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麻晓东
在2006年初刚刚面世的《竺可桢全集》第6、第7卷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特别为这两卷《全集》加制了腰封，在一幅日记手迹的背景上，清晰地印下了这样三句话：“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
《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6、第7卷分别为《竺可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第一、第二集，这也是首次以全貌公诸于世的竺可桢日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看到新书之后，对《全集》的编辑和出版的质量给予了肯定，并指出“竺老的精神感人至深，《全集》出版不仅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而且将激励世人学习和继承竺老的求是精神，意义十分深远。”
虽然在2001年开始着手编纂《全集》之时，主编樊洪业先生就已预料到《日记》的编辑工作会更加困难，然而实际工作中所遭遇的艰辛仍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估计，在数十位文稿编纂组成员与出版社编辑五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终于翻开了这尘封已久的宝贵史料。这两集日记的问世，不仅达成了众多史学工作者20年来期盼的夙愿，一座科学文化历史宝藏的大门也就此为世人打开。
“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
竺可桢记日记的起始时间，据说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期，但他早年的日记焚于1923年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一次学校失火中。而1923～1935年间的日记，据竺可桢在后来的日记中透露是遗失在抗战西迁之后。因此，存下来的只有1936年以后的日记，这部分日记极少间断和丢失，坚持数十年，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留存下来的竺可桢日记的文字总量约有1000万字，与其他名人的日记相比，具有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笔下人物多等突出特点。
与有准备给别人看的胡适日记不同，竺可桢日记生前从未示人，1978年，人们方从竺家得知有此遗存。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册摘编本《竺可桢日记》，虽然只占日记全文的三分之一，但从事20世纪中国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已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樊洪业向记者表示，像竺老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他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既是他个人的，也是属于那一代怀抱科学救国理想的老一代科学家群体的，他大量的著作和日记能够留存下来，其史料价值当然是极其宝贵的。在《关于竺可桢日记》一文中，樊洪业则更加精辟地指出：“以竺可桢的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和丰富阅历而论，以其日记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论，目今可见国人之日记，恐难有与其相比肩者。”
而面对这样一部时间跨度长达38年、内容超过1000万字的私藏日记，其整理、编辑、出版的难度又将怎样呢？
内容整旧如旧 保留历史原貌
《竺可桢全集》是在叶笃正、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等十几位院士联名建议之下启动的一项科学文化工程。竺可桢日记则是这一工程的主体。
“整理日记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辨读。”樊洪业告诉记者，竺老的日记虽然篇幅大多工整、清爽，但作为私人日记，在记述时往往会根据个人习惯运用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的字体，并且还常常出现英文，时有俄文、德文、法文等外文与中文混用的情况，此外，还有很多方言及专业名词夹杂其中，因此，辨读起来在各方面都会遇到困难。
与辨读中遇到的困难相比，如何制定一个适宜的编辑规范则是文稿编纂组专家们需要面对的更大挑战。樊洪业说，《日记》经历了38年的历史变迁，而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也在日记中有明显的体现，从科学的符号、公式和概念用语，到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些名词、称呼等。因为竺老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日记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而各个领域的名词术语都是在不断变迁之中，例如“氧气”用为“养气”、“阶段”用为“阶级”、“功课”用为“工课”等。在初稿的编辑过程中，编订者一开始会以为这些是错的，并且往往根据现有行文习惯做了改动，但在编辑了一定数量的《日记》后，意识到这种改动是错误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当时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因此又重新更改回原文。此刻，文稿编纂组专家也与出版社达成了高度一致，即不能按照现行的出版编辑规范来加工《日记》，而就在确定这一规范的摸索过程中，《日记》的整理编辑工作已经反复从头进行了几遍。
《全集》出版编辑组组长、上海科教出版社副总编潘涛博士介绍说，《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人史料性的文字，这就要求编辑们不仅要掌握竺老一些个人记述的习惯，还要了解当时历史时代中大量的相关知识，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习过程，只有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他也非常认同主编樊洪业就编辑《日记》工作提出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编者不是在给竺老改作文，而是要抱着对待一件文物的态度来整理日记，不是整旧如新，而是要整旧如旧，保持历史的原貌。
旧人行踪何处觅？
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
竺可桢日记中涉及了大量的人物，大约每一卷《日记》中记入的人物就有数千人之多，因此，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他们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每卷《日记》最后都附列了“人名简释表”，而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也称得上超乎想象。《全集》副主编竺安（竺可桢之子）亲自整理了《日记》第一卷1936年部分的初稿，即便对他来说，很多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名也使他感觉到非常吃力。
《日记》中出现的人名有字、有号、有别称、有昵称，还有很多只凭发音记下来的错名，文稿编纂组首先请人从每年的日记中把所有出现的人名用电脑制成表格，然后再根据每个人出现的频率进行选择，将出现频率高的人名优先列入到“人名简释表”中。然后要充分利用日记中的记述尽力查明每个人在当时的职业、身份等，而大量的人名需要从各种人名词典等工具书人物传记书籍中查找线索，还有一些要通过竺家或浙大校友会等渠道寻求帮助，但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仍然会遭遇到许多异乎寻常的困难。据悉，目前已整理好的日记中的全部人名都作了留存，准备能够在《全集》的最后将全部人名都编入到一个总的索引中去。
期待“求全” 理解“存真”
在2001年《全集》编纂工作启动之初，以路甬祥院长为主任的编委会不仅为编纂工作做了很充分的社会动员，而且为《全集》制订了“求全”“存真”的编辑方针。无论是艰难地摸索编辑规范还是苦苦地寻找旧人行踪，《全集》始终在追求“求全、存真”的原则，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生道路，折射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樊洪业表示，“存真”就是要把日记真实原本地反映出来。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主要受当时思想和历史时代的局限，认为有很多东西不宜公开，因此对竺可桢日记史学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不够充分。日记里要记很多人、很多事，这就难免涉及到一些人在工作、道德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和错误。竺老平时对人很好，但在日记中写的时候则要真实地记下来某某人的一些表现，如果这些内容公布出来，可能有损某个人的形象。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禁忌或顾虑，把这些内容都隐讳或做一些技术处理，那么给读者提供的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是真实的竺可桢，也不是那个时代真实的众生相。《全集》因为是竺老遗存的著述，历史价值极高，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也是对竺老“求是”精神的一种遵循。
“存真”原则首先得到了竺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竺安先生表示，存真也是“求是”精神的一种体现，办任何事情都应该实事求是，任何人总归都有优缺点，不应该掩盖它，掩盖就等于歪曲历史。
2006年初，《日记》一、二集（1936～1938年、1939～1940年）的问世已引起了科技界与史学界的强烈关注，而樊洪业则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日记》的“存真”给予理解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尽快和更好地完成后续的出版工作。他在《关于竺可桢日记》中也写道：“人在历史途中，历史已成往事。人非圣贤，何况也不存在无‘过’之圣贤。乞望识者能以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精神和豁达的心态给我们以支持和谅解。”
据了解，今年年内，主编组和出版社拟于今年底推出1944～1949年的“日记”。他们在主攻日记的同时，还在不断搜求前四卷没有收入的文献。他们也通过记者向全社会呼吁，如果发现有新的竺可桢的资料，希望能够及时向《全集》编委会提供，这些新文献将被收入到《全集》最后的“补编”卷之中。
累科学垒土 积文化功德
《全集》的编纂工作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在已经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众多参与编订、校审和出版工作的人员组成的群体，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劳动。樊洪业说，虽然参与编订工作人员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每一个人都是抱着对竺老深深的崇敬之情，抱着求是的态度，非常认真地投身工作，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敷衍的态度，他由衷地感谢他们。他特别称道副主编李玉海的突出贡献。李先生曾任竺老的秘书，退休前长期在院机关做领导工作。退休后，克服家中的困难和个人身体疾病的困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内的相关图书馆，不断挖掘新文献，追踪新线索。他常说，尽管很苦很累，但每当发现一篇前所未见的新文献时，一种油然而生的喜悦就会掩盖掉一切。樊洪业说，在我们这个群体中，李玉海先生是专门与“全集不全”作战的“钻家”。
在《全集》的编委会中，有两位特邀校审，分别是今年已91岁的黄宗甄先生和89岁的陈学溶先生，由于《全集》的每道审校工作都要求逐字逐句地核对原稿，这对于已届期颐之年的两位老人来说，工作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其中陈学溶先生在参加审校工作期间曾几次病倒住院，而黄宗甄先生也多次因为疲劳而难以支撑，但他们在高强度的审校文稿工作中，投入了他们对竺老的爱戴之情，他们严谨、执着和敬业精神，对全体参与者都是极大的鼓励。
樊洪业先生在担任《全集》主编的同时，还从事着20世纪科学史研究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的相关工作，常年的伏案工作也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最严重的2003年期间，受病痛的影响已经很难用笔写字，连走路都一度非常困难，虽然他一直希望能够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但在身体最差的那段时间里，他首先想要完成的就是《全集》的出版。因为那时《全集》不仅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的资助，并且还得到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认为既有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 “我的身体真要是不行了，自己哪怕就是把这条命拼上也认了”。
《全集》编委会曾经先后与几家出版社联系过《全集》的出版工作，但都因为须交出高额的出版费用而作罢。后来机缘巧合，经卞毓麟和潘涛的沟通，上海科教出版社的翁经义社长就拍板决定全力承担《全集》的出版工作。提起此事，樊洪业总是很感慨地赞佩上海科教出版社的这种魄力，言语间流露着对出版社合作者们的敬意。
对于出版《全集》这样一部大书来说，出版社很难在短期内收到利益回报，但潘涛表示，《全集》是一种很特殊的史料，眼光不宜太局限于经济效益，这也是累科学垒土、积文化功德的一项事业。而出版社的很多编辑在做书的过程中，也都被竺老的毅力和人格所感染，体会到竺老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普通人，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都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虽然编辑工作非常艰苦，但真正将它做好之后又能体会到其中的无穷乐趣。
[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