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陈宜瑜（左）与受到基金资助的科研人员在一起。

　　本报记者罗晖 刘莉

　　不少发达国家在刚起步阶段，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大都占到了整个R&D经费的20%—25%，我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投入量是很少的，不会超过10%。说起整个社会普遍对基础研究的不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科院院士陈宜瑜代表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真是很着急，基础研究为什么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要知道，基础研究可是创新最根本的源头。”

　　基础研究进入“双力驱动”时代

　　按照陈宜瑜的分析，基础研究得不到重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包括领导层、科研管理者甚至科研人员自身，都存在着对基础研究的概念认识不清的问题，错误地将基础研究等同于基础科学甚至是基础学科研究。

　　陈宜瑜解释说，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是对自然科学门类的划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是对研究活动属性的划分。任何门类科学都包括这些属性的研究，无论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吸收再创新，都存在着一个对规律的重新认识，可以说基础研究是无处不在的。

　　陈宜瑜说，现在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好像基础研究都是科学家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干活。其实，牛顿、达芬奇、哥白尼那贵族式的研究方式早已经过去。基础研究所关注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从上个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就是开展基础研究的目的，已逐步从单纯满足科学家深化对自然现象和规律认识的兴趣，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力竞争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已经大大超过单纯的科学自身发展的吸引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将基础研究区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不能狭义地看待基础研究，认为基础研究都是像陈景润做的1+1等于2，不当饭吃。”比如，暗物质、暗能量这种看起来很纯粹的基础研究，也很可能是人类寻找新能源的前期工作。再比如在西部地区进行植树造林的过程中，要想知道究竟该种什么树，如何治理，就必须研究某种植物的生长过程、生态特性。这本身就需要依靠基础研究，而不能靠领导拍脑袋。“现在河西走廊大面积种杨树，一棵杨树一天就要“喝”掉1吨水，结果必然导致越种树，水资源越缺乏。”

　　陈宜瑜还特别提到对基础研究的错误认识，即片面地理解“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主要是针对重点领域部署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学科发展。

　　在当代科技发展中，学科间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断增强。如果各学科不能均衡发展，个别弱势学科或落后学科就可能制约科技的整体发展，影响对复杂对象的深入研究，影响对科学规律整体认识的深化，这就类似“木桶效应”。因此，他认为，基础研究的学科发展布局必须坚持均衡协调发展。“保证多数学科都不偏废，多数学科都能跟上国际的发展速度，否则20年以后，我们吃亏就吃大了。”

　　浮躁不单是科学家的错

　　现在社会上对科学界的浮躁现象颇有微词。陈宜瑜“辩解”说，这也不单单是科学家的错，科技评价体系存在很大问题，“罪过”不小。

　　“罪过”一：唯以论文论英雄

　　“对科学家两年考核一次，要求有多少成果，发多少文章，博士生没有两篇SCI文章就不能拿学位，连临床医生评定职称时也有文章数量的要求，刊物还有审稿、发稿的周期，这种做法根本不符合科学规律。”陈宜瑜说，陈景润如果在这个环境中，很难在歌德巴赫猜想上取得重大进展。当时那个年代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潜心搞研究，花上10年、20年时间研究他的数学难题。现在我们的青年科学家，两年就要完成多少SCI的文章，逼着他去找那些简单的课题，尽快完成考核指标。要实在完不成，只好去拼凑，也有些人会去抄别人的东西。

　　“罪过”二：不承认差别

　　陈宜瑜认为，评价体系中另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是，不承认差别，过度强调刊物的“影响因子”点数。细胞研究、基因研究，没有区域特征，点数可以达到40、50，而生态学等学科因为有明显的地域性，其点数能到3就不错了。

　　“罪过”三：《科学》、《自然》盲目崇拜

　　《科学》、《自然》这种刊物，带有一定的科普性质，通常是以热点为主，除了科学性以外，还讲究兴趣。陈宜瑜说，我们现在把《科学》、《自然》捧得太高了。比如一个化石，哪怕只是一个发现，也可以登一个封面文章，但其科学价值，比一些专业刊物上的文章要低许多。

　　陈宜瑜分析说，我们的科研项目中有70%—80%是跟踪国外的技术，跟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的，有些重复是不得不重复，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简单的重复，而这与当前的评价体系不无关系，因为重复更容易成功。

　　他认为，目前的评价体系很容易造成大成果的流失。为了满足考核要求，有些科学家把一个大成果切成好几篇文章，数量上去了，分量却降低了。有时刚刚出现一些原始性创新的苗头，就急着写文章，但是只能发表在层次相对低一点的刊物上。国外的人就在他成果的基础上，把他想做的更高层的研究做了，发表在了更高层次的刊物上，非常可惜。

　　一年的经费如何维持三年的科研

　　陈宜瑜说，他主张给课题，就要给足经费。现在科学家60%%的时间都在自己写申请书，评人家的申请书。能留给自己做研究的大概只有30%到40%的时间，这是极大的浪费。

　　他透露，自然基金委的平均资助强度大概只有20万元/项，今年也许会多一点。20万的概念就是支持3个人的课题组维持一年的经费，剩下还有两年的时间必须找到另外的2/3支持，才能支持他做下去。这就导致必须再去拿另外的项目，重复拿钱，重复交账。在一个主题上不可能做得很深入，为了拿到经费，好一点的可能从相关的地方拿钱，差一点的可能从离得很远的学科拿钱。精力浪费了，研究也不集中。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成果上面往往有许多支持单位的原因。

　　“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只打上是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因为我们给的钱不足以维持项目组的生存。我们也没办法要求他们不再去拿其他项目。”对此，陈宜瑜显得多少有些无奈。

　　对于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率，陈宜瑜坚持认为20%%是合适的，不会提高。资助率太高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低水平的项目也进来了，另一个后果是会引发社会需求的过度增长。

　　陈宜瑜说，2004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有4万项，到2005年就达到了5.5万项，社会需求的过度增长势必浪费评审资源。在去年的第一轮评审中，一共有25万科学家参与。

　　他表示，如果国家增加投入，在资助率不增长的前提下，他们将把钱用在加大资助强度上。今年希望平均资助强度达到30万元/项，“十一五”末期达到50万/项。(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