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成立于五四运动科学、民主大旗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科学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在创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对科学是无暇顾及还是有相应举措？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朗。

    《科学时报》：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运动后的社会背景下，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理念，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东朗：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是应用科学、探索科学，用科学思想指导来赢得胜利的过程，是应用和弘扬科学的过程。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背景而言，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大肆进行复古、崇古活动。“科学、民主”口号就是针对这种复古、崇古，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愚昧、封建而提出的。其强劲传播，形成了冲击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这样背景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理论。虽然在实践过程中曾出现过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错误，但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却是始终和一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行动指南，对于凝聚人心、指导革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来取得革命胜利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时报》：我听说现在有些农村的老百姓还在怀念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教他们识字的好处，像类似的识字运动等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是否也是一种科学的传播与普及？

    李东朗：是的。当时不但普通群众，而且许多革命者、战士，包括不少干部都不识字。通过识字运动、文艺活动等，有破有立，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科学民主的思想，传播了革命和科学的理念。

    识字运动非常成功，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许多都是从举办夜校、识字扫盲开始入手的。红军时期，一些部队在行军时，许多战士的后背都贴上字，以便一边行军，一边识字。实质上这些活动对于拉近群众与党和革命队伍的关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老百姓，深受没文化之苦，渴望子女上学，但又没条件，因此，共产党所采取的识字运动等普及文化和科学的举措，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是一个施政、动员人民的很好方式。

    抗战时期，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共产党在延安就开办了30多所学校。大量的培训，对于改变和提高革命队伍的文化素质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大规模地普及和传播了科学。

    另外，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苏区时期、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三次颁布新的婚姻法。对整个社会的震动非常大。新的婚姻观念和制度，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和礼仪是巨大的冲击，倡导了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新的风俗，不仅仅是对当事人，也带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对新的观念、思想的传播，影响很大。移风易俗，宣传、普及科学思想，带动了根据地军民思想意识的转化。

    《科学时报》：据说在延安时期，就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

    李东朗：通过教育来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包括马列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大创造。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和学校，解决了当时干部缺乏和干部知识、领导才能不足与知识薄弱的问题，提高了许多革命者的政治思想觉悟。比如，1933年，在中央苏区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在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民族学院、军政学院等，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传授了各方面知识，对于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和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筹办自然科学院，目的是“为了促使边区的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毛泽东在后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其后，又相继建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其他院校，培养了很多懂科学的人才。

    延安时期，共产党指示滞留在新疆新兵营的指战员，分组学习航空、汽车、坦克、机械等技术，有意识学习和掌握运用当时尚没有但是现代化的武器、技术。

    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吸纳各方面的科技人才，比较著名的如当时已经残疾的高士其、获得法国医学博士的何穆等，给他们很高的待遇。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每月的津贴只有5块钱，而这些专家的津贴是每月15块，并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一些医院，吸收了很多国外有成就的学者、专家。这种情况不仅在延安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如新四军中就从上海等城市吸收了大量的科学家、高级工程师和知识青年。

    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做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工作。著名的林学家梁希，著名的农学家、后来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金善宝等一批人，在抗战时期就逐渐靠近共产党。李四光、竺可桢等，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来的，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时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据说已经派人去国外留学？

    李东朗：关于留学培养人才，最早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些烈士子女及领导人子女去苏联学习，包括朱德的女儿、蔡和森的孩子等。40年代末又派一部分人到苏联留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有一部分党员的身份暴露，中央决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转移到东南亚和美国去。他们在国外往往是一边开展工作一边进入学校学习，许多人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学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地下党员通过国民党的渠道去留学，比如后来曾任驻英代办处主任的熊向晖、中国驻印大使申健等。当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时，党组织非常支持。周恩来曾对有机会但不愿出去留学的人说：“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想培养、想派人出去但没有条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利用而不放弃。”

    由于没有条件，当时党组织无法有计划地派人去英、美等西方国家留学，到这些国家留学的人不多。

    《科学时报》：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对科学的应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东朗：革命战争需要科学技术做支撑。中国革命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非常注重运用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为革命服务。由于是白手起家，利用的一切科技都是从头做起。最简单的就是枪械的维护、修理和制造，聘请城市的技术工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从红军时期就有。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西有“黄烟洞”军工厂。以“把一切献给党”而名满全国的英雄吴运铎，一直从事军械工作，抗战时期他土法制造了比子弹威力大得多的“枪榴弹”，制造了许多当时前线急需的武器，解决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战争。

    无线电技术也是革命战争最基本的需要。上世纪30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开办无线电培训班，研制收、发报机，编制电台密码等，培养了共产党最早的一批电讯机要人员。红军部队吸收、教育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电讯人员，建立了自己的通讯队。以此为基础，共产党的电讯机要队伍不断扩大，并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建设方面，共产党在根据地兴修水利、筑堤建坝，消除了经年的水患，促进了农业生产。如华中地区，国民党当局多次修都没有修好的堤坝，新四军组织百姓修好了。

    在医疗服务方面，各个根据地都做得非常好。根据地大都属于偏僻、落后的地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军队都十分关注老百姓的疾苦，积极派出医疗队、卫生队，治疗各种疾病，并运用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改变习俗、治疗地方病等。

    通过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共产党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这成为共产党争取人民、团结人民、密切与人民关系的一种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而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