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一课题组提交研究报告——

　　公务员岗位：有人没事干 有事没人干

　　本报记者 李新玲

　　随着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火爆，“公务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最近，正值公务员面试，这个话题再次升温。

　　3月6日，本报发表《公务员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引起广大读者关注。近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教授，他的看法是：多与少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结构不合理。

　　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

　　今年大学即将毕业的王桐毅，去年年底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但是没有通过。他倒不太在乎：“我父母希望我能到政府机关，以求工作稳定，但是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他经常听人说我国公务员人太多，有些机关人浮于事，他觉得年轻人在那样的环境里浪费青春。但在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的父亲认为他对公务员有成见，事实上公务员每天要做的事很多，常常忙不过来。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有分析认为，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

　　但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课题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财政供养人员与我国人口的比例，比起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要低许多；东亚的日本、韩国的“官民比”大约是我国的两倍，我国公务员与总人口的“官民比”大体上相当于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的水平。在世界上，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等福利国家，这两个比例都是最高的。

　　“之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公务员规模过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混淆了。”课题组的一位成员说。另外有些研究人员的结论所基于的数字也值得商榷，甚至出现过有人用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来解释90年代的“官民比”。

　　多与少不是关键问题

　　朱光磊承认，关于中国公务员多与少的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许多遍。许多人都会从身边经历和感受来推论出“公务员多”的结论。

　　一家企业的部门主管薛晓黎说，一说到公务员的数量问题，第一个在自己脑中浮现的就是去上级主管局机关办事，办事员在电脑前打游戏的情景。因此她直觉上同意我国目前公务员多了这一说法。但她承认，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数据或是事实根据来支持这一判断。

　　课题组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务员规模是受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的。通过多角度的统计和比较，证实中国公务员的绝对规模并没有过大，“官民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高。“但不是没有问题。”朱光磊说，很多人从自身的经历或感受中得出“我国公务员过多”的结论，是确有原因的。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公务员的比例、结构不合理，是公务员的“结构性过剩”和“运行性过剩”。比如，中央一级公务员偏少，可是越到地方、越到基层公务员比例越大。这是由于我国在纵向间政府方面实行的是“职责同构”模式的原因。

　　课题组成员张光教授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从1994年全国实行中央地方财政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一直吃紧，但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太多。有数据显示，地方公务员承担了实际操作任务的70％，可是，目前县级行政区（包括城辖区和县级市）及其以下行政区（乡镇和街道）的预算内财政支出，仅占全国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29％左右，也即地方政府以三分财力完成了7成的公共服务任务。“这种不成比例的现象，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很大比例的钱用于公务员开支，这就容易给老百姓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公务员太多了。”张光说。

　　张光教授认为，财政供养的人数过多当然是要警惕的。就政府规模问题而言，短期之内还是确实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现在，我国人口已经增加到13亿，再加上社会转型期大批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政府承担的任务自然就会相应增加。但据了解，从1992年到2004年，我国的公务员只增加了几十万。张光认为，由此看来，我国公务员的相对数量基本没有增加。

　　公务员队伍为何“人浮于事”

　　一提起父母进养老院的事，天津市民韩建刚就有满肚子的牢骚。他费了不少心思，送了礼，托了人，也没能把父母送进天津的公办养老院。韩建刚想送老人去的第二老年公寓有300多张床位，现在全部住满，还有三四百号人在排队等号。他感叹道：“送老人进养老院比送小孩进名校还难。”他不明白，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院越来越紧俏，政府为什么不投入？“总说公务员多，为什么该做的事没人做？”韩建刚不解地问。

　　课题组成员孙涛副教授认为，“小政府，大社会”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而言，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百姓民生方面，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政府职责及其部门配置恰恰是有矛盾的，具体表现在‘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他认为，现在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还是管得过多，而最应该监管的税收却还有许多漏洞，税收方面的公务员相对太少。另外，目前在社会管理、公众服务等方面，政府承担的职责也太少。孙涛举例说，我们国家正在进入老龄社会，像养老服务这种公益事业，政府目前并未有效地承担或加以规划。

　　朱光磊教授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对公务员多与少的争论，表面看是数字问题，其实是对中国整个政府发展状况的评价问题。由于中国在管理方面历史积淀的薄弱，我们在政府工作流程、管理细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够科学的地方，管理过于粗放，造成大量的人力浪费，效率低下和服务缺位。这是目前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人浮于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他还认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官本位”观念，导致我们的公有制事业单位都有一定的级别。这就难免会使公众把“有级别的人”与“官”联系在一起，使概念上的混淆进一步加剧，使公务员的范围就显得更大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是到了考虑逐步解决“官本位”问题的时候了。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