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陕西就曾打算发掘乾陵，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暂不发掘，留待后人完成。虽然发掘乾陵的计划被禁止了，但在考古界，一场持久的纷争就此展开。最近，由于有的专家在“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开挖乾陵的观点，“挖不挖武则天墓”又成为争论的热点。

    几乎与此同时，云南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活动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7月20日，山东省对王羲之故居内的洗砚池完成首次大规模清淤工程，与此同时，不断从媒体传出“洗砚池内有宝藏”的报道，以至于管理部门不得不出来澄清，“宝藏”一说完全没有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主持“大遗址”秦都咸阳、西汉都城长安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主持汉唐帝陵的考古调查与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的发掘。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盛世收藏”的出现，人们对文化遗产事业越来越关注，在社会上初步形成了越来越重视文物、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的情况，这是多年来很难见到的好事情。但是毋庸讳言，在“好事”的后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看来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可掉以轻心。如当前刮起的“挖宝”之风，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挖宝”的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多样：

    其一，在考古发现中，重视古代墓葬，轻视遗址；在古代墓葬考古发现中，又是重视大型墓葬、达官显贵墓葬乃至帝王陵墓，轻视一般墓葬。在墓葬考古发掘中，则重视随葬品的遗物，轻视墓葬遗迹。如关于帝王陵墓的发掘问题，社会上不时会听到发掘秦始皇陵、打开武则天乾陵的呼声和舆论。倡仪发掘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现在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能够“完好无损”发掘这样帝陵的时候；理由之二是，对这些帝陵发掘之后比埋藏在地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理由之三是，利用文物，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我想上述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完全甚至基本解决出土文物的完整性、永久性、原真性保护问题，已有的教训是定陵出土的丝绸已大多被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已变硬、变色，各种各样出土金属器文物锈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没有进入倒计时，出土文物微环境变化影响及微环境数据的取得与再造都是处于探索与拟“研究”阶段。至于说墓葬中的文物发掘出土放在博物馆比埋藏于地下更好的说法，已被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事实所否定。把类似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等这类中国乃至世界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发掘出来，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以此为目的，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文物是国家、民族的历史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文化资源，所以文物的保护总是第一位的，而“利用”要“合理”，文物“利用”相对文物保护永远是“第二位”的。

    其二，是非法的“挖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盗墓”。看起来把“挖宝”与“盗墓”联系在一起，似乎太严重了！其实“盗墓”就是“挖宝”，也就是“盗宝”。目前社会上的盗墓、盗宝之风甚嚣尘上，这就是有的人为“宝”而不惜以身试法，他们把“宝”作为金钱的化身。有的有钱人对于“宝级”文物，不惜重金收买。有的是为了收藏，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有的就是把收藏这些“宝”作为一种最好的财富投资、固定资产升值的途径。有盗墓、盗宝的，有争相收买、收藏的。出现上述情况，至少可以说与社会上某些“拜金”思想有着直接关系，越刮越烈的挖宝之风，是社会上拜金思想膨胀的产物。

    其三，对于文物、考古资料重艺术、轻科学，重观赏、轻知识，是“挖宝”的另一个社会问题表现，虽然这种表现不是直接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挖宝”不是考古，“挖宝”与科学不相容。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拜金”导致“淘金”，文物考古领域的“拜金”、“淘金”就是“挖宝”，这种活动的实质是为了谋取最大经济利益。不管是“合法”的挖宝，还是非法的挖宝（实际上是盗宝或盗墓、盗掘等），它们都不是科学活动，都是与考古学水火不相容的。

    在“挖宝”之风到处弥漫的今天，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活动——鉴宝活动，其宗旨本应该是对文物科学内涵的鉴定与宣传、普及，这里的“鉴宝”应是正确阐发文物时代、特点、历史与艺术意义，给后人以科学启迪，促使人们通过文物了解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实际上这些鉴宝活动成为文物市场的竞价会。像这样的鉴宝活动，我以为还是少搞些，最好不要搞。这种不科学的鉴宝，所带来的社会负面作用，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在挖宝之风越刮越烈的情况下，也有不少重要的科学活动。最近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在云南举行了抚仙湖探秘科学考察活动，这种科学的探秘，与时下那种狂热的挖宝，二者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抚仙湖探秘”向人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从抚仙湖的形成、人类文化遗迹的沧海桑田之变化、历史文化的追寻、古代文明的探索、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历史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等等。又如，近年国家加大对“大遗址”的保护力度。“大遗址”是指遗址规模大，遗址科学意义大。这些大遗址一般没有那么多“宝”，挖宝者似乎对其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国家及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考古科研机构、文物保护机构及其相关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对其倍加重视。这是因为，这些大遗址是我们国家、民族历史的“脊梁”，比如像大遗址中的古代都城遗址，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是古代国家与民族历史的缩影、是人类生产发展水平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物化载体。国家文物行政主管机构、科学研究人员把它们作为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是非常科学的，这既是造福当代的科学之举，又是惠及子孙万代的科学功德。这与那种鼓噪发掘帝陵、竞相挖宝形成强烈对比。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当前严峻的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不允许我们有半点懈怠，更不能为了发展经济、发展旅游而不讲科学，转移文物保护工作重点，甚或不顾科学而鼓动挖宝，“挖宝”是与今天提倡“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刘庆柱)