊用途滴滴涕淘汰、废弃POPs处置、医疗废物处置，以及冶金、造纸、水泥和化工等生产过程中二恶英减排等问题开展示范活动。这些活动将对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张力军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时面临着淘汰与削减现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预防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双重挑战，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理念经验，都存在相当的困难和障碍。为此，需要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克服困难，清除障碍。张力军强调，POPs履约活动涉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众多政府部门，是一个难度大、极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完善、强化过去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措施，更需要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中寻找出路。 正如著名的苏菲基金会所言：“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22%，加之中国空前高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在环保方面作出的抉择将影响全人类的未来。”(本报记者 任黎明) [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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